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当我们喊出第一声“爸爸”“妈妈”时，当我们拿起筷子吃 饭时，我们就参与了自己民族的文化行为，并以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显示着这个文化的特点。

中华文化包含着强烈的人文精神。“人文”这个词起源很早，《易•贲卦•彖辞》说：“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将人文与天文置于对等的地位。概括地说，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人的尊崇。《老子》把人和道、天、地并列，称之为四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孝经》记载孔子的话：“夫民，神之主也。”并说应该先办好人的事，然后再致力于神的事。中华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以人为主体的文化，以人伦为核心的文化，人和人的关系，远比人和神的关系重要。人文精神还有一层含义就是重视人的节操和修养，在古代，道德和智能完善的人被称为贤人，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中华文化以人为中心，在众人之中又以圣贤为中心，只要认真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

中华文化是尚和的文化。“和”的本义是声音相应，引申为和谐、和平、和畅、中和、祥和等意义。“和”的文化精神，渗透到人和人的关系中，便是注重和睦相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多个民族和谐相处的大家庭。古代哲学家们讲“天人合一”，包含着人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意思。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天上飞的鸟，水里游的鱼，都是人类生存的伙伴。人应当在心灵上和大自然相通，从大自然中体悟人生的真谛，进而达到内心的和谐。“和”并不是善恶不分，是非莫辨，不是简单的混同。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在今天的竞争时代，仍然需要“和”。竞争要在统一的公认的原则下进行，竞争的各方具有统一性，通过公平竞争，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中华文化又是自强不息而又开放兼容的文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文化延续了几千年从来没有中断，靠的就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而不可征服，靠的也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然而，自强并不是自我封闭。中华民族敢于、乐于也善于吸取外来的文化，吸取其中的营养使它们变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佛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特有的禅学；除了道教和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传播；唐朝的都城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居住着不少任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学问僧、外国的艺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这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开放兼容的特点。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化精神》)

谈谈现代散文

中国现代散文，发端于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郁达夫曾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 要算‘个人’的发现。”正是这种“发现”，沟通了我国新文学和世界现代文学的精神联系， 奠定了“自我”在现代散文中的主体地位，激活了“散文的‘心’”，具有划时代意义。散文 的写作从此变得面貌一新：不仅由“白话”替代了“文言”，在“文字媒体”的使用上完成 了一次全新的转换；而且，由“代圣贤立言”变为“表现自己”，从内容记写上实现了和世 界文学的同步对接；同时，“文章”上升为“文学”，则又极大地提升了散文的“审美品位”。

现代散文石破天惊般的辉煌发展与巨大业绩，是继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散文史上又一次思想、文体的大解放，大突破！ 在散文里，真实而独特的写作“主体”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郁达夫所说的“‘个人’的发现”云云，其实指的正是走进散文之中的那个活生生的“自我”。在郁氏看来，文学作品都 是变化了的作家之“自叙传”，散文当然更不例外。据此他指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他这里所说的“个性”，还有林语堂此前所说的“性灵”，指的也都是这种“自我”。散文是一种“实”“虚”结合，因“实”出“虚”的艺术。所谓“实”，指的是现实生活中的 人、事、物、景等真实的客观外物。写作“主体”生活在社会现实里，处身于这些人、事、物、景的现实生活环绕之中，他自然会有所观照、感应，并产生出一系列的“生理——心理” 反映。因此，在散文中写出这些激活“主体”精神映射的“实生活”来就显得很有必要；它 实在是营造作品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基石”，是构筑整座情感大厦必不可少的“铺垫”。 在散文的“实生活”层面上，作者所做的是“生活运动”。在这里，“真实”是绝对的要求。其记写应准确无误，取信后世，力戒虚构编织，矫情伪饰。散文的这种“纪实性”，是“文 体”和读者之间千百年来所达成的一种信任“默契”，是不可率性改动的。

散文需要写“实”，但写“实”并非终极目的。散文的真正用意或精神是在铺垫好这些“基石”后，向情感、精神等“形而上”的领域大胆进发，构建出一个精神或心灵的大厦！而这即是写“虚”。写“虚”，又可向两方面发展：一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着力，走客观、 向外的路，主“理”，重哲理感悟，求思想深邃，以理智的深刻、明澈取胜——杂文、随笔 等走的即是此路；二是在“人类自身”的观照上着力，走主观、向内的路，主“情”，重人性开掘，求心灵净化 ，以情感的明净、深沉动人 —— 艺术散文走的即是 此路。

(有删改)

《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之”（《寓言》）。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庄子》一书，大都是用“三言”形式说理。这三种形式有时融为一体，难以分清。“三言”之中，“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庄子》内篇及外、杂篇中的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的主干。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以捉摸。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铺张渲染，从鲲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的内容，并非作品的主旨，只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来陪衬、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个主题句，却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

《庄子》结构线索上的模糊隐秘，并不意味着文章结构缺乏内在联系，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立的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在一起，融为一个有机体。《逍遥游》的主题是追求一种“无待”的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文章先为主题作铺垫，然后是主题的阐发，最后结束在至人游于无何有之乡的袅袅余音之中。内篇中的其他作品，也是在明确的内在主旨的统领之下，以各种各样的寓言，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的展示，最后完全避开逻辑推理下判断，而以抒情诗般的寓言作结。《庄子》内篇，可以说是哲理抒情散文。   

《庄子》一书的文学价值，不仅由于寓言数量多，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集，还在于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庄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玄妙，具有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来直接表达，不如通过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象征暗示。同时，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万物，万物等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且，庄子认识到了时间的无限、空间的无限、宇宙的无穷，他不仅站在个人的立场看待世界万物，也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世界万物，因而，《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 

（摘编自聂石樵《庄子》

任何民族的饮食乃至由饮食折射出的文化特质都体现了这个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风范。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在“和”字上,和”有“中和”“融合”之意。中华饮食的发展鲜明地体现了“和”文化的思想精髓。

中华饮食起源于农耕文明，大量食物来自土地。随着民族文化的交融，汉族逐渐接受了游牧民族的“肉食”饮食方式，扩大了食物范围，丰富了饮食结构。汉唐以后，中亚及东南亚等地的食物品种大量引进，增补了中华饮食品种。近世以来，西方饮食理念与方式得到认同，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华饮食形态逐渐形成，翻开中国食谱，到底哪种是地道的中国食物或外来食物，人们恐怕已经模糊。大量外来食物品种能够进入中国并转化为饮食的有机部分，不仅在于地理条件与自然气候为其提供了生长发展的基本环境，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人将其放在“和”文化的平台上加以吸纳。

在外来食物或饮食方式的同化过程中，中华饮食突显出“本土化”的内在机制与运作模式，而本土性是始终坚持的首要原则。中国南方多水田，北方多旱地。米和面成为中国人的主食，水、旱地中生长的瓜果蔬菜成为与主食相伴的食物，家畜、水产品及野猪等动物大多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佳肴。尽管这种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在物质极大丰富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华饮食最根本的本土性特质却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且构成中华饮食文化体系最为坚实的基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提供“中式餐饮”的餐馆与酒店中，中国本土化饮食要素不可或缺。只有中国本土性的饮食原料与中国厨艺有机结合，人们才能真正品尝到中华美食的滋味。

中华饮食引进外来食物的过程中，一是接受，二是消融。引进接受是前提，消融改造是目的。经过消融改造的食物同时被赋予新的含义，融入到传统的中华饮食中。如原产非洲的油料作物“芝麻”，在中华饮食长期实践与探索中还被广泛地用为调味品，与本土饮食有机结合，被加入到许多甜馅、糕点、饼类食品中。中华饮食文化历久弥新，还在于不断汲取周边各民族及域外的有益文化元素，进而推动中华饮食文化的变革。如中餐“合餐制”的形成。自先秦两汉至唐代，进食采用“分餐”方式。南北朝时期，胡人用的被称作“胡床”和“貊盘”的器具开始逐步向中原地区流传。“胡床”即现在的马扎，“貊盘”是一种较大的餐桌，它们便于餐者起坐取食。这些饮食器具的大范围推广以及对其进一步的改造创新，打破了跪坐而食的局限，形成了围坐合食的进餐形式。而对“合餐制”的全面接受与文化认同，事实上也建构在“和”文化的理念之上。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的功能必然超越物质层面进入精神范畴，并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作为人类饮食文化的一种存在样态，中华饮食文化不仅在物质层面上体现了人对世界和自然的深刻认知与利用，更在精神层面上表达了人对美好事物不懈追求的愿望。在全球化时代，中华饮食文化并不会失去自我，而将在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认同之下进一步为世界各国所认同。

（摘编自肖向东《论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