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日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家教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溶“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节选自《光明日报》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

当前的中国文学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指向，一是横向地借鉴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一是纵向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学。作为繁荣文学的手段，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或强调横向借鉴，或注重纵向继承，或兼而有之，都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借鉴和继承，文学就无法发展。如果把借鉴或继承视为目的、视为文学的发展方向，那就错了。因为它们不仅无补于文学的发展，而且会将文学引入歧途。

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横向借鉴上取得了一些成效。诸如：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技巧与手法，使我国文学传统表现手法有了很大的突破，为新内容的表现开拓了新的领域；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中，借鉴了某些有益的东西。但是，要看到，由于某些人误将手段当目的，因而在横向借鉴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诸如：一味强调文学创作上的“表现自我”，鄙薄文学的社会功用性，耻于谈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一味强调时代精神的“淡化”，鼓吹文学“面向自我，背对现实”，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用现代主义文学模式来度量社会主义的文学，认为文学的崇高感和英雄主义已不复存在。这种试图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取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趋向，绝不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和方向。

新时期文学在纵向继承上，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具体表现为：“建立社会主义的乡土文学”主张的提出和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品的出现；通俗文学的兴起；文学“寻根”问题的提出及“寻根”文学作品的出现。总之，文学的纵向继承，使文学的视野扩大到了文化历史的深层结构里去，使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有了更充分的历史纵深感。但也应看到它带来的消极因素。诸如：在文学传统中流连忘返，不愿回到现实生活中来；醉心于已与时代不符的风俗民情的描绘，沉溺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致使作品格调不高，缺乏时代气息。

实践证明，靠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或靠继承中国传统文学来发展中国文学，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都不能代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本质和方向。只有横向与纵向两股文学潮流的汇合，才能代表中国文学今后的发展方向。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是横向与纵向两股文学潮流唯一正确的汇合点，未来的中国文学将在这个汇合点上健康地、持续地发展。

（摘编自郝侠君、毛磊、石光荣《中西500年比较》）

⑴文化的字义有多种，一般来说，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制度与精神。

⑵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

⑶中国文化和西方、印度的文化很不一样，中国文化有着无神论的传播，有超越宗教的人本主义倾向。从孔子开始就一直把“人”看得比“神”重要。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重道义而远鬼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应当说是极有价值的。西方宗教比较发达，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有广泛影响。西方基督教文化可以说是“以神为本”。基督教徒也重视为他人服务，这一点当然很好，可还是要信仰一个上帝。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泰，最后信了教，每天晚上跪着祈祷，要和上帝说话，中国的儒家就没有这一套。佛教讲了很深刻、很详细的哲学理论，可它同时也讲生死轮回，人死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或者变牛变马，这完全是错误的。佛教东来，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并没有居主导地位。儒家思想的迷信成分比较少，这正是儒家比较高明的地方。孔孟偶尔还讲“天”的模糊概念，稍有一点信仰的意味，但到了宋明理学阶段，“天”就完全没有上帝的意思了，而是宇宙的本体。中国至少在知识分子阶层，宗教思想相当淡薄，有着“以道德代宗教”的传统。

⑷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人”；《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认为人是天地的思维器官，人表现了天地的自我认识；孟子辨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强调了“良贵”观念，即人有道德自觉心。有人对此不了解，说中国自古是“他律”，服从于外界的压力、管束，说西方文化是“自律”。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些观点都强调了人的价值，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人为本”，与有神论相比，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⑸中国哲学特别重视和谐，强调“以和为贵”。春秋时期的史伯说“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所谓“和”是创新的源泉，指多样性的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指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认为和解是解决矛盾的原则。“和”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经常相互矛盾斗争，但是，如果只强调斗争，最后将同归于尽。西方也不是不讲“和”，但更强调“争”，把利益和力量之争看得很重要。

（节选自《中国文史百科总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