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非洲大片地区史无前例地遭到埃博拉病毒的侵袭，很多人提出是否该允许未经测试的药物和疫苗投入使用。因为这种病能让高达90%的感染者致死——死亡率甚至超过鼠疫——因此，在这样的特例下放松临床医学规范似乎不是坏事。但这项建议诱发了复杂的伦理问题——而局势的紧迫性又不让人有太多时间考虑。

埃博拉出血热之所以没有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或疫苗，是因为传染性疾病大多非常狡猾。病毒的传播起源于动物种群，而动物体就像蓄水池一样，病原体在其中不断发展变异，研究人员因此很难跟上传染病的变化速度。但另一个原因是制药企业对生产疫苗越来越失去兴趣。事实上，今天生产疫苗的企业只有4家，而50年前，共有26家疫苗生产企业。这些企业知道生产疫苗的投资回报率较低，因为缓慢的制造过程造就了漫长的疫苗导入期。

公众对疫苗的不信任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疫苗生产的衰退。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对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的反对情绪甚嚣尘上就是一例。

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最近宣布正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学院一道开展埃博拉疫苗的试验工作。因为还要完成两个阶段的试验，疫苗无法在2015年之前面世。

试验过程引发了人们对类似的临床过程过于繁琐的攻击。但这样的批评其实缺乏依据，因为接受试验药物的志愿者可能造成严重疾病甚至死亡。事实上，I期试验既危险又在道德上非常棘手，这意味着必须秉承极度的小心谨慎行事。

2006年，新药TGN1412的I期试验被迫暂停，因为本来健康的志愿者表现出多器官功能衰竭，有些人险些丧命，很多受试者可能永远无法彻底康复。

但如果受试者本来已经患病呢？1996年，在尼日利亚北部脑膜炎大规模流行期间，辉瑞制药公司向医务人员提供了口服抗生素特洛芬（Trovan），目的是与另外一种药物头孢曲松进行对比。

特洛芬试验期间有11名儿童死亡，其余的人留下了终身残疾。但特洛芬试验的死亡率还是比脑膜炎未经治疗低得多，这为今天人们服用未经试验的埃博拉药物提供了依据。

事实上，世卫组织已经宣布，在对抗埃博拉病毒时使用实验性血清“Zmapp”合乎伦理——这是一组混合基因工程抗体，旨在协助患者对抗埃博拉病毒。Zmapp还从未进行过人体试验，也从未获得过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认证。

目前仅有极少量Zmapp存在，就连小规模生产也需要等上几个月。这使人们在道德上陷入两难境地：这样的稀缺资源该分到谁的手里？

起初的三剂Zmapp被用于治疗美国传教士医生肯特·布兰特利和南希·怀特博尔，两人最终都得以康复，余下的一剂用于治疗西班牙神父米格尔·帕哈雷斯，而帕哈雷斯现在已经去世。为何选择对布兰特利和怀特博尔用药，这曾经一度引起广泛争议，而有人从实用角度给这一做法给出了解释：理应先治疗医务工作者，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为他人提供帮助。但这一说法却无法解释为何选中75岁高龄的帕哈雷斯。

后来，为3名非洲医生提供治疗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实用主义选择标准的可信赖度。但无论如何，现有的Zmapp资源已经耗尽。

需要注意的是，从实用主义出发配给稀缺医疗资源的做法具有极大的争议。二战期间，当军医被迫配给有限的青霉素时，他们决定优先治疗性病患者，因为这些人可以更快地重返战场。但不少人提出异议，认为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更有资格得到药物。

如果把类似的道德因素加入到埃博拉病毒的治疗，我们可以说非洲人比西方人更有备选资格，因为非洲的医疗系统抵御埃博拉病毒的能力较弱。但你也可以说西方医务工作者有资格得到优先救治，因为他们主动去往疫区，救治那些别无选择的民众。

(选自《南风窗》2015年第1期，有删改)

痛，并创作着

于 溪

世间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临诸多的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诸多的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你只要再多想一步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有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命运？要是没有了恶劣与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又将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么样呢？怕是连人间的剧目都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看来差别永远要有，看来苦难只好接受，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重读《我与地坛》，再次感慨史铁生的人生。其创作境界也非一般作家能及，如果不瘫痪的话，人高马大的他也许不会从事写作。他十五年间一次一次来到北京地坛公园，思考着哈姆莱特的问题：是死还是活？终于有一天，荒芜的地坛成了他生命的祭坛，他写出了这篇让人震撼不已的名作。

古今中外，许多杰出的生命里都有一份刻骨铭心的痛。疾病疼痛是人的生理反应，它让人保持一种与世界对峙的状态，从而更清醒更理性地审视自身存在，而文艺创作往往就是病中吟，天才灵感的产生需要这样的契机。

面对宫刑摧残与污辱，司马迁想到了死亡，但非人能忍受的痛又让他坚定信念，决定隐忍苟且地活着。心头如烈火在燃烧如利刃在杀戮，他在极度的愤怒与悲怆中完成了传世之作《史记》。这部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旷世奇书，描述的是历史大千，烛照的是世道人心，自身的痛苦增加了司马迁的压抑与反抗，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还有博大的同情心、强有力的讽刺、压抑的情感洪流、史诗般的锐利笔锋，这一切同时出现在司马迁笔下。这部光辉的巨著让他饱受疼痛的灵魂得到不朽。

许多文艺奇才在这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痛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他4岁时，一场麻疹和强直性昏厥症已使他快入棺材。7岁患上严重肺炎，不得不大量放血治疗。46岁牙床突然长满脓疮，只好拔掉几乎所有牙齿。牙病刚愈，又染上可怕的眼疾，幼小的儿子成了他的“拐杖”。50岁后，关节炎、肠道炎等多种疾病吞噬着他的肌体。后来声带也坏了，靠儿子按口型翻译他的思想。他仅活到57岁，就口吐鲜血而亡。但上帝似乎觉得给他的痛苦还不够深重，还给他的生活设置了各种障碍和漩涡。他长期囚禁自己，每天练琴10至12小时。13岁起，他就周游各地过着流浪生活。他一生和5个女人有过感情纠葛，其中一位是拿破仑的遗孀。但都没有结果，仿佛痛苦才是他的情人，她把他拥抱得那么热烈和悲壮。

3岁学琴的帕格尼尼，12岁举办音乐会并一举成名。之后他的琴声遍及法、意、奥、德、英、捷等国。他不但用独特的指法和充满魔力的旋律征服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而且发展了指挥艺术，创作出《二十四首随想曲》《女巫之舞》和6部小提琴协奏曲及许多吉他演奏曲。欧洲当时的所有文学艺术大师如大仲马、巴尔扎克、肖邦、司汤达等都听过他的演奏并为之激动。李斯特甚至大喊：“天啊，在这四根琴弦中包含着多少苦难、痛苦和受到残害的生灵啊！”

是苦难成就了天才，还是天才特别热爱苦难？这让我想起了病蚌成珠的故事。一只河蚌里掉进一粒沙子，蚌感到不适，还有些疼痛，就不停地分泌物质包裹沙子，一年又一年，多年以后，原来那不适、疼痛的地方，就出现了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西伯被拘禁而演《周易》，孔子流亡而作《春秋》，屈原被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却著《国语》；博尔赫斯因为眼瞎而洞若观火，看到了时间与生活缝隙间生命的无奈；诗人拜伦腿部残疾，却登上了一个健全人都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峰。

痛，除了让肉体处于一种高度敏感的状态之外，也时刻警醒着我们的灵魂，将创新的意识照亮，放射出一道道光芒，不朽之作常常就在这样的际遇中横空出世。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