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里的上帝

李代金

威尔逊原本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每个月都能拿到一份不错的薪水，但是一场车祸却夺去他的双腿，从此，他不但失去工作，而且行动变得艰难。成天无所事事的威尔逊总是闷闷不乐，妻子看在眼里，就建议他在自己家旁边开一家超市。威尔逊想了想，同意了。超市开起来了，没想到生意非常不错，附近的人都到他的超市购物。一整天，超市人来人往，大家还跟威尔逊聊聊天，威尔逊的脸上成天都堆满了笑容。

威尔逊的生意做得风风火火，一家人过得开开心心，可是邻居蒂芬妮的丈夫却因为车祸去世了。因为责任在蒂芬妮的丈夫，蒂芬妮为此需要支付对方一大笔赔偿金，为此她家顿时陷入了困境。威尔逊决定出手帮他们。他清楚，自己现在之所以过得开心，是因为大家照顾他的生意。

然而妻子说：“我们要帮她，但这不能明帮，只能暗帮。”威尔逊想了想，便有了主意。威尔逊取出一笔钱，用一个袋子装好，然后交给了马克。马克带着这笔钱，去了蒂芬妮家，并悄悄地藏在了一个角落里，然后，他跟蒂芬妮家的比尔和大卫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不一会儿，马克就叫了起来：“哇，这里有好多钱！”马克的叫声引来了比尔和大卫，他们见到那袋钱，不由得吃了一惊：“这是我家的，这是我家的！”马克把钱交给他们，他们赶紧去把钱交给了蒂芬妮。蒂芬妮拿着钱喜出望外，激动得掉下了泪水。

因为这笔钱，蒂芬妮的难题一下就解决了。威尔逊脸上堆满了笑容：这样真好，蒂芬妮对钱的来历没有丝毫怀疑，花得心安理得。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蒂芬妮的难题解决没多久，她自己却病倒了，一大笔医药费顿时吓傻了他们全家。治吧，没钱；不治吧，只能病死。蒂芬妮不怕死，可是她死了，两个孩子怎么办？他们还小，难道就要因为她的死而成为孤儿吗？蒂芬妮为此成天以泪洗面。

见此，威尔逊再一次同妻子商量，他说：“我们跟蒂芬妮是邻居，我们手上还有不少钱，不如取点来帮帮她！”妻子点头同意了，她也不忍心蒂芬妮有个三长两短，否则那两个孩子就太可怜了。当然这次也不能明帮。于是威尔逊再一次取出一笔钱，再一次装入一个袋子，再一次交给马克，再一次详细地交代一番，让他务必稳妥地把钱交到比尔和大卫手里。马克点点头，带着这笔钱去了蒂芬妮家，并悄悄地藏在了一个角落里。

当然，马克又找比尔和大卫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当然，没过多久，马克又装着无意的样子，发现了那袋钱，并叫了起来：“哇，这里有好多钱！”马克的叫声引来了比尔和大卫，他们看到那袋钱，顿时就笑了起来，跳着说：“这是我家的钱，这下好了，妈妈有救了！”他们从马克手里接过钱，欢呼着跑去找蒂芬妮。蒂芬妮从两个孩子手里接过钱，一问，得知是家里找出来的，愣了愣，不由得喜出望外，连忙带上钱去了医院。

十天后，蒂芬妮出院了，就去找了一份轻松的工作。后来，她又换了辛苦的工作，努力地挣钱。威尔逊见此非常高兴，心想这下好了，他们一家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可是，蒂芬妮一家却省吃俭用，原来她把钱都存了起来。两年后的一天，蒂芬妮走进了威尔逊的超市。威尔逊以为她要买东西，可是她却将一袋钱放在柜台上，对他说道：“威尔逊先生，谢谢你们对我们的帮助，我这是来还你们钱，请您收下！”

威尔逊吃了一惊，却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说道：“你这是干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帮过你啊？”蒂芬妮告诉他，她每次需要钱的时候，马克与她的孩子捉迷藏都找出一袋钱，而那个地方，她查过，她的丈夫根本不会藏钱在那里，不用说，是他们一家在帮她，才想出这样的办法给钱。威尔逊说：“不，你弄错了，我们从来没有帮过你什么。倒是你，帮了我们。你家周围栽满了花，大家闻到花香，就都喜欢来我的超市购物了！”

蒂芬妮心想，也许那真是丈夫藏的钱。他们帮了我，没理由不承认。威尔逊说得有道理，卡尔森就曾开过超市，但生意却不好，最终关门了，现在他的生意这么好，真是我家的花帮了忙。然后，蒂芬妮带上钱，开心地走了。威尔逊脸上堆满了笑容，对妻子说：“你看，我不承认，还说她帮了我们，她多开心。大家总是照顾我们的生意，可他们却从不承认这是对我们的照顾。上帝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上帝！”

（选自2015年第2期《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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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断舍离”与经济学

几年前，日本家庭妇女山下英子搞了个“断舍离”，出书立说，受到追捧，在中国也蔓延开来。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渊源很深，儒家、释家和道家均有牵连。按说中日传统文化不推崇极端性的生活实践，山下英子的“断”“舍”“离”，都是毅然决绝的做法，生活的境遇，让她苦不堪言而咬牙切齿地下了狠手。

从经济学理解来看，山下英子是从需求方来行事的，“断舍离”说白了就是减少需求。日本许多学者说，日本失去了“十年”或是“二十年”，经济要死不活，与这种“断舍离”不无关系。

在过往的经济生活中，物质产品的丰富，几近就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物质产品的拥有，几近就是人类自由和幸福的别名。这与过往物品贫乏的短缺经济相关。确实，要这物件没有，要那东西不在，人类哪来自由，幸福更是遥远。它激发起人类生产的高度热情，引动了市场制度的强烈扩张与繁荣。结果是，经济高速增长，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发达区域、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甚至出现了某种形态的“产品过剩”和“经济危机”。

当下的经济世界出现了两个严重的错位:一个是家庭和外部社会的错位，即外部社会继续狂热生产和家庭内部物质产品严重过剩之间的失衡；一个是家庭和物质产品的错位，即家庭由物质产品的主人转变成仆人的颠倒。历史和逻辑都告诉我们，扭曲终究是要归位的。两个错位显然在期待一次纠正，一种反转，一场革命。终于，“断舍离”爆发了。

山下英子的“断舍离”本是解决自己居家问题的。不买进不需要的东西，处理掉手里没用的东西，让家的空间宽敞起来。不曾料及的是，一个让家庭成员获取舒适感的举动，赢得的不只是大的居住空间，还有内心的自由自在，因为从此不用再对过多的物质产品牵肠挂肚、劳心费神。更不曾料及的是，山下英子不止一个，而是成千上万，聚合起来就是一个时代。要知道，那些“断舍离”的东西，曾经满足过无数山下英子的欲望，转眼便无情地束缚了她们的心灵。心无自由，便无舒适，更谈不到幸福。

这个由日本家庭妇女启动的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经济生活模式的巨大革命，它预示着人类从物质产品拥有的“极度偏好”转向“适度”；这也是一次人类经济发展目标的重新定位，一味扩张生产的高速增长将被平衡生产的适度增长和不增长所代替；这更是一种人类理解自由和幸福真义的启蒙，拒绝物质产品对人的奴役，回归自由自在的状态将主导人类精神生活。我们不惊奇这种“归位”运动的到来，我们只是略微地惊讶，它为何会源起于如此普通的生活场景和如此普通的生活人群。

相应地，“断舍离”也预示了一场经济学革命的到来。这场革命的表现形式，是纠偏过往经济学畸重的“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真正从需求约束的视角或是供给、需求相互制约的视角，理解经济现实，总结经济运行，提炼经济逻辑，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这场革命的深层本质，则是围绕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实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生产之事”到“生活之人”的转变，推动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从服务各种经济体向服务人类的自由和幸福靠拢，开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具体细微事实到一般宏观逻辑的探索。可以肯定，这场革命将展示一幅崭新的经济学画卷。

（选自陈彩虹《“断舍离”与经济学》，有删改）

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朱成玉

临终时,祖母颤巍巍地示意我们点上一根儿蜡烛,说要和它一起熄灭。我不知道祖母此举有何深意,只知道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而一根蜡烛的价钱是5分硬币。

祖母望着蜡烛,眉头舒展,灵光乍现,随即又仿佛一个跋涉了许久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长舒一口气,卸下所有。

祖母没有活过那根蜡烛,先它一步,咽了气。祖母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酒窝像一朵莲花。她奋力伸出手去,骨瘦如柴的手,指着我们。像菩萨的手,伸到我们中间。

祖母去了,电却来了,电灯照亮所有人的忧伤,却再也照不亮祖母的前额。

父亲吹灭了蜡烛,说:“留着这根蜡烛,等出灵的时候,点着它,给你奶奶在那边照个亮儿。那边太黑了。”

那边是哪边?父亲又没去过,怎么就知道那边是黑的?年少的我满是疑惑,可是看着一张张因为悲伤而严肃异常的脸,我又不敢问太多。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你奶奶这一辈子苦啊,在晦暗的地方待得时间太长了。”

祖父和祖母结婚几年后便当了兵,然后杳无音讯,祖母一生没有再嫁,独自一人养大父亲和叔叔。因为祖父当的是国民党兵,所以“文革”的时候祖母免不了受了很多红卫兵的“声讨”。祖母忍受着尘世带给她的一切苦楚,正如她那苦命的村庄,终日沉默,一言不发。

她在村庄里扎下根去,哪都不去。 她说就算临死前最后一刻,也要等着祖父,她就那么执拗地信着,祖父还活着。

那段日子,祖母常常去当铺。从最开始的手镯,到后来的银饰,甚至她最割舍不下的香炉,银制的烟袋锅,都一一典当出去,只是为了让她的孩子们不挨饿。为了孩子,她把自己的家当典当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副嶙峋的瘦骨。

老了,本想着该享享清福,却不想又得了重疾。

祖母卧床不起,躺在床上,谁都可以推开她的门进去,看她躺在床上的狼狈样子。

“离远点,我身上臭!”她老人家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祖母是个极其干净的人,大家闺秀,年轻时候有洁癖,她的床,别人坐过之后,她都要重新洗一遍。可是她老了,病了。她所有的器官都坏了,功能丧失,不得不由家人为她擦洗身体。每当这时候,她会像疯子一样发火,有时候会像小孩一样哭。一生的尊严和坚守,噼里啪啦全毁了。

最难熬的是夜晚。一切都停了下来,唯独疼痛,还在漫无边际地爬。

祖母在黑暗中,忍着疼痛,她的手紧紧攥着,她的嘴紧紧咬着被子,她不喊叫,她心疼她的儿孙,不想让自己的喊叫惊醒了我们。

祖母在黑暗中,被疼痛戳醒,就那么睁着眼睛,我想,她的脑海中定是一遍一遍地播放着往日时光,这岁月的皮影戏,终于要演到最后一幕。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祖母在黑暗里对抗疼痛的方式,竟然是给我们一颗颗地嗑着瓜子,早上醒来,她的枕头边儿上堆满了很大的一堆瓜子瓤。只有早晨这会儿,她才能睡一会儿,我们轻手轻脚,从她的枕头边搬走一座山,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响来。

想起父亲说的话,祖母更多的时光都是在黑暗里,而她并没有因此消沉,照样带领我们把日子过得柳暗花明,风生水起。说白了,祖母是一个可以驾驭苦难的人, 这苦难的烈马,一旦驯服,可以驮一个人奔往幸福。

在黑暗里又怎样?那就去做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这是祖母的哲学。

祖母大限将至,在那幽深的黑夜里,尚且咬牙活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挥霍生命?

终于知道祖母为何在临终前执意要点上一根蜡烛,她是需要这根蜡烛为她送行。她不想,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都是黑暗的啊!

现在想想,祖母临终的眼里,一定是看到了祖父,嘴边才绽开了一朵莲花。

想起祖母的这个夜里,我把灯关上,点燃一支蜡烛。倾听黑暗的蜡烛,时而被风吹熄,时而被风吹亮。

夜里的云朵在窗玻璃上颤抖着,想借点光亮取暖,捎带着擦亮了属于思念的天空。

忽明忽暗的蜡烛,是奄奄一息的祖母,为了祖父和她的孩子们,咯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现代社会来临之前，民歌一直就是时尚。“歌谣所生，宜自生民始也。”作为口头语言艺术的民歌，其起源即昭示着人类的起源。人类自脱离动物界的那一刻起，也就开始了超越性的审美活动，这种审美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言谈歌咏之中。作为中国文学起源佐证的两言《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是越人之歌；而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元典《诗经》，其“国风”部分也是民歌歌词的总汇。从先秦的歌谣，到汉魏乐府，再到唐宋间的曲子词、竹枝词等体式的流变，民歌生长在百姓的唇吻和心灵之上，始终是社会风尚的主要组成部分。明代沈德符记录了万历年间江南小调的流行状况：“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每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致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马克思说：“民歌是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我们也可以说，民歌又何尝不是一部时尚史呢？

问题是，今天当很多人在叫嚣“娱乐至死”、张扬多元价值的时候，当多数民歌所描述的农耕甚至游牧、渔猎生活情境离绝大多数人已很遥远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和民歌生活在一起吗？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理解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现代性并非一种全然固定的僵死结构，它应该是开放的，既对空间开放，也对时间开放；它应该是一种建构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间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变得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的诗意生存的需要。这样来理解，传统就不再是一个被降服、被审判、被耻笑、被切割、被虚假玩弄的概念，而应该是唤起我们敬畏感的、我们借此和世界真诚连接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传统洞开人类生命的本质存在，回归人类应然的统一存在。

民歌正是自传统社会以来，人们和世界真诚连接的一种生命的打开方式。在欣赏民歌的时候，我们感到在传统人文世界中找到了人应该为人的那种存在的方式，我们觉得人应该那样和这个世界进行美好的连接，应该那样诗意地栖居。这种人的本真的状态，并不以样貌的陈旧而过时。反倒是，我们越是在非熟人社会孤独地存在，越需要追寻这种源自文化母体深处的熟稔和亲切。同时，在民歌的歌唱中，艺术活动和人的肉身体验、生命器官高度合一，是在深层次上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弘扬。在歌唱中，身体这一自然客体、心灵寓体的能量被强烈激发，人的主体意义被充分地释放，这是艺术的解放，更是人的解放。

今天，我们在理解民歌价值的时候，应该有更宽广和更深沉的追问。唯有如此，我们对民歌艺术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才可能会有更多的期待。而对民歌的自信，也正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一部分。

（摘编自杨晓华《民歌，可以重新成为时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