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记》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其贡献礼品、击土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礼义以为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但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有较多的记载，则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礼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渐完备和成熟起来，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乐”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产生。到了周代，“乐”的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相应制度，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规范和管理乐舞。

在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并且，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 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通过让他们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

“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之“和”能够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

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具体内容有变而主旨不变。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鞋 匠

李培俊

鞋匠把钱递给我的时候，我认真看了他一眼。这是一张已经不再年轻的脸，上面的褶子一条摞着一条，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艰辛。握钱的手，被柔韧的细绳勒出一道道嫩红的沟壑。

他说：“请给我一朵玫瑰。”

鞋匠的摊子摆在我们花店的窗下，坐北朝南，一年四季，鞋匠那张憨厚的、黝黑的方脸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在阳光里乒乒乓乓钉掌，在阳光里嗤嗤拉拉绱鞋^注。没活的时候，鞋匠会舒服地伸个懒腰，点上一支烟，望着天边某处，不知想些什么。有时，那烟味会丝丝缕缕飘进花店，暖暖的，有些辛辣，有些刺鼻。那烟，显然是两元一包的低档货。

鞋匠的生意不错，摊子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奔他而来的原因，当然是鞋匠为人活泛，活儿做得地道。鞋匠在花店窗下摆摊好几年了，没见和谁红过脸、生过口角。顾客付钱时，鞋匠满脸微笑，从马扎上欠欠身子，重重点点头。顿时，那张脸便显得生动起来。他说，“谢谢，您慢走，再来啊。”

鞋匠第一次来买花，很拘谨，站在收银台前，他狠劲搓手，粗糙的双掌摩擦出一串沙啦沙啦的响声。我问：“有事吗？”鞋匠羞涩地点点头说：“我买一朵玫瑰。”

买玫瑰？我以为听错了，又问一声，“你要玫瑰？”他重重地点点头，说，“是的，我要一朵玫瑰。”说着，把钱递了过来。钱是一元一元的零票，折褶里带有微微的酸味。

我从新进的玫瑰花中选出一朵最大最艳的，用绢纸包上花枝，递给他。他双手捧着走出花店，快步跨过马路，消失在对面的小巷里。

我没问过这花买给谁，为什么每月要买一朵？他靠手艺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为什么要把汗水里捞出来的钱送进花店，换回一朵不能吃不能喝的玫瑰呢？也许鞋匠有一位他十分疼爱的妻子，每月为爱妻送上一朵鲜花；也许他的妻子有什么疾患，卧病在床，她的床头需要一朵鲜花陪伴；也许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他把玫瑰供在妻子遗像前，以示怀念……不管是哪种情况，鞋匠都是值得敬重的男人。

每次进货，我都要精心为他挑选一朵鲜艳的、最大的玫瑰为他留着，等着鞋匠来取。

情人节成了年轻人不可或缺的庆典。这天，少男少女们疯了一样涌向花店，你来我往。尽管我有所准备，进货量高于平时三倍，玫瑰仍然供不应求。下午五时，最后一朵玫瑰卖出，我吁了口气，准备清点当天不菲的收入。这时，一对恋人急如星火走进花店，男子问，“有玫瑰花吗？”我说，“对不起，你们来晚了，玫瑰刚刚卖完。”女子眼尖，发现了那朵留给鞋匠的玫瑰，兴奋得大叫起来：“瞧，还有一朵！”她央求我说，“大姐，卖给我们吧。”我说，“抱歉，那花是别人预订的，过会儿要来取。”女子十分失望，两眼噙满泪水，说，“这是我俩过的头一个情人节，全市花店跑遍了，只剩下你这朵玫瑰了，你忍心让我们过个没有玫瑰的节日吗？”男子也说，“要不，我出双倍的价钱。”

我还是摇了摇头，说，“做生意要言而有信，你愿意让我做个失信的人吗？”

女子脸色变得越发难看，埋怨男子说，“都怨你，都怨你，我说早些来，你偏不听，现在可好……”男子脸上讪讪的，嗫嗫嚅嚅地说，“明年，明年我送你一大束玫瑰。”

鞋匠早进来了，他把钱递给我，我把玫瑰交给了鞋匠。鞋匠脸上绽开一抹笑意，把玫瑰举到鼻子下，深深地嗅闻一阵，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次鞋匠没有跨过马路，也没有走进那条小巷，他微笑着，把玫瑰花交给小伙子，说，“还不快点送给姑娘。”天降之喜把小伙子弄懵了，接过玫瑰，朝鞋匠深深地鞠了三躬，连声说，“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这对情侣走时，鞋匠在他们身后喊了一声，“祝你们幸福啊！”那喊声很快淹没在寒风中，不知道小情侣听没听到。

（选自《小说选刊》2016年第2期，有改动）

（注）绱鞋：把鞋帮鞋底缝在一起。

不轻言转行或跨界

在中国影视产业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浮躁浅薄、急功近利的创作风气也逐渐滋生成长起来，所生产出来的影视作品鱼龙混杂，既有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精品，也不乏偷工减料、广受诟病的质量低劣之作。如何将工匠精神融入影视创作实践中去，从而使国产影视剧与观众建立起更加稳固且充满信任的关系，成为影视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工匠精神乃现代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为产品的生产者或服务的提供者对与其工作相关的某一方面专业品质的不懈追求与顽强坚守。具体而言，就是他们在向社会创造某种产品或提供某种服务的过程中会以一种高度专注、近乎苛刻的态度对待自己所掌握的专业技术或服务能力，使之精益求精、臻于完美。一个具备工匠精神的人，在面对自己的工作时，不会左顾右盼、朝秦暮楚，总是幻想找到一步登天的终南捷径。哪怕只是一件在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往往也会将毕生的志趣和难以想象的精力贯注其中，以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韧劲，日复一日地将之做到极致。具体到影视创作领域，工匠精神首先体现为从业者有长期甚至终生心无旁骛地坚守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无怨无悔的志趣。这意味着，无论从事影视生产的哪个行当，他们都不能受一时的利益诱惑就轻言转行跨界，而是始终专注于自己的本位工作，立足于专属于自己的、别人无法取代的位置上，为影视艺术提供丰厚而独特的养分。

影视市场的高热不退带动作品的产量激增，也将人才短缺这一棘手难题推上了台面：编剧、摄影等高端专业人才难觅，因为好多人转行去当了导演，甚至自组公司拍起了电影；与此同时，一些圈外人士眼见影视产业有利可图，遂凭借自己的“圈粉”能力跨界“触电”，摇身一变成为了导演或制片人，搭班子拍起影视剧，这进一步加剧了非导演类行家里手供不应求的紧张状态。于是，大批缺乏经验的新人仓促上阵。由于缺乏训练与积淀，其作品大多艺术水准低下。结果，一些好不容易在实践中形成的宝贵创作技艺与经验无法传承下去，使创作无法形成有效的积累和生长。

健康的行业环境不仅需要频频走上红毯、亮相于人前的导演、演员和制片人，也需要专业的编剧、摄影师等“幕后英雄”，还需要资深的副导演、选角导演、预告片导演、场记等各怀绝技且安守本分的“高级技师”。唯有如此，作品的专业品质才能从整体上稳中有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起良性的制度，公正合理地分配“象征资本”，让所有为作品生产作出贡献的成员获得应有的地位和与之能力和付出相匹配的回报，使其即使处在幕后，也不会感觉被冷落。当然，笔者如此立论，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转行或跨界。而是想强调，转行跨界必须源于志趣的改变而非利益的驱动，且转行跨界后还需放低姿态，随着经验的积累循序渐进，不可妄想一步登天，不费吹灰之力、仅凭人气就从这个行业的大咖一跃成为另一个行业的新秀。否则，很容易造成行业秩序的混乱，长此以往对中国影视业的艺术根基造成侵蚀。

（选自宫浩宇《影视创作呼唤工匠精神》)

青春不只是孤独的狂欢

李　菌

寝室里只响起键盘敲打的声音，四个女孩静悄悄地面对着各自的电脑上网，蓝莹莹的屏幕投射在她们专注的脸庞上。突然，一个女生探身对室友说：“你看到了吗？我在微博上@你了。”另一个这才咯咯笑出声来：“看到了呀，我回复你啦，快去看。”而她俩之间的距离，不到两米。

毫不夸张地说，十年前开始风靡中国的社交媒体，已经完全改变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穿梭在校园里，你经常会看到低头紧盯手机屏幕的人匆匆走过；课堂上，一张张埋在电脑背后的脸多半是在翻看好友更新的照片和日志；甚至连社团会议、小组研讨都开始被微信群所取代。当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养成“起床刷微博，躺下发微信”的习惯，社交媒体的魅力似乎显而易见与日增强。然而，在我看来，大学生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带来了孤独问题。

去年微信的大规模瘫痪造成的慌乱让我们意识到，现代人最恐惧的，是被切断与社会群体的联系，哪怕只是一小会儿。那么，到底是孤独催生了社交媒体，还是社交媒体放大了孤独？那些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发送的“晚安”，表明我们对孤独的恐惧并没有减少，反而更强烈了。

科技带给我们一种“永远不需要独处”的错觉，让我们在排队时、等待公交车时，甚至在卫生间时都可以有事可做。过度频繁的联系让我们产生习惯性的心理饥饿感，让我们每当离开通讯设备、每当没及时收到回复时就不免心慌意乱。更加频繁的交流带来沟通质量不可避免地下降，我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渐渐流于表面化和片面化。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表示“比起说话我更愿意发短信”，我们渐渐习惯逃离真实的交流，自欺欺人地选择更浅层面的沟通。当我们懒于打理好自己再坐一小时地铁去和闺蜜小聚，而是选择躺在床上使用微信对讲时，是否考虑过对社交网络的过度依赖已经挤占了现实社交的活动空间？这种高效率、低成本的社交，是否也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廉价浅薄？是否可能导致自我封闭，使现实社会关系如苏打饼干般易碎？

虽然社交媒体让我们孤立自己，但这种孤独已经丧失了独处应有的本质，当科技让我们成为彼此的情感拐杖，过度的交流让我们没有时间安静地独处，以至于在不得不独处时完全无法习惯。而聆噪的网络世界逐渐让我们养成横向查阅而不是纵向思考的习惯，我们的注意力愈来愈难以集中，也进一步丧失了独立钻研的能力和意识。

有句歌词：“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只有给自己和自己对话的机会，才有可能安静地观察、冷静地判断、沉静地反思。独思的修行，意志的磨砺，最应在大学时代开启，才能在将来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时，都能在群体的喧嚣中保持相对的清醒。

看到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软件，只要放下手机10分钟，就会有捐助者给非洲儿童提供一天所需的饮用水。那么，不妨以“不动手之劳”，为需要的人赠一桶清水，也给自己的内心开掘一眼清泉。

(选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