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

中国历史上一个鲜明的规律就是，历代官员的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明代刘体健称“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

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发生强化，官员的权力被不断分割，以期官员相互制衡，弱化他们对皇权的挑战。由此造成一官多职的现象，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大。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传统赋税又主要只有农业税一途，官员数量的不断膨胀，使得俸禄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比如西汉末年，国家赋税收入“一岁为四十余万石，吏俸用其半”，官员俸禄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所以支付官俸成为财政第一大难题，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特别是在皇权专制达于极致的明清两朝，官员薪俸之低也达到惊人的程度。

低俸制的另一个原因是皇权专制的自私短视本性。皇权专制本身是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的设计原理是千方百计保证君主的利益，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官僚阶层的利益。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好比一个公司的老总，百官好比员工。压低员工工资，保证自己的利润，对老板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偏好。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用“教育”来要求百官清廉，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

传统社会的低俸制，到底低到什么程度？以明代的县令收入为例。明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用七石五斗粮食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普通市民水平。而且明代对于官员办公费用不予考虑，师爷、账房、跟随、门房和稿签等手下均需要县令来养活。再比如曾国藩在做翰林院检讨时，年收入为129两左右，年支出为608两左右。赤字480两左右，需要自己想办法弥补。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低薪薄俸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也有利于培育出一批清官楷模。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有着巨大的危害：它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普遍化。权力笼罩一切，权力不受约束。与此同时，官员们却又只能拿到极低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薪水。这就形成了“渴马守水，饿犬护肉”的局面：让一条饥饿的狗去看着一块肥肉，那么无论你怎么打它，骂它，教育它，它也还是要偷吃，因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在低薪制下，选择做清官的毕竟只是少数，多数官员们不得不想办法搞一些灰色收入，这样贪污就无法根治。对最高统治者来说，这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因为腐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开足工资要大得多。

（摘编自张宏杰《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思想史应该欣然憬悟：墨子学派的出现，堪称文化奇迹。墨子率领一班手足胼胝的苦行者，起而向雍容尔雅的儒家叫板，从而输入一股强劲的驱动力，深刻地改写了战国学术的总体结构、品性和秩序。墨子之前天下学术未裂，墨子之后滔滔学界始争。也就是说，墨子给思想学术提供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思想学术界自此不再寂寞，开始以争鸣来开发思想的力度和深度，波涛激荡，创新迭出，好受关注。韩非为此特著《显学》篇，认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并非平静地描述学术史，其本旨在于挑战显学，而自创显学，然而却在挑战中把墨子学说的位置凸显出来了。

探讨战国学术的繁荣，应该看到，其中重要的原因缘于诸子依恃不同地域、不同层面的文化资源，展开风貌互异的原始创新，以空间兑换成创新的新维度。在这种新维度中，儒、墨前后相继，却代表着两种独特的学术类型。用墨子的话来说，儒属于“士君子显学”，墨属于“草根显学”，具有更充分的民间学术形态。“士君子”一语见于《墨子》书41次，其中14次泛指高雅的知识界，27次专指其论敌儒家，均见于它论述自己核心理论的篇章。如《墨子·尚贤下》说：“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在此，“士君子”指称儒者。虽然辩论很激烈，但称谓尚存几分客气，而且这种术语多出现在《尚贤》、《非攻》、《尚同》等的下篇，总数超过上、中篇的总和，是否说明这些下篇为居于鲁地的墨者所为，对其曾有师友交往的儒者尚留几分情面？

既然墨者向士君子儒者叫板，那么他们又如何表达自己的身份呢？墨子南游于楚的时候，已有著述和众徒。据《贵义》篇记载，墨子在回答楚大夫质疑“子之言则诚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唯其可行。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

要了解墨子及墨学的身份，此语在全部《墨子》中第一要紧，不可轻易放过。墨子自居为草根之人和草根之学，他是以“草根显学”与儒家的“士君子显学”分庭抗礼的。他不否认“贱人”身份，在士、工、商四民中“上比之农，下比之药”，就连当个自耕农也不够格，大概属于百工之类。但是，他在见识上竟能攀上“天下之贱人”伊尹，已是具有“天下视野”的士，因而他的身份是出入于士与百工之间。这种穿透社会阶层的天下视野，使其学术具有“良医善药”的治国功能了。士君子而有学岂足为奇，草根而有学，这就是墨子奇人奇学之所在了。   

（节选自杨义《墨子还原·士君子显学与草根显学》）

诗歌意象与普通日常语言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普通语言符号是人类集体的产物，语言一经产生，对于每个社会成员就有一种约束力，每个社会成员都得强制性地学习和接受这种语言，不如此就无法进行思维的交流与沟通。而意象符号则是诗人直接感受的产物，具有个性创造物的特点。它是感性的、直觉的、个别的和不可重复的，是诗人在情感驱动下要求作艺术表现的产物。

科林伍德曾经指出普通语言描述与艺术表现的不同：“描述一件事物，就等于把这件事物归到某某类中……而表现却恰恰相反，表现是将这件事物个性化。”这就是说，普通语言仅仅是一种现成的操作，而作为艺术表现的意象，却是诗人所独创的，具有诗人的情感生命。意象是“直接”的，因为它是诗人有感而发创造出来的；日常语言则是已经褪色、陈旧、僵死的东西，也是被诗所淘汰的东西。总之，创造意象是诗人表现情感的基本手段，诗人将独创性的意象符号提供给读者，使读者产生理解与共鸣，进而被普遍接受与承认，这是普通语言所无法做到的。

在一般语言中，词语所指称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外物，物的观念而非物本身，因此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普通语言，词义的指称性明确而单一，非如此则不能起到交流思想的功用；而意象具有丰富性与多义性，竭力避免单一与直接说出，它虽然以词的形式出现在诗中，但却没有词的明晰性、确定性。可以说，意象是超语义的，不可解释穷尽。意象比语言层次更高，更具独立性。在审美经验中，有许多难以用语言说出的东西，在那些已理解又未理解的无可名状的审美愉悦中，无论何种语言要描述，它都是显得力不胜任的。审美意象能引人想到许多东西，却又不可能由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把它充分表达出来，因此也没有语言能完全适合它，把它变成可理解的。所以意象的功能大大强似普通语词，其作用是一般语言所不可比拟的。艺术所构建的意象符号系统，既是传递感情的手段，又是目的，而在日常交际语言中，语言只是交际信号的工具，意义一经传达，信号系统就不起作用，因此它是一维性的。而在诗中，创造独特的意象符号，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美的形式，具有审美意义，这种意象关系是“同步”“共时”的。所以对于普通语言来说，仅仅告诉我们是什么，其任务即完成，而意象仅仅告诉我们是什么那就不够了。它还要考虑怎样表现的问题，还要考虑意象的角度、意味、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一般语言只需要呈现逻辑的有序性，而意象则需要打破语言逻辑及理性逻辑的规范，追踪“情感逻辑”与“想象力的逻辑”的发展而不断推进。在一个意象向另一个意象跳跃的时候，一般也是由潜意识驱使着进行的，内中的心理变化也是无法以语言言明的。

无论从意象的产生过程看，还是从其作用与功能看，都是大大超越于语言的。在诗歌中，读者直接面对的是意象，而不是语言，或者说诗使用的是意象语言，而不是文学语言。意象是诗的特定词汇，意象是诗歌艺术的基本单位，诗人在进入创作构思时，并非是用语言进行的，而是利用意象进行的。而传统的看法，诗是语言的艺术，而不是意象的艺术，因此出现“语言的色彩美”“语言的绘画美”等说法，都无法说明诗的实际存在，也无法说明诗的本质。

  （选自《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诗学新解》，有删节）

文艺要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回顾一年多来众多文艺作品创作，无论是影视剧、歌曲，还是小说及其它作品，都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如《大圣归来》、《三体》等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影视剧如《琅琊榜》、《老炮儿》等，在社会各界也都引起热烈反响，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老百姓常常对此津津乐道，感觉这是为人民群众奉上了一道道精神文化大餐。

这些好的文艺作品为何能受到人民群众如此喜爱？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这些文艺作品于人民群众，它接地气，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把人民群众生活中最真实、最真切、最真挚的一面充分挖掘和表达出来，祛除了作品的空洞泛化，杜绝了作品的虚构简化，让人民群众亲身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真实生活影像，看到了于人民群众的淳朴民风、热情态度、勤劳创造和真实情感，看到了那些有血有肉、精神高大的大众群体，寻到了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因而有一种真切的“获得感”。

这些真切的“获得感”，首先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渴望。事实上，人民群众不是没有艺术鉴赏能力，而是喜欢真正有思想、有道德、有温度、有高度，能够号准时代脉搏、真实反映人民群众悲苦和欢乐的作品。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曾让我们热泪盈眶，当这部作品被搬上荧屏后，我们切身感受到的是来自对再现现实生活的真切呼唤。虽然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在上个世纪，但是这部作品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让我们忘怀。我们喜欢作品中的人物，崇尚作品人物的精神品格，因为这部作品的的确确让我们感受到了普通百姓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

这些真切的“获得感”，还让人民群众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最近一个时期被陆续推出的一系列展现人间正道的文艺作品，不仅为人民群众送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而且也向社会不断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润物无声地起到了引领社会新风尚的作用。《老炮儿》之所以一炮打响，就是因为它呼唤的是对“规矩”的回归，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构建诚信社会的共同心声。而《老炮儿》的走红，无疑为构建什么样的诚信社会，树立了可亲、可敬、可学、可做的榜样，而且将人人具有的向善天性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在欣赏的同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故而可以说，这种“获得感”的效应和作用，的确难以估量。

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喜欢的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文艺作品，喜欢的是文艺作品对现实的真切关怀和真实再现，希望从文艺作品中得到更多的“获得感”，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让精神文明之翼也和物质文明翅膀一样硬起来，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因此，作为每一位文艺创作者，都应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深入生活，扎根于人民，为人民而作。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选自《中国文明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