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山水画经历了北宋(主要是前朝)、南宋、元这样三个里程，呈现出彼此不同的三种面貌和意境。

“无我之境”中的“无我”，不是说没有艺术家个人情感思想在其中，而是说这种情感思想没有直接外露，甚至有时艺术家在创作中也并不自觉意识到。它主要通过纯客观地描写对象，终于传达出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从而这种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也就更为宽泛、广阔、多义而丰富。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便是这种优美的“无我之境”。它并没有直接表露或抒发某种情感、思想，却通过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极为清晰地表达了作家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感。画的“无我之境”由于根本没有语词，就比上述陶诗还要宽泛。五代和北宋的大量作品，无论是关仝的《大岭晴云》，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董源的《潇湘图》以及巨然、燕文贵、许道宁等等，都客观地整体地把握和描绘自然，表现出一种并无确定观念、含义和情感，从而具有多义性的无我之境。

如果看一下南宋马远、夏珪等那许许多多的小品：深堂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我们就会发现细节真实和诗意追求正是它们的美学特色。它不再像前一时期那样宽泛多义，而是要求得更具体和更分化了。尽管标题可以基本相同，由画面展示出来的情调诗意却并不完全一样。应该说，比起北宋那种意境来，题材、对象、场景、画面是小多了，一角山岩、半截树枝都成了重要内容，占据了很大画面；但刻画却精巧细致多了，自觉的抒情诗意也更为浓厚、鲜明了。这是不是“有我之境”呢？是，又不是。相对于第一种意境，可以说是：艺术家的主观情感、观念在这里有更多的直接表露。但相对于下一阶段来说，它又不是：因为无论在对对象的忠实描写上，或抒发主观情感观念上，它仍然保持了比较客观的态度。

上述第二种意境可说是形似与神似、写实与诗意的融合统一，矛盾双方处在和谐状态中。但形与神、对象(境)与主观(意)这对矛盾的继续发展，在元代社会氛围和文人心理的条件下，便使后者绝对压倒前者而直接表露，走到与北宋恰好相反的境地：形似与写实迅速被放在很次要的地位，极力强调的是主观的意兴心绪。自然景物不过是通过笔墨借以表达“不能不尽”的主观心意罢了。“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这当然是标准的“有我之境”了，它开拓了宋元山水画中的第三种意境。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现在世界上汉文化正热，但普遍认为汉语难学难教，语法尤其如此。因为难学难教，所以对外汉语教学中有“口语”和“书面语”并进还是分开的争论；而对于语法之难，一方面是语法理论繁杂且分歧重重，令人莫衷一是；一方面是教学缺乏理论和方法的支持，基本还只能凭经验。这都发人深思：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是什么样的关系?汉语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语法?

阅读孟昭连教授的《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一书似乎能破解我们这两个方面的疑问。本书从古文文法中“辞”的角度说清了文言区别于口语的具体方式，进而论证了古文语法的独特之处，为我们解构文言，读懂古文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更对汉语语法有了创造性认识。

孟教授在书中回答了“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的问题。他阐述了古文“意内而言外”的概念。语言和文字的作用都要表达“意”，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很多场景下，对话不仅要讲究吐字发音，更要有声音的长短徐疾，停顿等变化，来体现说话人的心态，逻辑意向，话外之音等等，这时，语言不仅要“以字显意”，还要加进去“辞”来足意，“之乎者也”就是典型的“辞”，是口语中没有但文字里面非常必要的部分。

古文中这些“辞”大多是假借来的。借用一个现成有意义的汉字，赋予它新的内涵，起到文章中虚之又虚的“托精神传语气”的作用。孟教授认为这都是先贤大儒们对汉字创造性的运用，使语言具有了极强的表现力，极丰富的文化承载力，既可微言大义，也可蔚为壮观。

孟教授还回答了“汉语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语法？”的问题。从上个世纪开始，语言界的大师们就在探索汉语自身的规律。与印欧语系的“以音表意”，文字符号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相比，汉语是音、形，义三位一体，是“意”以形和声音形式的双重表达。汉语的文字和口语相对独立、也相互联系，汉字是字形直接表意，发音是隐而不显，从文字到思想不必经过声音环节，走的是视觉路线；而口语是以音表意，不必经过视觉环节。随着大一统文明的推进，文章的发达，口语又受到了文字的影响与制约。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汉字在初创之时起就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形，音，义完美统一，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

我们去哪里寻找中华文化的根？去哪里寻找汉语的本质？孟教授给我们做了回答，那就是，在传统语言文字中找，在古典文学中找。这一切巨大的财富，是汉语乃至中华文化回归的希望所在。

（摘编自子明《跳出西学框框回归汉语本质——评孟昭连教授,<之乎者也非口语论〉》，有删改）

写意画是传统中国画里令人赏心悦目的画种，它以淋漓的水墨、纵横的笔法、弥满的气势，使观者赞声鼎沸，叹为奇观，并拥有广泛众多的欣赏者。

当你看画的时候，首先打动你的是它的立意是否生动，这是吸引你继续看下去，研究下去的驱动力。立意生动是一幅画给人的一种综合感觉，以欣赏的角度来看，我们所以能被一张画所感染，是因为它的内在美，而这种内在美是通过形式的美表现出来的。古人说作画必先立意，所谓立意就是画的主题。画家在作画之前应把意放在笔先，通过绘画来表达他对生活的看法，把自然景色和个人的感情结合在一起。例如：画梅画出梅花迎风斗雪和耐寒的品格；画菊要有傲霜的精神；画竹要画出亭亭玉立，虚心有节，蒸蒸日上。

立意的生动是中国画内在美的流露，这里既有画家的主观因素，又有欣赏者的主观因素。所谓画家的主观因素就是画家对所描绘的客观自然景象的观察、感受、体验，并把感情移入其中。所谓欣赏者的主观因素，就是欣赏者在看画时所产生的想象和联想。因为欣赏者看画的角度不一样，以及欣赏者本人的文化修养素质的高下都决定着欣赏水平的高低。如当代画家李苦禅画的墨荷，水墨淋漓，洒脱奔放，开创了中国近代大写意的一代画风。有的欣赏者认为荷叶画的太离形，不符合自然生态的本相，看上去好像画家在横涂竖抹。或者把叶子改成用绿色就更好，从这一点充分说明了欣赏者的文化品位。一块水墨淋漓的石头，在有的人眼中可能是无情物，可是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里，它却常常显现出一种特定的性格。

形与神一直是中国画创作和欣赏所重视的问题，欣赏中国的写意画用自然景物作为标尺，是不全面的。追求表现对象的形体准确、逼真，并非写意水墨画的主要使命。写意画贵在得意，它不但要写出对象的外形，更要写出对象的神情，同时也强烈地包涵着画家自身抒发的意境和意趣。只求形似，不是艺术。如动物和植物的标本挂图，可以画得非常准确，但没有人把它们挂起来欣赏。

我们在欣赏中国写意画的时候经常看到画面的景物变形，这也是写意画通常运用的手段。变形犹如文学上的夸张手法，如李白的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或平时人们激动时常说的心要“跳出来”，它强烈、新奇但依然是自然而近情理。

（节选自胡金坦《中国写意画的笔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