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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就其本来性质而言是歌辞，是广义上的诗歌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诗经》的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歌唱的。但随着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的出现，原来的歌辞往往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譬如《诗经》到了汉代，汉乐府到了六朝，都只有少数还在传唱。而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古乐府诗，也都只用于诵读。

汉魏六朝主要的音乐系统为“清商乐”，而到了隋、唐，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系统——燕乐。它是由西域流入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和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而产生的。“燕乐”至唐代大盛，其歌辞起初叫做“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在唐代，不少文人诗歌（尤其是七绝）被伶伎直接用来配合音乐歌唱，如《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就是杜甫的七绝《赠花卿》。但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就需要做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和声等，这样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与此同时，也有人一开始就按照曲拍的要求来写作歌辞。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似尚无严格规定。一般把这种曲子词视为词的原始形态。词形态完全稳定以后，是一种具有严密的格律形式、句式参差不齐的诗体。每首词都有以词牌命名的词调，表明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规定了一首词的文字格律：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断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到后来，词和音乐脱钩，词成为书面文学，词牌就只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了。

词能成为宋代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当然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其音乐特征和句式上的变化，更取决于它在抒情表现上的某些特征。诗的发展历史很长，功能也复杂，词则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而且，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词很少像诗那样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它关注的主要是男女欢爱、相思别离、风花雪月之类。这些更具有个人性的、与日常生活更贴近的情感内容，在词中获得充分的表现。诗的语言通常追求精练，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所以很难在细节上展开。而词的表达更为浅显和委婉曲折，意脉的流动较为连贯，因而能够将情感呈现得更为细微。像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参差错落的节奏本来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古人有一种习惯的说法，把词称为“诗余”。“余”者，余绪之谓也，诗中说不尽的、不便说的，就拿到词中来说。在古人一般的观念中，词较为轻巧、浅俗，格调不如诗高雅，有点小看它。但正因为如此，词的写作更少拘束，更为自由。而对于喜好和擅长写作词的诗人来说，则未必有轻视的意识。

材料一：

作为第一部国产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从影院之内火爆到影院之外。有人“入戏太深”,跟电影中的科学设定较起真儿，我们不妨找科学家们来科普一番，然后再回味这部电影，定会别有一番意思。

《流浪地球》中最惊天地泣鬼神的想象是，利用成千上万个行星发动机，帮助地球离开太阳系。这就得说说让地球离开太阳系需要多少能量了。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周礼勇分析：地球要能够摆脱太阳的引力势能束缚，所需能量可以计算得到，大概是2.65×10³³焦耳。而2017 年全球总发电量大概是25571 TWh，大约合9.21×10¹³焦耳。也就是说，如果把现阶段全球所有的发电量都用来推动地球离开太阳，需要连续工作2.88×10¹³年，即近29万亿年。

总之，带着地球去流浪，可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行星发动机要承担这一任务，那得无比厉害才行。而且行星发动机实现上述任务所运用的重核聚变技术，从现代核物理知识来看目前没理论和实现条件，只能出现在科幻中。

（摘编自《“流浪地球”靠谱吗？》）

材料二：

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女士曾经说过，未来之所以对作家们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它不可预知，“什么都可以写，不用害怕发生矛盾”。

但是许多作家会在写作时精心研究物理或者计算方面的最新发展；有些作家为了配合故事情节，会发明出一些“不可能”的科技产品（例如厄休拉，勒奎恩在1966年发表的小说《劳卡诺思的世界》中首次出现了一种名叫“安塞波”的超光速通讯设备，该设备可让相隔天文距离的人之间进行即时通讯）；还有的作家则像英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那样，用时间机器将读者带到遥远的未来去见证人类的不幸命运，以便引发社会舆论。

有时候，一些看似怪异的想法也会成为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科幻小说的能力，让那些拥有科技知识的读者能够激发想象力，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设想。例如法国小说家、科幻小说的开创者之一儒勒·凡尔纳（1828-1905）在1865年发表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提出了利用光能推进宇宙飞船的想法。而今天，世界各地的技术人员正在积极研究用于太空飞行的太阳帆。

（摘编自《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塑造未来？》）

材料三：

科幻文学之所以在20世纪十分兴盛，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科幻相对于科技的超前地位。今天许多科学的新发现，在几十年前的科幻作品中就出现过。不少科技的进展，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科幻的启迪、促进。正是科幻领先于科学的这段距离，造就了科幻文学的“惊异感”，构成了这一类型文学的最大魅力。

但今天，科幻正在，甚至已经被科技赶超。南方科技大学人文中心教授吴岩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在不久的将来，科幻文学将不复存在。”刘慈欣则认为不要夸大科幻文学的转现作用。科幻作品不可能走在科技前面，因为它们的所有科技元素都来自现实的科技知识。如果说科学探索的是自然规律，那么科幻则注重创造出一种既震撼、又有美学空间的想象力。没有科学的存在，科幻不可能有那么疯狂的想象力，它的想象力还停留在传统的想象力。传统的想象力、神话中的想象力不但在空间、时间、能量级别上，而且在涉及物质的尺度上，比起科学所描述的都差得很远。一个国家科幻文学的水平发展到什么状况，受众多少，取决于受众对科学的了解。因为只有当科学的教育、普及做得越好，大众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越深，科幻作品才越有生命力。

当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而文学观察的对象是人与社会。科幻不仅想象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更关注在技术应用之下，社会将如何演变。在西方，至少一个世纪以来，科幻作家就在遵循这种纲领——反思科学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困感和灾难。

(摘编自《当科技进步超越了想象 科幻文学的价值何在？》)

材料四：

（资料于《关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阅读调查》）

根植“正能量”

“正能量”本是天文学的专有名词，其网络意思泛指一切给予人向上、给予人希望和追求，使人行动的动力和感情。

最近，媒体对职业教育的报道总是充满了“负面消息”，如职校生频繁跳槽、用人单位反映毕业生综合素质不高、学校充当“廉价劳动力”的贩卖者、顶岗实习乱象丛生、生源危机让部分职业院校濒临倒闭等。似乎，社会舆论环境并没有给职业院校正常发展、职校生进步根植“正能量”，相反，这些新闻报道正在影响着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判断，形成一种“刻板印象”，而职校生也被社会另眼相看。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这是社会和公众对职业教育正常、合理的判断。但总体来说，职业院校成长的环境氛围不容乐观，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本身需要更加充足的“正能量”。

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教授说：整个职业教育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劳动用人部门对职业教育最不满意的是人文教育，认为我们的学生不会做人。现在职业教育的学生大部分是升学竞争的失败者，他们的信心、行为习惯、人生观、价值观等需要特别关注，这些比技能更重要。

暑假过后，经历了中、高考，又将有一批初、高中生走进中职和高职的大门。相对于应试教育中的“成功者”来说，他们是中、高考的“失败者”，也许，带着失落与挫败感，他们走进了职校的大门。如果学校不对这些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学生们的内心不能充满着“正能量”，这势必影响到职校生未来的发展。

职业教育的产出是具有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好的人才是职业教育发挥积极作用的最好说明。在职业教育整体“正能量”匮乏的大背景下，给职校生根植“正能量”，实属不易，甚至还有些聊以自慰的感觉，职业教育的从业者不得不在如此困难中迎头而上。

所谓的“正能量”，它指的是自信、乐观、务实、踏实、自立、自尊、自强等积极因素。笔者以为，关乎人生观、价值观等“正能量”的根植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一方面，需要依托舆论环境的包容与进步，媒体对于职业教育正面形象的塑造，通过舆论的氛围加以引导以及评价体系的转变等；另一方面，要靠学校自身的建设与发展，让职校生重拾这些积极的心态。学校自然义不容辞，担负起主要责任，但是，在为职校生根植“正能量”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避免一些片面理解。

首先，避免简单地以为开设几门课程就能改变或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很多学者认为，与职业技能的传授相比，学校亟须加强人文课程的建设。一个问题是，职业院校的课程本就不少，人文课程的实施能否真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我们无法保证，但是，依照笔者对教学的理解，这类课程的开设很多甚至大多以知识灌输为主，最终通过考试来衡量，很多知识也不过是考过即忘，与提高人文素养有多大相关，难以衡量。

学校对学生的培养应该是多方面的，这种培养模式从学生入校开始就应该渗透在学校事务的方方面面，它包括校园文化的浸染、社团活动的辐射、各类人文讲座的熏陶、各种技能竞赛的历练、毕业生的声名远扬等，缺一不可。职校生内心的“正能量”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大氛围中逐渐地重塑。

其次，落实到教育活动最实际的实施者身上，作为教师应注意方法的适当性，避免理想化、空泛化的教育。教师们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往往会采用赏识教育、成功教育，因而职校生渐渐适应了表扬的、理想化的教育环境，甚至学生把实习想得很美：实习就是工作，实习就是拿钱，实习就是彻底脱离苦海。这种脱离现实的教育，往往给学生造成一种假象，等到学生真正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才发觉，现实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完美，心理期待与现实落差很大。

当然，给职校生根植“正能量”，学校自然担负起主要责任，但是，这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相信给这个弱势群体点儿阳光，他们就会灿烂。

（节选自2012年8月27日《中国青年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