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作为“狐狸”的“刺猬”
陈少明
以赛尔·伯林曾把托尔斯泰描述为一只自认为是刺猬的狐狸，但我觉得，他自己却更像一只以狐狸的方式行事的刺猬。
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是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的一种发挥。它用以比喻两种相反的思想性格：“刺猬”的胃口大，喜欢对广泛的事物采取整体把握的立场，即把各种问题或见解都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去处理；“狐狸”则不然，关心的不是全，而是多，即多方面地追逐、猎取目标。伯林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进行分析。《战争与和平》试图提供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但吸引人的却是精彩的具体情节，而非那乏味的哲理。托翁生性是一只狐狸，却以为自己是刺猬。
毫无疑问，伯林不欣赏甚至厌恶大体系，这是由他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伯林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史家，其实更重要的是政治哲学家，是与波普、哈耶克齐名的自由主义思想领袖。这批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激烈抨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以历史决定论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他们把这种思想体系看作法西斯政治或极权体制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敌人。伯林是以《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斐声国际思想界的。他把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并把那些认为自由属于一种价值坐标，根据一种自然的、社会的或者是宇宙的完善计划来确定政治目标的思想观点都划归为“积极自由”，从中分析其导向社会控制的思想机制。这自然导致他以多元论反一元论的哲学立场，也即决定他反刺猬、反体系的思想基础。
然而，问题在于，是否可以由此把伯林看成纯粹的狐狸呢？也不尽然。刺猬只知道或关注一件大事，这一以贯之的“一”，可包括两层意义。一种是形式上的，即逻辑上把观念组织成一个整全的理论系统；另一种是实质上的，即思想上致力于维护一种价值立场。这在有些思想家那里，两者也许是统一的，如约翰·罗尔斯之《正义论》，但另一些人如伯林，两者则是不一致的：伯林反对大体系，但终生坚持一种价值立场。无论是写哲学评论，还是作思想人物的个案分析，其总目标都是为自由主义理想张目。所以我们也许能够说，伯林的行为方式是狐狸的，但抱负则是刺猬的。否则，他就不会是杰出的思想家。
与18世纪的狐狸当道不同，从思想学术的基本特性看，20世纪的中国是刺猬得势的时代。这是由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势决定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传统的社会结构及价值系统就日趋解体，世纪之交维新派的努力失败，结果是旧体系瓦解，价值真空出现。从“五四”时代“问题与主义”论战开始，进入刺猬角逐的时代。但是刺猬得势而没有得逞，在这个世纪末，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等待刺猬的时代。目睹或经受过某种刺猬的祸害的一代人文知识分子，多数会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是不谈价值，回避立场，做纯粹的狐狸；一是勉为其难，侈谈主义，依然做没有建树的刺猬。因此，以赛尔·伯林思想性格的分析，应该启示我们大多数人作出新的选择，那就是，以刺猬的抱负，做狐狸的工作，不迷失自己的价值立场。
（有删改）
【小题1】请简要分析本文的论述层次。
【小题2】作者认为以赛尔·伯林“更像一头以狐狸的方式行事的刺猬”，结合全文，概述作者这样认为的依据。
【小题3】结合文章内容，说说最后一段中“等待刺猬”的内涵。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赋予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题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由于数字化记忆的发展，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发生了反转，记忆变得更加容易。

B．人的主体身份所以被数据化，是因为个人信息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太高。

C．“被遗忘权”和“隐私权”的提出都是为了对抗大数据，不过前者更积极一些。

D．我们要对抗数字化记忆霸权，就要成为数据控制者并构建他人的数字化记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总局将争取在年底形成较成熟方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小组”已草拟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民阅读工作中需要立法推动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我国国民的平均阅读水平低于世界文化强国水平，需要采取有力的推进保障措施；未成年人阅读状况不容乐观，亟待改善；国民阅读公共资源和设施不足、不均衡；阅读内容良莠不齐，需要积极引导和扶持；全民阅读工作缺乏统一规划、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
(摘编自璩静 王帅《全民阅读立法列入国家立法计划》）
材料二 ：
2006年，“国民图书阅读率持续6年走低”的新闻就刺激过公众。随后，与阅读率低相关的具体事件，持续不断地走进公众视野。2007年，新华社报道，上海等地的一些中小学教师课外阅读非常缺乏，几乎处于“不读书不看报”的境地。印度工程师孟莎美的《不阅读的中国人》说，他在法兰克福飞往上海的飞机上发现，玩ipad打游戏的基本都是中国人，没人读书。而“德国乘客大部分是一杯咖啡、一份报纸、一本书，或者一台笔记本，安静地阅读或工作”。
纵观国外的经验，可知推动国民阅读是国家大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时提出“美国阅读挑战”的运动，明确了国家、地区和公共团体在读书活动中的责任。韩国在1994年就颁布了《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 2001年日本制定《关于推进中小学生读书活动的法律》，规定了读书活动的理念方法，2007年议会又通过了《读书文化振兴法》。
（摘编自伍少安《立法有助让阅读成为常态》）
材料三：
提升全民阅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通过政府力量来推动这一事务，成功与否取决于很多因素，我们的阅读立法的效果如何，未来还有待观察。在此项立法要推动解决的问题中，除了阅读资源的不足和不均衡外，对于当前公民阅读所呈现的问题的病因的诊断方式仍未能充分公布出来。提及的阅读资源这一点，据之前北京市社科院的一项调研显示，文化馆、档案馆、基层图书馆和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场所，年均光顾率不超过5次的受众比例均超过了90%；超过一半的市民一年中从来不去这几类文化场所，资源闲置状况严重。在搞不清社会为什么拒绝阅读的原因之前，如果仅仅从形式上推动公民阅读的氛围，可能沦为形象工程。
立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更何况是涉及公民精神的问题。知识有其自我传播和自我筛选的过程，优秀的精神食粮能通过阅读传速出去，同理，没有价值的书籍将很快被淘汰，对阅读内容的硬性规定，更应慎之又慎，防止知识的自我淘汰机制发生扭曲。
（摘编自李大超《新京报：阅读社会离我们有多远》）
材料四：
事实上，就实践效果而言，针对具体事项的专门立法，多数时候生效迅速、效果较佳。也正是有过往成功先例铺底，立法促进民众阅读的尝试，自然前景可期。
有必要厘清的是，全民阅读立法所具备的双重属性：于社会而言，它是对公共治理目标的梳理、申明，启动及主导着某些资源的重新分配过程；于民众而言，它是一部不具备强制力的倡导性法律，并不会直接介入、干涉个体的阅读生活。具体来讲，《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所能影响的，乃是出版业的提振、社区图书馆的建设与标准化、阅读文化的传播等宏观方面。
(摘编自然玉《立法促进阅读，应做的与不应做的》)
【小题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我国国民阅读率低，是促成全民阅读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B．有的地方阅读公共资源不足，而有的地方资源闲置，公共阅读资源的配置也是影响全民阅读水平的重要因素。

C．为了解决国民阅读率低的问题，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都通过立法，明确了国家、地区和公共团体在读书活动中的责任。

D．知识有其自我传播和自我筛选的过程，为了避免干扰知识的自我淘汰机制，在为全民阅读立法时，要慎重对待对阅读内容的硬性规定。

【小题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两项是

A．根据材料信息，尽管为全民阅读立法能有效提升全民阅读水平，但是需要面对的问题还有很多，引发的争议也不少。

B．对于全民阅读立法，材料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看法，材料二认为应该立法，材料三反对立法，材料四认为立法的影响力有限。

C．材料一认为对于阅读内容要通过立法来进行引导和扶持，材料三认为阋读内容属于公民精神范畴，立法介入应谨慎。

D．材料四认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一部法律，因为它不具备强制力，无法介入和干涉个人的阅读生活。

E. 要提高国民阅读率，除了通过立法推动外，还应该考虑更多的办法和举措，一是因为导致阅读率低的原因是复杂的，另外法律也不是万能的。
【小题3】综合分析材料提供的信息，概括上述材料是从哪些方面来探讨全民阅读立法这一问题的？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文后小题。
《儒林外吏》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几乎完全背离。清代，小说日益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所作，他们厌弃流行的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吴敬梓也是如此。他对杜全各个阶级的人们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认识，目光变得敏锐。同时，以他的朋友和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为创作原型，用讽刺的笔触现实地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意在将小说从流行宗教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此前的《西游补》《醒世姻缘》皆系纯粹虚构之作，它们的作者仍然用职业说书人的惯用文辞。相反，《儒林外史》则极少这样做，在这部小说里，多运用口语化的散文笔调，使得描绘的片段第一次与叙连的正文有机结合起来，让那种运用诗词和骈文进行的雕琢描写明显消失。作者有意避免那些公式化的诗词描绘用语，从而证明他已根据自己对不同人物和地点的观察来描写。南京、杭州等江南城市中的美丽风光和丰富的日常生活在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再现。此外，方言和俚语已很少使用，他已自觉地适用“国语”或民族的白话写作，这种纯净和富有表现力的叙述文体，成为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竟相模仿的对象。
吴敬梓写作的时代，正值乾隆年间，满族统治达到极盛阶段。崦他的小说写的是先朝明代事情，他对于退出官场正直性格的褒奖经常被认为是对满族统治的间接批评。但是在他现存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明他有意和统治者不合作的例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假托在明代不仅是便利的缘故，而是他对明代历史表现出积极的兴趣并予以尖锐深刻的评论。
（节逸自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有删改）
【小题1】《儒林外史》为什么能“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几乎完全背离?
【小题2】《儒林外史》在小说语言艺术上有哪些贡献?请简要概括。
【小题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吴敬梓《儒林外史》）出，秉待公心，指摘时弊，与本文作者观点是否一致?请结合最后一段作简要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不要失去一个民族的教养
季剑青
在文化的传承中，历代积累的经典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经典由于文字和时代的暌隔，往往不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为了使经典成为一般读者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前辈学者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1938年，朱自清受杨振声的嘱托，开始写一部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教科书。此后几年，在昆明和成都以及来往于两地的旅途中，朱自清一直没有停下这本书的写作，1942年以《经典常谈》为题终于出版，几年间仅在文光书店就印了五次。季镇淮称赞它“言之有据，深入浅出，意无不达，雅俗共赏，运用现代语言，讲述古史内容，令人读之不厌”。
同样致力于经典普及工作的还有钱穆。上世纪50年代，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讲学时，即有意写一部通俗的《论语》注解，使初中以上学生人人能读。钱穆早年就著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对先秦诸子特别是《论语》浸淫日久，用力甚深，写这样一部书本来并不是难事。然而钱穆反复斟酌体例和文体，数易其稿，直到1963年才最后写定，题为《论语新解》。对于一部通俗著作如此用心经营，不能不让人感慨于前辈学者的严谨与认真。
这样一种严谨与认真的态度，归根结底，仍是出于对经典怀有的敬意。钱穆在《论语新解》的序言中谦逊地表示：“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换句话说，钱穆并非要在《论语新解》中贩卖一己的“心得”，而是备采前人的各家学说，加以申述，给读者以最为通达简要的知识，目的仍是让读者“直明《论语》本义”。
在后来撰著的《孔子传》中，钱穆更是明确地希望读者借助此书，继而“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不要认为读了此书，就以为“对孔子了解尽其能事”。其实朱自清写《经典常谈》，也是同样的用意，他希望读者把这本书当做一条船，借它“航到经典的海里去”，“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钱穆和朱自清都认识到，经典普及工作并不能代替经典本身，它们的意义是让读者亲近经典，接触经典。经典的普及不是把经典通俗化甚至庸俗化为当下实用的知识，而是充当灯塔和航船，把读者的心灵引入到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中去。这就是朱自清所说的：“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怀抱着如此庄严崇高的宗旨，下笔临文时自然不会苟且轻慢。
也正因为此，他们也就不会随便迁就和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不会为了书的好卖而牺牲了经典的尊严。钱穆在写《论语新解》的时候，本来为了通俗，打算全部用白话，然而写了四分之一就后悔了，推倒重来。因为《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如果全用白话来阐释宏深的义理，一味追求浅显，就像“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所以最终改成了浅易的文言，只是在每一章的结尾，用白话对全文做一个翻译。
自然，这一切都要求作者本人对经典要了然于心，了然于手与口。有如此的热忱，又有如此的学力，《经典常谈》和《论语新解》才成了新的经典。只是如今，有心、也有能力做这样工作的学者，已经很难见到了。
【小题1】下列说法中符合文意的两项是（）（5分）
E．钱穆希望读者能借助《论语新解》，进一步阅读《论语》及其他先秦经典。

A．一般人对经典的理解有困难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

B．钱穆在《论语新解》中既申述了前人的各家学说，又提出了自己的个人见解，目的就是让读者“直明《论语》本义”。

C．《经典常谈》与《论语新解》虽是通俗著作，但都成了新的经典。

D．钱穆认为用浅易的文言写《论语新解》，就好比拿嚼过的米饭来哺喂他人。

【小题2】下列对“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经典训练不能取代经典本身。

B．这句话是对学术通俗化和庸俗化的批判。

C．经典训练是读者理解经典，感受民族文化的必由之路。

D．经典训练的宗旨是要让读者接受经典的精神滋养，使文化传统得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小题3】（小题3）关于“经典的普及”，文章针砭的时弊有哪些？（4分）
【小题4】《经典常谈》和《论语新解》为什么能成为新的经典？请根据文意回答。（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