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文化创新”已经成了流行词汇。所谓文化创新，其实并不在于创造一些新口号、新提法，关键是要能针对时下所面临的问题，探寻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所以，在考虑如何进行文化创新时，首先应考虑我们当前遇到了什么问题。

从国际社会经验讲，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即人们有了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后，会有强烈的精神生活的需求，此时社会容易爆发信仰危机。据 2013 年的数据统计，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 6767 美元，经济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信仰领域也问题重重。这是我们进行文化创新的时代背景。

毋庸置疑，当下人们信仰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与传统的断裂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文化创新就必须重新思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放眼全球，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法国有法兰西民族的文化，德国有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各民族文化都沿着各自的传统发展。法国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完全接受德国文化，反之亦然。这本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常识。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主张放弃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势力非常强大，这无异于摧毁自己的精神长城。其实，文化创新决不能摒弃本国的文化传统，相反，文化创新恰恰应该以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本前提。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承的统一？为此，需要从制度上解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源头活水”问题。这里所说的“源头活水”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源头活水”的“中华元典”那就是要重视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最基本的文化经典，比如“五经”“四书”等。“中华元典”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载体，是中国文化的根脉，其对于一个民族的存续至关重要，正如古语所说：“叶断犹可将，根断心永绝。”但对于这一根脉，我们向来是不太重视的。上世纪初曾经积极倡导政治革新的梁启超对此深以为忧，他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从梁启超的时代算起，到今天已经一百年了，中国文化传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断裂，真正能读懂“五经”这几部“中华元典”的人微乎其微。“中华元典”的传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二是作为“源头活水”的人才培养，这里重点应该关注高校的人才教育和培养，要能够对现行教育体制乃至高校学科设置中存在的某些不合理之处进行改革。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都设有“古典学系”，以古希腊文献、古罗马文献等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甚至成为这些大学的招牌学科和专业。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古代经典对于子孙后代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对它们进行研究和传承是后世学者的天职和责任。而我国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民族的“元典”学(即经学)排斥在高等教育体制之外需要反省。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当前的文化创新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需要将上述两个层面的“源头活水”结合在一起，即将经典文化教育纳入到高校教育体制中来。事实上，只有恢复经典文化的学习、传承和研究，才有文化创新的根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文化创新将无从谈起。

(选自姜广辉《经典是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

①与科学真实不同，艺术真实对客体世界的反映具有主观性和诗艺性。就揭示和表现客体世界内蕴（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的价值追求而言，文学创造与科学活动是相通的；然而文学反映客体世界的审美特征具有主观性和诗艺性，这就使它与科学真实区别开来。从这个侧面上说，艺术真实是主观的真实，诗艺的真实。

②作为人类的知识体系，科学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自然界、人类社会等）当做独立于主体意识之外的纯客体来把握的；尽管这种把握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主体介入的印记（理论方法及观察手段的影响），但是它的方向和目标却是致力于认知的客观性，让客体对象的本质及其规律在不受主观影响的条件下显露出来。文学创造则不然，它是站在人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感受以及对社会生活给予人文关怀的立场上，因而其对客体世界的认识、感悟与表现带有浓厚的主体性或主观性。例如，天体运行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现象，所谓“日出日落”不过是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的生存感受和主观把握而已。然而在文学史上，不只是古人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咏“日出日落”的诗句，诸如陶渊明的“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等，就是今人也还在无视哥白尼学说而继续描绘着主观化的“日出日落”景观：

③当太阳破晓时光，它呐喊着，打开了黑沉沉宇宙的大门。那时，它红得那样发亮、发烫，然后把红光普照大地。于是，大地苏醒了，树叶从沉睡中扬起头，水波从宁静中睁开眼，一切曾经被黑夜掩盖了的，都露出了鲜红的笑靥，花朵带着珍珠般的露珠，在第一线战颤的阳光中，显得那样的鲜艳可爱。（刘白羽：《平明小札》）

④这样的描绘显然与科学真实相去甚远，却表达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经验。文学创造对自然界如此，于社会生活亦然。我国历代的诗词曲剧中的王昭君也是如此，历史人物只有一个，而她的艺术形象却千姿百态，面貌各异，实际上都不过是艺术家们借古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之物。现代历史剧《蔡文姬》的作者郭沫若甚至公开申明：“蔡文姬就是！——是照着我写的。”福楼拜也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总之，无论是观照自然现象还是反映社会生活，文学提供的“真实”都被主观化、心灵化。诚然，任何人类创造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如马克思所说：“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 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然而较之其他人类创造活动，艺术创造显然更加突出了主观性，即是说，它在把握事物的必然性与或然性的基础上，更加自由地把客体世界变成主体的认识与感悟、情感与意志的对象物；文学以这样的主观化的“真实”，在作品中建构起从属于人的目的和意义的世界，从而帮助人们加深对自身的认识、体验并激起关注社会人生的积极感情，以履行不同于科学活动而属于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追求职责。

⑤艺术真实不同于科学真实还在于它的诗艺性。文学按照主观化方式把握客体世界、以激发人们的审美情感为目的的价值取向，使它必然要讲究“诗艺”。诚如德国近代美学家、诗人席勒所说：“它有权利，甚至于可以说有责任使历史的真实屈从于诗艺的规则，按照自己的需要，加工得到的素材。”“诗艺”即艺术手段和艺术技巧。运用诗艺手段和艺术技巧创造的艺术真实，能够使其价值取向得到理想的表现，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显然，上述作品提供的艺术真实，与讲究实证性、精确性的科学真实是完全不同的真实。抒情作品也是这样，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等，这样的例证俯拾皆是。可见，假定性情境是在“诗艺”中生成的，没有“诗艺”的运用便没有艺术的真实，因而文学求“真”的审美价值追求就无从谈起。

⑥综上所述，求“真”是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之一，艺术真实的概念可以做如下表述：它是作家在假定性情境中，以主观性感知与诗艺性创造，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内蕴，特别是那些规律性的东西的把握，体现着作家的认识和感悟。无疑，这是一种特殊的真实，是主体把自己的“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创造出来的审美化真实。它既不像生活真实那样与生活本身是同一的，也不像科学真实那样能够验证和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