一切艺术作品的创作都是人物形象的创造，动画电影作为电影的一个类型，它同样具备电影艺术的所有文化品质和美学特征，动画形象塑造是动画电影创作成败的关键。

国外的动画电影，其美学特征非常清晰，一看就知道，这是美国的，这是日本的，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比如日本的动漫，尤其注意塑造自己的民族英雄形象，赋予人物极强的民族个性特征，他们的动漫形象已成为日本公民中的一个成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中国动画电影出现了一批具有民族文化品格和美学特征的动画形象，至今深入人心。比如孙悟空、阿凡提、哪吒、三毛、葫芦兄弟、小蝌蚪、三个和尚等等。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尤其是动漫产业的推进，中国动画电影从资金投入到题材拓展、风格定位等诸方面全面开始学习好莱坞和日本。遗憾的是，这种学习很多却变成了跟风和模仿，跟在好莱坞和日本之后亦步亦趋，除了学到了别人的风格和技术，并没有学到好莱坞和日本动画中最动人的情感表达和丰富的想象力，反而因为太想追求国际化而丢弃了中国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独到的人物形象塑造。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动画作品不是太像日本动画形象就是照搬好莱坞的创意。因此，无论从形式还是人物塑造上，中国动画的民族文化特征亟待重新建构。

分析中国一些不成功的动画电影，除了题材贪大，主要是缺少幽默、诙谐、轻松的故事，缺少贴近现实、贴近常人情感的故事。动画人物太过沉重，动辄拯救地球、拯救人类，无所不能，人物身上往往集合了所有人的品格，附加的东西过多，缺乏个性塑造，缺乏想象力，成人观众看得都喘不过气，何况小观众？相反，《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成功恰恰是来自观众对片中形象的喜爱。比如灰太狼这个形象，本应是个反面形象，片中对它人格化的塑造却非常贴近现实生活，成了一个令人同情的“妻管严”，经常挨老婆平底锅的痛打，总想抓个小羊来巴结老婆；比如风靡全球的《米老鼠和唐老鸭》中，极其张扬、自作高傲、不可一世的唐老鸭，总是被可爱、温和、智慧的米老鼠捉弄，二者性格对比非常强烈；《西游记》的成功也是因为师兄四人鲜明的性格特征差异，孙悟空虽能上天入地，却抵不过师傅唐僧的一句咒语，师徒四人皆优缺点共存，不是完人和超人，以上的这些成功形象都能和现实中的人物找到对应的人物性格。所以，在动画形象塑造上，无论是神话、科幻中的形象，还是现实中的形象，都要有血有肉，要落地，切忌云里雾里，缺少人格化和贴近性。

动画电影更能实现人们无法实现的梦想，刻画出鲜明的个性形象。比如灰太狼的老婆一平底锅下去就把灰太狼敲扁了、唐老鸭常常被米老鼠用外力挤成一张纸片儿、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两个夸张的头型对比、胖熊猫的超强武功等等夸张的表现，都是深化人物性格的手段。动画形象的塑造，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要什么形象就有什么形象，要什么演技就有什么演技。随着动画技术的进步和动画从业者对动画技术掌控能力的提高，动画电影的成本是可预知的，可能会越来越低，因此，动画电影产业的前景非常乐观。

综观我们的动画电影创作，不外乎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形象。首先从历史文化名人中寻找形象；其次从民族民间文化中寻找形象。比如家喻户晓的孙悟空、阿凡提、花木兰、玉兔等经典动画形象；三是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形象。比如《家有浆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

除此之外，动画电影应善于从文学作品中寻找形象。近年来，儿童文学的发展非常繁荣，每年文学图书发行量排在前列的多是儿童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刻画是文学创作的灵魂，可以为动画电影提供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所以，动画电影创作不该忽视或轻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起码不能忽略来自文学作品中的灵感。

王维的“名大家”

明清诗论中对王维“名大家”的特殊定位不仅是介乎“大家”和“名家”之间的调和性观点，更是王维诗歌的独特成就在传统诗学批评标准之下的特殊境遇之写照。

中国历代诗学在评定一流大诗人的具体标准上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异，但基本要求一致，即人格高尚、才大力雄、超越时代、泽被后世。其中，道德标准是成为伟大作家的首要条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伟大”不仅取决于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还取决于作家本人在为人行事方面的崇高和磊落。杜甫得到“诗圣”的桂冠和普遍的尊奉主要就出于这种观念，所谓“论诗者观其大节而已”。同样，王维被主流诗学排除在“大家”之外的首要原因也就是其气节人格不够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王维笃信佛教，不是“醇儒”，所谓“耽禅味而忘诗教，此《三百篇》之罪人矣”。“陷贼”事件又于大节有亏，宋人对王维的指摘就是典型论调。而王维的拥护者为了提升王维的地位，首先做的就是强化王维诗歌的伦理道德色彩。如推尊王维为唐诗正宗的赵殿成在《王右丞诗笺注·序》中努力为王维“陷贼”事件辩护，强调王维的立身大节以及其诗中“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和“温柔敦厚”的一面，都是为了确立王维一流“大家”的诗歌地位。

兼容并蓄，富于学力，气骨沉雄，也是取得“大家”资格的必备条件。这从宋人以杜甫的“集大成”作为“入圣”的重要条件亦可见出，明代诗学的“格调派”也是以此推尊李、杜为“大家”。王维之所以“大家不足”，主要是其诗歌表现出的自然情韵与主流诗学倡导的学养和骨力之间的差距。由于重学力格调，轻自然情韵的思想在诗学传统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代表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山水短章向来被视为诗歌正统之外的“一偏”，以至于清初王士祯为了抬高王维的地位，也要强调王维诗歌中的“沉着痛快”。

清中叶以后，以翁方纲“肌理说”为代表的崇尚学力的“宗宋派”更是逐渐占据上风，对唐诗质实的一面的重视远胜于对其情韵的关注。在这种诗学背景下，王维显然是难以位列“大家”的，即使有王士祯倡导“神韵说”而独尊王维，仍无力颠覆诗学传统中的“大家”观念。在这里，王士祯明确指出以杜甫、苏轼为代表的“长江大河”是“大家”之境，以谢朓、何逊、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为代表的“澄泽灵沼”之境是“名家”之境。然而，论者也普遍感到，与诸“名家”相比，王维有不少接近于“大家”标准的地方，因此，仅以“名家”目之似不太切当：一方面“唐人诸体诗都臻工妙者，惟王摩诘一人”；另一方面，王维在“学问”“才力”方面都超出侪辈。

（有删改）

揭开“翻脸不认人”的面纱

不少人在见过别人一面后，下次再见面又不认识了，这种现象尤以知识分子居多。为什么会出现“翻脸不认人”的现象呢？法国研究人员发现，面部识别能力和阅读能力有一定的关联性，阅读能力强的人往往面部识别能力弱。

为什么知识分子面部识别能力弱？以往大多是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加以研究。直到最近，法国研究人员才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发现一种比较科学的解释。研究人员斯达尼斯拉斯•德哈恩等人通过磁共振扫描仪和电极帽扫描若干志愿者的大脑，结果发现识别面部和阅读都会用到同一脑部区域，而且两者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就是说，阅读能力强的人面部识别能力相对就弱一些，反之亦然。

为了测试上述假说，研究人员对3组人员的大脑进行扫描，包括10名不识字的人，22名于成人阶段才学习阅读的人，31名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阅读的人。

扫描结果表明，脑部与阅读有关的区域位置是视觉字形区，此区域连结声音与书写符号，在阅读时受刺激而变得活跃。在阅读时，阅读能力较佳者此区域更为活跃；当受测者倾听句子时，视觉字形区显示相同的反应。但是，当研究人员对受测者显示面孔照片时，能阅读者的视觉字形区活跃程度低于不识字的人。因此研究人员猜测，至少在脑部视觉字形区，阅读能力与面部识别能力相互竞争。

研究人员德哈恩等人表示，面部识别能力的损失与其阅读能力成正比。其实，这个结论只是个平均值的研究，人类脑区各个部分的功能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视觉字形区功能特别强大，这导致他们面部识别能力和阅读能力都很强大。

那该如何来弥补面部识别能力的损失呢？“勤能补拙”这句古训在这个方面也能起到作用。如果面部识别能力弱的人要想记住他人，可以在交往时多看一些别人的面部，在与别人交往时精力更集中一些，事后再回忆一下。等到下次和别人交往时，你就能知道谁是谁了。研究表明，中国人的面部识别本领较西方人弱，这是因为中国人在与人交往时往往不会像西方人那样直视别人的面部。

（选自《大众科技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