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总会给人一些神圣感、威仪感，靠近它们会有一种灵魂被触及的感觉，可是如果把偶像过分的世俗化、庸俗化，就成了“呕像”了。比如河北某地的奶奶庙就出现了手把方向盘的“车神”，对普通人吃喝拉撒声色犬马的欲望都进行了精细化管理，有“钱”必“应”；北京某地的财神庙里的塑像，则直接让裸体的美女坐在了财神爷的大腿上，那“教化”意义，直白显豁，唯恐别人不明白、不掏钱……或许有人会说：那是民俗，是文化，是发展旅游的需要。

其实并非如此。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毋庸置疑。但什么叫文化？一般认为，“文化”乃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此语出于《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民俗是自然规律和文明道理在生活中的“形象化”，饮食男女、生老病死，无不被“文而化之”。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总有一些超乎肉体的精神性的东西，它们以某种偶像、节日、仪规、禁忌、图形等等形式存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散发出某种精神的力量，对人们的道德、言行、审美、价值观等进行潜移默“化”，甚至可以渲染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一定程度上塑造出一个地域的、民族的文化性格。所谓东北人的豪放、山东人的热情、湖南妹子的泼辣、苏杭女子的曼妙，主要是地方文化濡养的结果。

民俗文化有明显的时代性、地域性，同一个节日在不同的地域传播，总会有大大小小的不同，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发生学、传播学过程。但是就影响力而言，层级越高，就越带有超越性和高尚性。一村一落的民俗，只要满足普通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老少平安的基本愿望就可以了。一省一市一个国家的民俗，就必然要承担起更为普适的包容的美好的社会责任。层级越高的民俗，越是摆脱了具体的实用价值的，具有了某种道德和信念的力量。是一种普通人难以企及，但是值得所有人仰望和追寻的“星空”。也就是说，民俗出自于俗，却最终指向雅，包含着从平庸生活中超拔出来的向上的渴望。

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打着民俗旗号的“伪民俗”，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投机取巧思想在作祟。那些为了旅游开发编造出来的故事，为了满足违章开车免受处罚的侥幸心理而生造“车神”，为了贪污腐败不被发现而求菩萨保佑，为了迎合财色双收的低俗愿望而“创造”出一个裸女坐怀的财神像……都属于上不得台面的伪民俗、恶民俗、丑民俗，是走向了“文化”反面的精神霉菌。

真正的民俗是在民间自发生成的，永远处在不断传播，不断升华、丰富、美化的动态过程中。它符合绝大多数人向真、向善、向美的共同的心理诉求，它所形成的文化氛围对所有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存发展都无害，它是所有人共同营造又总能反哺于所有人的“文化共同体”。伪民俗是负面的文化，有害的文化，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不会给这种糟粕留下存在的空间。一时的兴盛，迟早会招致灭顶的结果。这一方面是文化自新的内在力量，也是先进的文化思潮、正确的社会力量，以及党和政府恰如其分的干预。民俗的意识形态属性表明，放任自流的民俗经常会跑偏、变质，最终伤害到每一个人。

《礼记·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这说明主流价值观对民俗的教育、引导是必要的。而对民俗发生影响的理想状态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适应了文化传承规律的循序渐进，是充分尊重了人民群众基本的认知、审美、心理和既有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之后的“移异”。

（选自刘加民《警惕“伪民俗”》，《光明日报》2019年10月20日12版，有删节）

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纣王的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 兵伐商。当时，周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进至牧野。纣王惊闻周军来袭，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以数量而论，商军的兵力超过了周军， 但由于匆忙结阵，士气低落，加上奴隶们阵前倒戈，最后招致惨败。对此，《尚书·武成》 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 血流漂杵。”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里的“书”特指《尚书》，亦即《书经》。《武成》是其中的一篇。孟子认为，《尚书》 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理学家 张载、朱熹等，还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强调读书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 疑”，要“濯去旧见以求新意”。道理就在于，怀疑方能开启觉悟之门。

《公羊传》中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其实，成文的历史，又有哪一种不是间接的传闻呢？那类“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事，所在多有。何况“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专门揭橥了古代一些典籍增益其事以致失实的现象。他说，《尚书》中赞美帝尧的德政，说是“协和万国”，实际上，当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说是“万国”，“褒增过实”了。他还举出《尚书·武成》篇：“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助战者多，故至流血如此”。“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再者，“周殷士卒，皆赍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这种种陈述与批驳，都至为确凿。古时是这样，那么近世呢？王充接着又列举了汉代言过其实的事例：郎中贵光上书光武帝，言汉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以颂美文帝。光武帝当即予以驳斥：文帝并不居住明光宫，断狱也不是三个人，正式澄清了事实。为此，王充慨叹道：“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

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如果把包括《诗经》在内的经书都看作史书的话，那么，对其所记失实予以切责，当然没的可说；但《诗经》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如果句句都去这样要求，就有些失之过苛，甚至是“刻舟求剑”了。比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充加以批驳，说其声高远，可以，“言其闻于天，增之也”，“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这就未免吹求过苛了。看来，学术研究应该合理区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选自王充闾《国粹人文传承书》，有删节）

莫扎特的作品跟他的生活是相反的。他的生活只有痛苦，但他的作品整个儿让人感到快乐。他的作品是他的灵魂的小影。这样，所有别的和谐都归纳到这个和谐，而且都融化在这和谐中间。

后代的人听到莫扎特的作品，对于他的命运可能一点消息都得不到；但能够完全认识他的内心。你看他多么高贵，多么隐藏！他从来没有把他的艺术当作为倾吐心腹的对象，也没有用他的艺术给我们留下一个证据，让我们知道他的苦难，他的作品只表现他长时期的耐性和天使般的温柔。他把他的艺术保持着笑容可掬和清明平静的面貌，决不让人生的考验印上一个烙印，决不让眼泪把他沾湿。他从来没有把他的艺术当作愤怒的武器，来反攻上帝；他觉得从上帝得来的艺术是应当作安慰的，而不是用做报复的。一个反抗愤怒憎恨的天才固然值得钦佩，一个隐忍、宽恕、遗忘的天才，同样值得钦佩。遗忘？岂止是遗忘！莫扎特的灵魂仿佛不知道莫扎特的痛苦；他的永远纯洁永远平静的心灵的高峰，照临在他的痛苦之上。在莫扎特最本色的音乐中，你找不到愤怒或反抗，连一点儿口吻都听不见，连一点儿斗争的痕迹，或者只是一点儿的挣扎的痕迹都找不到。GMin.［G小调］钢琴与弦乐四重奏的开场，CMin．［C小调］幻想曲的开场，甚至于安魂曲中的“哀器”的一段，比起贝多芬的CMin．［C小调］交响乐来，又算得什么？可是在这位温和的大师的门上，跟在那位悲壮的大师的门上，同样由命运来惊心动魄的敲过几下了。但这几下的回声并没有传到他的作品里去。因为他心中并没去回答或抵抗那命运的叩门，而是向他屈服了。

莫扎特既不知道什么叫暴力，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惶惑和怀疑，他不像贝多芬那样，对于“为什么”这个永久的问题，在音乐中寻求答案；他不想解答人生的谜。莫扎特的朴素，跟他的温和与纯洁都到了同样的程度。对他的心灵而论，便是在他的心灵中间，根本无所谓谜，无所谓疑问。

怎么！没有疑问没有痛苦吗？那么跟他的心灵发生关系的，跟他的心理协和的，又是哪一种生命呢？那不是眼前的生命，而是另外一个生命，一个不会再有痛苦，一切都会解决了的生命。他与其说是“我们的现在”的音乐家，不如说是“我们的将来的”音乐家。丹纳说得非常好：“他的本性爱好完全的美。”这种关只有在上帝身上才有，只能是上帝本身。只有在上帝旁边，在上帝身上，我们才能找到这种美，才会用那种不留余地的爱去爱这种美。但莫扎特在尘世上已经在爱那种美了。在许多原因中间，尤其这个原因，使莫扎特有资格称为超凡入圣的。

（选自《傅雷家书》）

汉代艺术的美学风貌

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

这种“气势”甚至经常表现为速度感。而所谓速度感，不正是以动荡而流逝的瞬间状态集中表现着运动加力量吗?你看那著名的“马踏飞燕”，不就是速度吗?你看那“荆轲刺秦王”，匕首插入柱中的一瞬间，那不也是速度吗?激烈紧张的各种战斗，戏剧性的场面、故事，都是在一种快速运动和力量中以展现出磅礴的“气势”。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它与六朝以后的安祥凝练的静态姿式和内在精神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也正因为是靠行动、动作、情节而不是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貌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粗轮廓的写实，缺乏也不需要任何细部的忠实描绘，便构成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汉代艺术形象看来是那样笨拙古老，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但这一切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上述运动、力量、气势的美。如果没有这种种“拙笨”，也就很难展示出那种种外在动作姿态的运动、力量、气势感了。过分弯的腰，过分长的袖，过分显示的动作姿态……，“笨拙”得不合现实比例，却非常合乎展示出运动、力量的夸张需要。“气势”与“古拙”在这里是浑然一体的。

如果拿汉代画像石与唐宋画像石相比较，如果拿汉俑与唐俑相比较，如果拿汉代雕刻与唐代雕刻相比较，汉代艺术尽管由于处在草创阶段，显得幼稚、粗糙、简单和拙笨，但是上述那种运动、速度的韵律感，那种生动活跃的气势力量，就反而由之而愈显其优越和高明。尽管唐俑也有动作姿态，却总缺少那种狂放的运动、速度和气势；尽管汉俑也有静立静坐形象，却仍然充满了雄浑厚重的运动力量。汉代艺术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

形象如此，构图亦然。汉代艺术还不懂后代讲求的以虚当实、计白当黑之类的规律，它铺天盖地，满幅而来，画面塞得满满的，几乎不留空白。这也似乎“笨拙”。然而，它却给予人们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它比后代空灵的美更使人感到饱满和实在。与后代的巧、细、轻相比，它确乎显得分外的拙、粗、重。然而，它不华丽却单纯，它无细部而洗练。它由于不以自身形象为自足目的，就反而显得开放而不封闭。它由于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就使粗犷的气势不受束缚而更带有非写实的浪漫风味。当时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尚未分化，从画像石到汉乐府，从壁画到工艺，从陶俑到隶书，汉代艺术呈现出来的毋宁更多是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从而颇有“胡气”的话；那么，汉代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在满目琳琅的人对世界的行动征服之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