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创作成就及其获奖的意义

（1）莫言获奖已经是事实。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毕竟是中国作家第一次以中国人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应该理解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国家)的地位不断增高的见证。中国现代文学从鲁迅开始，就有过多次被提名，但那时，中国文学被翻译成西方文字出版的作品寥寥无几。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影响逐渐扩大，起初还是中国官方组织的翻译出口，后来逐渐通过西方汉学家的翻译介绍，但基本上还是在高校或者汉学界流通。到了新世纪以后情况出现了根本变化，中国一线作家的作品，如莫言、余华、王安忆、严歌苓、苏童等人的小说，都是由欧美国家的主流出版社主动来推动翻译，使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商业图书市场，这就证明了中国文学在国际上影响的提高。莫言的获奖不仅仅是莫言本人的成就被认可，它也包含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关注。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学在新世纪以来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这是一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历程和痛苦经验所换得的。

（2）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飞跃性的发展，这在全世界有目共睹；    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近百年来饱受苦难、贫困、战争、耻辱的长期折磨，一旦经济迅速起飞，过程中  要拖泥带水，藏污纳垢，造成巨大的社会震荡，     导致社会各种矛盾尖锐爆发：繁华与腐烂现象同体共生，贫富不均加剧，社会矛盾和伦理冲突骤然尖锐，外在的狂欢假面舞会掩盖了内在的紧张感，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等等，这一切都刺激了文学创作，迫使文学直逼社会转型中的大量感性的生活素材，也迫使中国文学重新回到一百多年前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古典现实主义大师们的立场和视角。在重振雄风的新世纪中国文学行列里，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们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人到中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历练，最终形成了丰富的表达自我的成熟风格，而他们的美学追求，也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在这个作家行列里，除了莫言以外，至少还有贾平凹，张炜，王安忆，张承志、严歌苓、阎连科，余华，刘震云、韩少功、苏童、格非、林白等等。

（3）莫言是当代最有代表性，也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在新世纪连续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生死疲劳》(2007年)曾经荣获香港浸会大学颁发的第二届“红楼梦”文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大奖；另一部《蛙》曾经获得中国茅盾文学奖。这两部小说都以非常尖锐的描写，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的苦难历程，中国农民对于土地与生命权利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由于作家深刻洞察了中国社会的本质，1950年代以后，国家为了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经济状况，在农村政策上采用了过激的土地集体化的政策，控制了农村的所有生产资料；同时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制止农民无节制地生育。而土地与生育，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所寄托了全部人生理想的两大领域，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生育是农民家族生命延续的基本形态，这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农民的生与死的全部意义的隐喻。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莫言那样如此深刻地感受了中国农民难以言说的悲痛；也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如此尖锐地表达了中国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真实处境及其软弱而无效的反抗。作家在《生死疲劳》中刻画了西门闹死后冤魂不散坚持申冤，农民蓝脸为维护自己的土地而苦斗终身；在《蛙》里写了农村医生“姑姑”的残忍、疯狂以及变态心理，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学典型，这些人物故事以独特的中国经验为人类表达追求自由的理想，提供了新的美学探求。

（4）应该说明的是，尽管莫言在创作中表达了对农民苦难的强烈愤怒和深刻同情，但是这些小说作品都是第一时间在中国国内正式出版，而且因为其尖锐的批判立场和有趣的叙事形式赢得大量读者的关注和尊重；莫言在文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已经是一个客观社会存在。这首先要归功于莫言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其次要归功于他的魔幻神秘的写作技巧和艺术形式。前者使他始终站在中国现实的土壤里进行写作活动，并且在中国读者群体中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一点很像他的前辈鲁迅先生，一辈子在深刻批判中国社会，但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这是需要高超的生存智慧和战斗能力；后者使他的小说叙事始终建立在一种形式奇特、感觉陌生、甚至是表达晦涩的先锋文学结构之上，如《生死疲劳》、《蛙》的叙事结构都套用了中国佛教传统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荒诞形式，以及创造性地利用了《西游记》、《聊斋》等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地狱、幻境等神秘意象，使他的尖锐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都包裹在丰富的叙事艺术中表达出来。艺术的力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节选自2012、10、16《文汇报》，作者陈思和，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①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别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②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患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促、互鉴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③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合,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④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 “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上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⑤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达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的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⑥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恭敬”连用，表示态度温顺和蔼。古时候，这两个字却各有侧重，“敬”是内心修养，“恭”则是这种修养的外在反映或者显现。

先说“敬”。在儒学看来，人心（性）至善至妙，但是作为个体，人在出生之后，就会受到各种后天欲望、情绪的干扰，从而使至善至妙之“心”受影响、被遮掩。如何才能保证不失本性之真呢？也就是说如何才能保住个性且使之与集体意识一致呢？这就必须要持“敬”。朱熹曾说“主一无适之谓敬”，他所说的“一”，不是特指某一具体事或物，而是具有丰富儒学内涵的哲学概念，是“道”所生之“一”，也就是最为纯真的人之天性。而“无适”并不是无所适从，而是持守专注，不起别念。可以看出，朱熹所理解的“敬”就是将全副心思用到对“道”的体悟和把握上。宋儒曾拿《礼》中“执虚如执盈，入虚如有人”这两句话解释“敬”：拿一只空杯子，也应该像拿一杯盛满开水的杯子那样；走进空无一人的房间里，也要像走进有人的房间里一样。不能因为没有开水，就掉以轻心，马马虎虎；也不能因为房间里没有人，而生轻慢之心和不好之念。否则，杯子会因大意而摔掉，心性也会因邪念而亏损。“敬”在日常实用当中，其作用也是如此之大！

再说“恭”。所谓“恭”就是“敬”的外在表现。现代心理学已经揭示出，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就必然会有相应的表情或身体语言表现出来。“敬”的内养，也无一例外地会表现在外表上，那就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一幅端庄肃穆的样子。宋明以来，道学家们往往方巾葛袍，严于治家待人，不苟言笑，“坐如尸，立如斋”，透出来一股僵腐之气，所谓“道貌岸然”，指的就是这种形象。在儒学统一的价值标准下培养出来的道学家，也有着统一的行为规范和言行举止。表面上看，似乎是超凡脱俗的必然产物，事实上它不仅扼杀了个性，而且也从根本上与孔子“因材施教”的精神相违背。“道貌岸然”，恰好是儒学走向僵化的标签。

宋儒忽然从先秦经典里找到一个“敬”来解释修身的手段，很可能是受佛教重“定”的影响。儒士们持敬的态度，跟僧侣日常的修为做早晚功课很是类似。更主要的是，持敬要求专心一致，也跟“定”中之境有几分类似。一般所谓“入定”指思绪不起，使慧心呈现；而持敬也是专心于一处，不作他想，以便内养充盈，真性流露，通于大道。若果真如此，那么，宋儒重敬，还说明了另外一个儒佛融合的问题。不过，敬到底还有儒学色彩，因为敬时精神守持一处或专注某物，而“定”则打断了与现实生活的一切束缚，是精神自由生慧得“悟”的必要手段。二者一重“有”，一重“无”，这也许可以说是儒佛二教价值指向上的不同的必然结果吧。

虽然“恭敬”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着很浓的封建色彩，甚至给人僵化和腐臭之味，但是，作为内修的一种手段，恭敬要求个体以温和的态度待人接物，却是值得肯定的。任何时候，盛气凌人总是给人留下坏印象，而且也损害了自己的人格，不如温厚和顺给人亲切感，这一点，却是必须记住的。

（选自《传统文化导论》）

世界上有没有两个长得完全一样的人呢？截至目前，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人的相貌到底是如何决定的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基因。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或者同一个族群内部的个体，因为基因相似，往往有着相似的外貌。但是，同一个族群的不同成员之间的相貌也有细微差别。这些细微变量以及它们的各种排列组合的总数是惊人的。问题在于，人类只有不到3万个基因，其中直接负责脸部结构的基因更是少得可怜，它们当中大部分还是和某些遗传病有关的，比如唐氏综合征患者特有的脸型。除此之外，负责健康人相貌的基因数量非常少，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

所以说，决定人类相貌的不仅仅是基因，而是整个基因组。

所谓基因组，指的是人类23对染色体上的所有DNA序列，基因只是其中负责编码蛋白质的DNA片段而已，它们的总长度加起来只占人类基因组总长度的2%。换句话说，人类基因组当中有98%的片段都不直接编码任何蛋白质，因此曾经被科学家们称为“垃圾DNA”。后续研究发现，它们并不都是没用的垃圾，其中含有大量具备调控功能的DNA片段，这些片段就像电灯开关，负责启动和调整基因的功能。如今该领域已经成为基因组研究的热点，因为这些调控基因是很好的药物靶点，也是解开很多生命之谜的关键所在。

作为哺乳动物，小鼠脸型的发育过程和人类非常相似。美国科学家艾克索尔·维瑟尔博士及其同事们决定从小鼠胚胎入手，找出所有与脸部发育有关的增强子（Enhancer）。增强子是基因组中特定的一些DNA片段，能够有针对性地调控基因的功能。最终研究人员一共找到了4399个与脸部发育有关的增强子，其中一部分增强子属于基因开关，比如可以让某个基因只在鼻子上发挥功能，却在面颊上失效。另一部分增强子则可以联合起来调控各个基因的活性，从而调整脸的各个部分的比例。

这个结果说明，虽然负责脸部发育的基因总数很少，但负责基因功能的调控因子的数量却非常多，正是这些调控因子的存在，才使得不同小鼠的长相各不相同。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研究人员还通过基因工程的手段培育出一种转基因小鼠，其体内有3个增强子被去掉了。结果这批小鼠的相貌全都发生了细微但却统一的变化，可以很容易地和对照组区别开来。

从进化的角度看，这种调控方式是非常聪明的。基因是生物最重要的资源，轻易改变不得。用增强子的方式来调控，可以让小鼠不用改变基因本身，就可以单独地调整脸部各个部分的比例。

最后，研究人员测量了这些增强子的DNA序列，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在人类当中找到同源序列，这说明人类很可能也和小鼠一样，是通过增强子来控制相貌的。人类基因组中的基因总数虽然很少，但增强子的数量可以非常多，这就是为什么人的相貌会如此不同的主要原因。

（选自袁越《人的相貌是如何决定的》，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