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上，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各有所侧重，不尽相同，这可以从花卉的描绘上做比较。

在中国传统绘画领域里，花卉题材和山水题材占了极大的比重，取得了较高成就，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概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看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一人文哲学精神有关。

被称为西方“画圣”的荷兰现代派画家凡·高在西洋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名作《向日葵》被认为是稀世珍宝，画作通体呈黄色，像一团狂热的火焰，反映了画家燃烧的心灵。它不仅色彩热烈，画中花瓣的线条也呈现出烫灼般的颤抖，的确有一股跳荡的猛烈的心灵之火在烧炙着每一个观画者的感官。凡·高开辟了以画家的主观心灵为源泉的作画风格，但单以主观心灵的色彩来观照和变化自然对象，导致个体性太强，画家的主观压倒和排挤了自然的客观，画作虽然独特，但缺乏和谐，凡·高的带有病态色彩的精神，更会给他的表现对象带来一定的损害，投合了现代西方富有阶层寻求怪异刺激的欣赏趣味。

反观中国画家的几幅花卉作品，比如齐白石的《牵牛花》，张大千的《荷花图》，虚谷的《松鼠戏竹图》，每幅作品都是形神飞动，气韵盎然，仿佛一首首有形的诗，一曲曲无声的乐，和谐温馨，使我们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自有一股浩瀚的宇宙清气，一片昂扬的生命节律，流溢心田，舒心无比。中国画家的这种创作方法是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契合，把一种人格和理想境界具象化地渗透于特定的对象之中，是一种意象的创造形态，而不是再现的形象形态，是升华了对象自身的根本特征而不是任意以画家的主观来扭曲变形。在创作的精神上，中国画家总是执着地追求一种以提高和完善人性自身为目的的人文精神，而不像西方现代派画家那样片面张扬独立于自然和社会、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人主观精神。

由于中西方画家这种创作态度和方法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传统绘画从本质上看，既非模仿的艺术，也不是抽象的艺术，而是充满了主客体的统一精神，以意象创造而实现人、社会、宇宙和谐的中和的艺术，是简洁、传神、含蓄、隽永的艺术，是达到了“气（艺术家的主观心灵之气，生命运行之气，宇宙间自然万物之气）、“韵”（主观、客观契合所制造的意象自身所发射出来的风华、光辉）生动的艺术。应该说，中国的花鸟画、山水画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整体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牧歌式的亲切精神，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

（摘编自吴式南《发现艺术之美》

①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人的实践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审美情趣等方面都要相应发生改变。建设生态文明，要求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塑造与之匹配的新型人格范式——生态人格。

②生态人格是指个体人格的生态规定性，是伴随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以及生态文明的发展，基于对人与自然真实关系的把握和认识而形成的作为生态主体的资格、规格和品格的统一，是生态主体存在过程中的尊严、责任和价值的集合。

③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绿色运动的兴起，环保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的生态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其所蕴含的价值观正在悄然地重塑人的心灵，并催生一种新的人格类型的出现。同时，由于农耕文明的“依附型”不断被摒弃，工业文明的单向度人格不断被反思，在当今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人们对生态价值的重视和对生态精神的渴望正在持续发酵，这种新的人格类型已经呼之欲出。

④心态，即人类的精神状态，是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统一。在人类陷入精神危机、面临精神家园丧失的现时代，心态处于边缘化，陷入焦虑与矛盾中，变得不再健全。生态人格的塑造正是人在面对困境时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得的唯一出路，其目的是重新建构人类与自然的深层次联系，重新思考人类精神在自然中的地位，从自然中汲取精神资源，从而实现人格的完满。

⑤传统意义上的心理人格、道德人格与法权人格是完全脱离了生态环境而独立得到确立的人格。但是，生态人格的确立，实质上包含了法权、道德和心理人格的整体生态化转型，使之获得生态内涵。这种人格不仅要求人们形成生态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还要求人们在追求自我道德和心理完善的过程中致力于实现自我人格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并在生活实践中自觉地成为维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主体。

⑥生态人格体现了对“求真”的理性追求，即生态人格要求人们必须拥有丰富的关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知识，具有自觉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与稳定的生态智慧，并以此来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在此意义上来说，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只有享用自然的权利，而没有占有、宰割自然的权利。人类之所以具有享用自然的权利，首先是因为自然具有满足人类需求的可享用性，其次是因为人类具有享用自然的能力。人类享用自然必须以保证自然对人类的可享用性为前提，要享用自然必须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使自然为我所用，而要保证自然对人类的可享用性则必须建设自然，向自然奉献，使自然持续发展。因此，人类实践应当保持人类赖以存在的环境与条件，不要也不应该破坏、污染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如果说，享用自然是人类的基本权利，那么，维护自然的可享用性则是人类的基本义务。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却是片面的，人类并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统一性、全面性和丰富性。

⑦生态人格体现了对“择善”的完满诠释，即生态人格在道德责任上打开了人对自然的关怀之窗，将道德关怀的视野从人类拓展到了整个自然界。生态人格超越传统人格，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互相影响、互相牵制的维度重新审视人类赖以珍惜的道德品质，赋予它们崭新的内容和气质。同时，生态人格是由拓展与超越传统伦理的环境伦理来涵育和教化的，环境伦理不仅需要藉由调节、导向、教育、辩护等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功能来实现其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控制能力，而且需要通过提高和改变个人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从而提升个体道德品质。生态人格正是在环境伦理的这种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中达到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道德特质。

⑧生态人格要求人们具有感受自然生态之美的特殊审美意识和能力，并不断培育生态审美情感。审美情感是审美主体对客观审美对象的一种心理态度及体验，是对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之间某种关系的反映，而不只是对客观事物本身的一种反映、认识活动。生态美感是在生态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的生命节律与审美客体的生命节律、审美主体的情感态度与审美客体被感知的情感价值取向产生对应和谐引发的。只有用心去感受自然，使自身与自然相融通，从而和其万象，使得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共生、整生，体会其超然的生态美感境界，最终实现人与生态的全面发展。生态美感的树立对改变人类以物质生存为中心的生存方式，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进入人与自然的精神和谐具有独特的作用。

（ 2012年02月14日《 光明日报 》）

随着社会与文化的变迁，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构成了生活美学得以兴起的历史背景。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应该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好生活”，另一个是“美生活”。生活美学就是要以“美生活”来提升“好生活”，并在人民大众中倡导生活美育。

西方美学曾经更关注艺术，东方美学却早已聚焦生活，关注审美与生活之间所具有的“不即不离”的亲密关系，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体味生活本身的美感。中国生活美学就可以代表东方生活美学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一种始终未断裂的生活传统。这里的“生活”，乃是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这里的“美学”，也是中国化的美学。

何谓“生活”？在汉语的语境里，“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与生命精神，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的，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白天劳作、夜晚睡眠、呼吸空气和享有食物，这些都是人们要过的日子。然而，人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追求“存在感”。中国人所理解与践行之“生活”，所言说的就是鸢飞鱼跃那般的存在，有着鲜活的内涵与践履途径。何谓“美学”？美学这个词在西方原本就是感性的意思，美学作为学科之本意就是“感性学”。但在中国，却将“感”学之维度拓展开来，进而将之上升到“觉学”之境，而这“感”与“觉”两面恰构成“不即不离”之微妙关联。因此，中国的美学，就不仅是西学的感性之学，而且更是一种感性之智。中国古典美学家们往往能体悟到生活本身的美感，并能在适当地方上升到美学的高度。从庄子的“美的哲思”到明清的小说批评，那种生活见识与审美之思的融合，皆浸渍了中国传统原生的美学智慧。

由古至今，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日子过成“审美生活”。此种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等，都属于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拓展疆域。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也为世界其他民族所难以企及，儒家的“六艺之教”就是源于“生活”而带有“美质”的全面教育。蔡元培曾极有洞见地认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其实，数的规律之教也是包含美质的，在六艺的完整谱系里面，大概只有“乐教”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艺术教育，而其余各项教育其实都是关乎生活经验本身，都是从生活出发并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国古典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因为我们的美学传统就是生活的，我们的生活传统也是审美的。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延续至今，乃是由于生活自身的传统从未中断。生活美学就是这未断裂传统中的精髓所在，或者说，就是这传统精髓之“感”之“觉”。找回中国自己的生活美学，恰恰是由于，我们要为中国生活立“心”——立“美之心”。

（摘编自刘悦笛《生活美学：为生活立“美之心”》）

每当谈起战争话题，总有人觉得推崇谦谦君子的中国文化缺少铁血霸气的一面。从史实上看，中华文明崛起于中原农耕地带，四面受攻。特别是北方毗邻草原游牧民族，战争频仍。然而，从黄帝北逐荤粥开始，历经夏、商、周、秦，直到汉武帝、唐太宗分别击败匈奴、突厥，中原文明始终经受住了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文化爱好和平。孔子说，“仁者，爱人”。以爱护别人为己任的仁者，当然不会热衷于剥夺别人的生命。汉传佛教强调“慈悲为怀”，主张吃素，连动物的生命都不愿意剥夺，遑论战争。老子关于战争的论述更加充分。他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武器、战争都 是不吉祥的东西，也不是君子所喜欢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用它；“若美之，是乐杀人”——如果喜欢武器、推崇战争，就是以杀人为乐；“夫乐杀者，不可得意于天下”——以杀人为乐的人，不 可能真正得到天下人的认可。

中国文化重视精神，追求正义，有重义轻死的一面。比如，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文天祥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体现 在战争上，就是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一般的征服者战争，能胜则愿战，不胜则愿降；必胜则必战，必败则必降。而中国文化更推崇的却是:无关正义，必胜亦不战——不打不正义的战争，不欺凌弱小；正义所在，必败亦必战——即便敌强我弱，明知必败，也会勇于亮剑、绝不屈服，甘愿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恃武力强大而敢于言战，不是真正的勇敢；重义轻死，明知必败亦必战，才是真正的勇敢，也是中华文明不灭的关键之一。

虽然不推崇战争，但是中国文化对于战争的研究非常深入。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是什么？中国文化很早就对此做出了明确论述——民心。《尚书.泰誓》说，商纣王“有臣亿万，惟亿万 心”——商纣王虽然有亿万臣民，但人人离心离德；周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周武王虽然只有三千臣民，却是众人一心，因此周武王就有能力战胜商纣王。《孙子兵法》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包括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其中，道是居于首位的决定要素。道是什么呢？就是得民心。“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也就是说执政者能够让老百姓与自己同心同德、同生共死，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