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之音

李泽厚

①在中国所有的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并且同在唐代达到 了无可再现的高峰，它们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 术。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 体现出盛唐时代风貌的是草书，特别是狂草。

②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仍漂亮。 由于皇室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梁宫体诗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 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唐太宗酷爱王羲之，及至将“兰亭”带入墓 穴。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做进一步的 探索研究。但“兰亭”在初唐如此名高和风行，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即 “兰亭”摹本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 的代表一样，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和多种“兰亭”摹本，的确是这一时期书 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风流敏丽，与刘、张的诗歌气质风神恰 好一致，鲜明地具有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趣味标准和艺术要求。

③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但他提出书法要 “达其情性，行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意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 作为表情艺术的特征，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就 像陈子昂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的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理论 的提出，也预示着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 和狂草，如同李白诗的无所拘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 派飞动，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不只是狂草，这也是当时 这个书法的时代风貌。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 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存在都变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 程……然而，这不正是音乐吗？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 一种音乐性的美。

④盛唐本来就是一个音乐高潮期。当时传入的异国音乐，如龟兹乐、天竺乐 等，与传统的“雅乐”“古乐”融合，出现了许多新创造。或武或文，或豪壮或 优雅，这些音乐歌舞都不再是礼仪性的典重主调，而是世俗性的欢快心声。正是这种音乐性的表现力量渗透了盛唐各艺术部类，成为它们的美的魂灵，所以统称为盛唐之音。

⑤盛唐之音的主要文学形式是绝句和七古乐府，因为它们能入乐，为大家所 传唱。如同音乐与诗的关系，舞蹈之于书法亦然。盛唐草书那如走龙蛇、刚圆遒 劲的笔墨线条，那奇险万状、连绵不断的结体布局，那变化无常、不可遏制的情 态气势，不正是这纸上的舞蹈吗？绝句、草书、音乐、舞蹈，这些表现艺术合为 一体，构成当时诗书王国的美的冠冕，也把中国书法推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选 自《美的历程》，有删改）

在义与利之外

周国平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假“义”之名逐利的伪君子和轻信“义”的旗号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于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辩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人的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的。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它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到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选自周国平《朝圣的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