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宋代历史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段特别的记忆。随着不同时期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的不同，人们对宋代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②元朝对宋的盖棺之论主要有两点，一是对程朱理学高度肯定，这与元统治者将朱熹学说定为“国是”一脉相承。其二，元朝史臣在论宋代“其有弊”时指出，“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这两个方面大致也影响了明清的认识。

③明朝统治者特别强调对宋朝历史文化的认同和继承。重修《宋史》和重视研究宋史成为明代史学的一大特色。有明一代先后产生了123种宋史著述，现存62种。明人对宋文、宋诗、宋词、宋画的褒扬和批评，更是奠定了宋代文学艺术与汉唐并峙的地位。

④19和20世纪之交，中西学者均将宋代历史指向中国近世的开端。1922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系统阐述了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内藤的假说是建立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而中国学者提出中国近世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与日本学界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对赵宋文化的高度褒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⑤那么宋朝“积贫积弱”的帽子从何而来？其实，早在南宋后期，有识之士就说“民穷”“财匮”“兵弱”是当时的三大弊政，元明清人一致认为宋朝“武备不振”和“积弱”。20世纪50年代末漆侠先生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将“积贫积弱”连用来概括宋神宗实施变法的主要社会原因，1962年邓广铭先生将这一概括引入《中国史纲要》宋代历史部分的书写，遂使“积贫积弱”成为20世纪后半叶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

⑥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积贫积弱”说呢？根据目前的研究，“积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财匮”延续到南宋，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财匮”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而从“民穷”的角度来说，宋代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与魏晋隋唐相比，不论是法律身份地位、迁徙自由以及谋生手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会救济制度不仅汉唐难以企及，元明清也没有超过，而宋代大中城市里五万贯家财的富户人数众多，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宋朝的“积贫”。

⑦过去对宋朝积弱的认识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势弱，二是军事能力弱。对于后者虽有争论，但对于前者，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能认同，因为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不是辽、西夏、金、元所能比拟。

⑧进入21世纪，国际上开始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地位，这也使得国内学者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予新的评价。目前，宋代经济革命说、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散见于各类宋史论著。可预见的是，宋代历史的形象仍将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也是宋代历史的魅力。

（李华瑞《对宋朝历史为何有多样解读》，有删改）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成熟，应该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拓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来以人物为中心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向人们展现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

《史记》之所以能在历史与文学两方面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一方面固然取决于司马迁个人的天才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相当卓越的文学著作，这些著作对司马迁的历史观、文学观、审美观的形成及其具体的艺术操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左传》、《国语》、《国策》的许多章节，其叙事写人的方法，其描述用语及其人物辞令的巧妙，都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所不同的就在于它们还都不是以人物为中心，它们的写人仍然是为了叙事。先秦也曾有过名称上类似于传记的著作，如《晏子春秋》，可惜它的目的仍不是写人，而像是一本逸闻趣事的资料汇编，完全没有剪裁。因此，真正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只能归于司马迁了。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他著有《列传》50篇，这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近两个世纪。

从《史记》出现的西汉时期开始，到清朝被推翻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产生了浩如烟海的传记与传记文学。在历朝正史中，被后人称之为“传记文学”的首先是《史记》，其次是《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新五代史》的若干篇章，其他“正史”在中国文学史上一般很少被人提及。《史记》是历史性与文学性高度结合的完美之作，这种完美结合在史学史上和文学史上都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班固是司马迁的杰出继承者，也是古史传统的改造者。从班固开始，他在有意识地把“历史”与“文学”分开。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作为“史学”的品格，《汉书》无疑是更完美、更系统、更周密了；但从文学角度讲，《汉书》则无疑是在大踏步地倒退。但《汉书》毕竟因袭了《史记》的旧有成果，因此，《汉书》作为一部“正史”，其文学性在我国古代散文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佼佼者。

从传记发展的历史上看，两汉是我国古代“史传”文学最辉煌的时期，这时其他形式的传记文学还大都没有出现或没有大量发展起来。从魏晋开始，随着“史传”文学的逐渐衰落，其他各种形式的传记作品则日益兴盛起来。应该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衰落”，并不是指《三国志》、《后汉书》等这些著作的“历史”价值与“文学”品格，我们所指的只是它们的“文学”水平与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实行 2000 余年。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不独立逐步走向独立，这是监察权威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第一，中央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互不统属。秦和西汉，御史府服从于相府而不独立。东汉，御史府改为御史台并与行政系统相分离。魏晋时期，御史台又脱离少府而自立，罢司隶校尉而将监察权向御史台集中。隋废尚书省的监察职能，唐将隋的司隶台并入御史台，形成单一的御史系统。元朝取消谏院，使监察组织更加一元化。清朝实行科道合一，都察院成为完全独立的、唯一的中央监察机关。

第二，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而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实行常设监察官和朝廷派遣巡察御史巡察相结合的体制。巡察御史由朝廷直接任命派遣，与地方政府没有关联。地方常设的监察机关（官员）则不同，它们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较为复杂，其独立性是经过长期发展才确立的。自秦至隋，地方常设监察机关往往从属于地方政府。唐宋开始在地方设立专门监察机关。元朝的地方监察体制有了新发展：建立行御史台，实行大监察区建制，设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分属行御史台，从而形成垂直监察体系，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政府没有统属关系。明代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道，由朝廷委派监察御史，各省又设按察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是各省常设监察机关。清承明制，监察体系基本循而不改。

第三，监察官员之专职化。监察职能由监察官员专任，监察官员也不兼任其他职能，这是监察独立的内在要求。自秦汉至唐宋，监察机关的独立和一元化尚在形成中，监察官也没有真正专职化。元明清，随着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独立和一元化的完成，监察官员基本实现专职化。尤其是明清时期，御史是官僚机构中一个特殊群体，负有专门职责，还有专用的“獬豸补服”。

第四，监察官员具有独立弹劾权。监察官员虽然从属于相府或御史台（都察院），但其弹劾无需宰执或台主批准，御史以个人名义而不是组织名义提起弹劾。这是为了不妨碍对宰执或台主的纠弹，同时使纠弹的主体十分明确，因而也是对监察官员的一种制约。东汉初年，刺史纠奏二千石长吏“不复委任三府”而直呈皇帝。唐初，明确规定御史可以直接弹劾：“故事，台中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弹事，不相关白。”清朝规定，科道官不必经过都察院而可以单独进呈，既能封劾，还能面劾。

中国古代施政者对国家治理中监察权的配置和运用有理性的认识和较合理的设计，它们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监察权运行的内在规律。当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处于官僚政治的体系之中，特别是受到君主专制这一根本政治体制的制约，官官相察的实质是君察臣，其实施的成效与设计初衷必然相距甚远。

（摘编自艾永明《传统监察制度展现中国古人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