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命脉，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符号标识，是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础，使用、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字，是一种文化情怀和文化责任。汉字不只是简单的文字，更是中国人的思维之根、文化之根、情感之根。有了汉字，才有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才有了中国五千年绵延不绝光辉灿烂的文化。目前，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取得了辉煌成绩，但在汉字传承方面形势严峻。

第一，国际文化竞争日益加剧。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文化全球化，虽然文化全球化也有双向交流的性质，但是文化全球化并不是平等的全球化，而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实力竞争的全球化。文化霸权、文化单一性与弱势文化、文化多样性的矛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激烈。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全世界的政府交往、经济贸易、学术交流都用英语，而且互联网上的材料90%左右也是英文。相比而言，汉语使用人口虽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其地位和影响力却与英语无法相比。据媒体报道，近年来亚洲个别国家曾有意将汉字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消息是否属实，这说明汉字发明权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作为发明汉字的中国人，一旦汉字被其他国家作为非物质遗产申报，如何对得起自己的祖先和后人。

第二，国人对汉字的重视程度不容乐观。目前，在国人的心目中，汉语的地位远没有英语重要，汉语学得好不好无关紧要，只要英语学好了就可以拿学位和出国留学。现在中国人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一直到硕士博士毕业，前后长达二十几年。英语学不好，上不了好大学。过不了四六级，有的学校规定拿不到大学学位证或硕士博士学位证。参加工作后，英语不过关，不能晋升职称。而作为母语的汉语，就没有这种高规格的待遇。正是这种制度和规则的导向作用，使得汉字和汉语的地位不断下降。

第三，媒介转型加速了人们对汉字的遗忘。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快速发展，手机使用的普遍化，汉字书写由原来的毛笔与硬笔日益转变为键盘和拇指。一项针对书写的调查结果显示：37%的人经常提笔忘字，甚至很多不难的字都忘了怎么写；22%的人写字时依靠的是电脑，而不是笔；16%的人觉得除了名字写得还行，其他字基本没法看；13%的人去外面听课或者开会，最怕的就是记笔记。键盘化、拇指化，已经让人们体验不到汉字书写带来的愉悦，千篇一律的印刷体代替了富有个性和温情的手写体。汉字书写水平的整体下降，带来的更多是对于汉字的隔膜与疏离。

第四，流行文化对汉字的冲击。目前网络流行语、时尚流行语、娱乐节目语言、广告语的泛滥造成大量对于汉字的更改与颠覆，使原本规范化的汉字变得不伦不类。例如把没有写成“木有”、同学写成“童鞋”，妹子写成“妹纸”，悲剧写成“杯具”，什么写成“神马”，还有一些生造词，如“十动然拒”“人艰不拆”等，至于为了书写方便而出现的难以认出的简化字更是比比皆是。这种对汉字的滥用与破坏使原本美丽的汉字变得丑陋。

今天汉字传承面临着内忧外患，提高对汉字传承的认识水平，激发国民对汉字的热爱，捍卫国家文化安全，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摘编自汪振军《汉字传承与国家文化安全》）

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就不能有正确的思维，思维就是混乱的、漏洞百出的、自我矛盾的，乃至往往是错误的，以至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学音乐的，应该懂得些声学；学美术的，应该懂得些光学；学艺术体操的，应该懂得些力学；学人文的，应该懂得些科学技术。

《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巨著，光照古今，流传不朽，但也存有不掩瑜的瑕点，例如，林黛玉入贾府的年龄，多处有矛盾，这也是曹雪芹这位伟人在创作《红楼梦》时在逻辑上失误之处。然而，正因为逻辑思维执着于前后一致的严密，因此，一般摆脱不了现有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框架，难于飞跃，难于求异，难于作出超脱现有模式的重大的创新。

而文学艺术恰恰与科学相反，不是追求抽象，不是直接表达共性、普遍性，而是着手个体，着手特殊，通过个体、特殊的形象来反映共性、普遍性；因此，必须力求从不同侧面、从不同个体、从种种特殊，来创造新的形象，来深刻反映事物的共性、普遍性。正因为直接表达的是侧面、是个体、是特殊，从而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给观赏者、阅读者、研究者去思考、去领悟、去追索、去开拓；极为精炼的中华诗词，就更是如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写登鹳雀楼，还是哲理之言呢？“杨花榆荚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飞”，是写暮春的杨花榆荚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写诗人无比喜悦之情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不管怎样，这些名句，都是合乎客观实际，合乎逻辑的。

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怎么美化或丑化，不管怎么夸大，寥寥几笔，确如此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不是其他，而是同现代数学一个分支即“拓扑学”有着紧密关系的。“拓扑学”是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始终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叫做“特征不变量”，这几笔就是“拓扑学”的“特征不变量”。严肃音乐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的“不能不像，不能真像；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所谓的“神化”，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就连摄影，如果是艺术照，就决不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搬上照片，而应加以“艺术”处理，分出轻重浓淡，突出主要，突出本质，这不是科学又是什么？“春秋笔法”下的用字用词，是“杀”？是“弑”？是“诛”？是“戮”？是“斩”？用之不同，所表达的人际关系、事件性质及所作的褒贬评价则大不相同。诗眼、词眼、文眼，也正是用以集中地深刻地揭示事物的特征的。

正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阅历广泛，深入实际，深入思考，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由定性到定量，才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事物的特征。“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始第一句中的“环”字，滤去了词句水分，浓缩了语言容量，揭示了滁州为群山环绕特征，一字可敌万语。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一个在小小空间的红杏枝头，一个在辽阔空间的锦绣江南，都生动深刻、内涵极为丰富地展开了春天的欣欣向荣的画面。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10个字，10件事物，6点景色，描绘出了行人秋晨离开荒村野店匆匆上道的有声有色的凄凉景象。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华诗词用词用字最为精炼，从而也最能抓住事物本质，突出事物特征，反映事物主要方面。

（选自阳叔子《科学人文相融，爱国创新与共》，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