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由于社会影响巨大，历史贡献卓著，因此对中国文脉的形成有特殊贡献。

在文脉上，老子和孔子谁应领先？这个排列有点难。孔子开创了中国语录式的散文体裁，使散文成为一种有可能承载厚重责任、端庄思维的文体。孔子的厚重和端庄并不堵眼堵心，而是仍然保持着一个健康君子的斯文潇洒。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思想后来成了千年正统，因此他的文风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他的文风 给予中国历史的，是一种朴实的正气，这就直接成了中国文脉的一种基调。中国 文脉，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种朴实的正气却颠扑不灭。因此，孔子于文， 功劳赫赫。

本来，孔子有太多的理由在文学上站在老子面前，谁知老子另辟奇境，别创独例。以极少之语，蕴极深之义，使每个汉字重似千钧。在老子面前，语言已成 为无可辩驳的天道。这让中国语文，进入了一个几乎空前绝后的圣哲高台。

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在人生格调上，他与孔子很不一样，显然有点骄傲自恃，甚至盛气凌人。这在人际关系上好像是缺点，但在 文学上就不一样了。他的文辞，大气磅礴，浪卷潮涌，畅然无遮，情感浓烈，具 有难以阻挡的感染力。他让中国语文，摆脱了左顾右盼的过度礼让，连结成一种 马奔车驰的畅朗通道。文脉到他，气血健旺，精神抖擞，注入了一种“大丈夫” 的生命格调。

但是，与他同一时期，一个几乎与他同年的庄子出现了。庄子从社会底层审察万物，把什么都看穿了，既看穿了礼法制度，也看穿了试图改革的宏谋远虑， 因此对孟子这样的浩荡语气也投之以怀疑。岂止对孟子，他对人生都很怀疑。真 假的区分在何处?生死的界线在哪里?他陷入了困惑，又继之以嘲讽。这就使他从 礼义辩论中撤退，回到对生存意义的探寻，完成了一个由思想家到文学家的大步 跃升。

他的人生调子，远远低于孟子，甚至也低于孔子、墨子、荀子或其他别的“子”。但是这种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从世界和人生底部窥探，问出一串串最重 要的“傻”问题。

但仅仅是这样，他还未必能成为先秦诸子中的文学冠军。他最杰出之处，是用极富想象力的寓言，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而在这些寓言故事中， 都有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下，他就成了那个思想巨人时代的异类，一个 充满哲思的文学家。

(节选自余秋雨《中国文脉》)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是消解文学传统的根本原因。詹姆逊曾经指出：“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多此前未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资本的势力逐渐成为支配一切文化活动的决定因素，詹姆逊将这一过程称为“去差异化”，即：消除经济、文化两个领域之间的差异，进而消除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

正是这种现实，文学遭遇了两难选择：为了弘扬民族价值，文学必须强调民族特性，而且越鲜明越好；为了让其他民族认同并产生世界影响，文学又必须模糊或放弃某些民族性的因素而面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世界。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几乎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典“化石”。我们有过“中国气派”的追求，喊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口号；也走过“俄国人的路”，甚至今天还在虔诚地膜拜着“世界文学”：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民族在中西文化上的摇摆状态。

中国文学的探索与实践大体可分两个系统，其一，坚守民族的文学传统进行创作，如废名、汪曾褀的创作在古典诗词的意境中去寻求突破，文辞简约幽深。其二，创作直取西方文学的样式，如李金发、王蒙的创作，前者以法国波徳莱尔的《恶之花》为师，走向象征主义的朦胧晦涩；后者模拟意识流，创作出大异其趣的作品，但这些努力没有使我们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座上客”。

西方内部也曾发生过文化趋同性与民族求异性之间的矛盾，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主张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但它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参照系，成功地完成了科学与艺术的革命。德国的狂飚突进运动受到当时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推崇天才的创造性力量，而它的参照系是德意志民族自己的传统。这两次与文艺紧密相关的思想运动都证明：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既需要强势文化的滋养，更需要自己传统的力量，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

当下，中国正在拓展开放的宽度，加强与世界融合的深度，中国民族文学当然要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需要引进“他者视野”，给中国文学带来一种激励与竞争的机制，以利于优化本民族文学。对于民族传统的文学书写，也不必注重风俗习惯、风土人情这些外在标识，时代已经重塑了我们这个社会，民族的独特心态、思维方式、精神品格正以新的样式存在于生活的细节中。观照世界，接续传统的灵魂，才能让本民族文学真正以“民族”的姿态“走向世界”。

（根据网上资料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