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有三千多年的可考历史，汉文采用竖排格式从右向左行文，也就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汉文这种竖排而左行的传统格式与中国古代以竹简为书籍材料的因素直接有关。

现在来溯推汉文形成传统的竖排格式的历史因素时，不妨认为，最初在竹简上行文，横排和竖排的格式可能都有人尝试过。但是，将多根的竹简编连成册，拿在手上阅读时，则竖排的格式比横排阅读拿握起来方便一些。古代在往简册上书写文字时，也是竖排格式书写方便。先秦时代的人席地而坐，在这种称为跽坐的姿态下为了调整人与书案几之间的距离和方位以便书写，可以“移坐就案”，也采用“移案就人”。为此，案几一类家具都做得比较轻便，并且是左右方向尺寸大而远近方向尺寸小的长条形，便于跽坐时的搬动和调整。顺着案几的长方向摊开简册写字，对于书写者来说，这就是竖排书写的行文格式；如果在这种案几上横行书写，则简册要在案几的窄方向上横跨案几面，和写字行邻近的上下文简行可以展在案几面上的数量较少，待写字的空白编简要垂落在案几的近端，落在跽坐者的腿上，长篇大册的书写，这种情况尤甚。在案几上阅读简册，情况和书写一样。至于汉文竖行从右向左排列的格式，则与古代先民尚右的观念有关。出土的秦新郪虎符铭文有“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秦阳陵虎符铭：“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

竹简上的古代书籍，以篇作为文章的单位，并以册作为同时编连在一起的竹简集合的单位，这是中国书籍装帧的最早形制——简册制。帛书的出现，又形成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另一种装帧形制——卷轴制——把帛书卷到一段硬质的芯轴上，以卷作为书籍的单位。纸质书籍的初期仍照用帛书的卷轴形制，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书是逐版地印成单页，再装订成册，这种工艺促成了书籍采用册页式的装帧形制，册页形制的书籍沿用直到今天。

从汉文的行文格式和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制的演变历史可以看到，每当新的文字记录载体材料（如帛相对于竹木，纸相对于竹帛）或工艺（如印刷）投入实用，首先是按传统的习惯形式去应用，只有在传统方式与新的材料或工艺发生了矛盾，才会突破传统去发展新的形式。由帛书的卷轴相异于竹木简册是如此，纸册页代替纸卷轴也是如此。然而纸质材料和印刷工艺与汉文行文传统的竖排格式之间并不矛盾，竖排和向左行的格式一直延用到近现代，不过在竖排格式不便表示近代科学技术符号、术语、数学式的矛盾下，最终突破了传统，产生出汉文横排并且下行的新制式。传统具有无形的、巨大的历史惯性。

（节选自《竹简对中国传统书籍形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已对人对社会“尽责任”的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