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词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汉书·王褒传》，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能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词最早使用在东汉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

在信息时代，接受信息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各种电子屏幕，我们便可以把这种阅读方式称为读屏。信息社会给阅读带来了变化，创造了很多新价值，这是无疑的，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价值，这些负价值构成了潜在的危机，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需要警醒。大量的信息蜂拥而来，让人应接不暇，它让人感觉接触的信息多了，而积累的知识却少了。一来是因为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构成知识，不是所有信息都具有价值和意义，“真正重要的讯息会湮没在一大堆不太重要的讯息中而难以识别”；二来因为构成知识的那部分信息，若要积累下来，并成为人们智慧的一部分，需要认真理解、品味，光靠浏览是不够的。一位法国哲学家、控制论史家这样写道：“信息社会中存在这样一个悖论——我们仿佛拥有了关于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信息，但这个世界在我们看来却越来越缺乏意义。”信息因为有意义和价值才成为知识，知识转化成改变世界的工具时，它才成为智慧。在今天互联网“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无知不是错读了许多书，而是错误地被无意义、无价值的信息包围，而无法静下心来真正地阅读。

在信息时代，在数字互联网时代，充斥网上的海量信息有的简直连信息都不能算，只能将其视为垃圾，因为它们要么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花边”或“八卦”，要么是耸人听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假信息或假知识，要么是质量低劣的胡编乱造。虚假信息、不准确不科学的知识在网上肆意传播，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互联网为所有人提供了写作和发表的平台，本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不设任何门槛、没有任何严把质量关的“守门人”，使这件事情有了变坏的风险。另一方面，便是经济原因或市场利益驱动。“信息可以同时表现得太廉价和太昂贵”，“当信息变得太廉价时，注意力就变得昂贵了”。大量真真假假的廉价信息甚至免费信息，却隐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其实售卖虚假信息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售卖假药。不同只在于，假药毒害身体，假知识毒害精神；假药的后果可能立竿见影，假知识的后果犹如慢性毒药。

人们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着应有尽有、跨越时空的信息，应用这些信息从事科学研究和其他生产和生活活动，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因而充满着兴奋感和满足感。但久而久之，人们便对大数据和搜索引擎产生了依赖，仿佛离开了它们自己便无法行动了。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即当人们开始搜索或试图在网上获取信息时，有关个人的信息就随之被记录了，个人便成为大数据本身被计算和运营，个人的思想也被有意识地“启发”和导引着，个人被“大数据”运营着，成为任由信息摆布的奴隶。其实，在生产和生活中，我们已经沦为了信息的奴隶。例如，离开了电脑和电子邮件，我们无法工作了；不依靠导航系统，我们不会走路了；离开手机，会产生孤独感甚至恐惧感，好像自己被世界抛弃了似的。

（摘编自于殿利《阅读的三个时代·读屏时代与信息革命》）

人类起源于地球上的少数地区，之后逐渐扩散到广阔的各大洲。数量有限的早期人类群体处于孤立、分散状态，他们由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等的不同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部落、民族和文化。虽然人类的数量不断增长、分布越来越广、交流越来越多，但文化多样性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它是不同人类群体对世界认知和自身文化身份的表达。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三届大会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把“文化多样性”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其文化遗产。当前，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仍然是人类文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文化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如分为村落、社区、城镇、部落、民族、地区、国家、大洲、教派、宗教等文化，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科技和交通运输等的发展，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并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更大范围的文化圈。具体地看，各个人类群体在不同领域的文化需要一些特殊的文化形式来组织，从而形成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组织型文化是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与主流文化(如儒家思想)，而且二者本身也存在紧密联系。历史上，语言和宗教、主流文化是形成区域文化和文化圈的重要文化因素。

文化多样性不仅是人类对世界不同认知和自身文化身份的表达，而且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多样性的存在促使不同文化相互了解和学习，推动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和人类社会发展。文化多样性既是世界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也是一种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观，就是既要认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恪守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文化交流中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繁荣。

当前，文化多样性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依然需要我们尽力维护，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相似，能够帮助人类应对世界资源的有限性。从自然的角度看，地球的最大特点之一是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密不可分。生物多样性为文化多样性提供物质基础，文化多样性反过来又反映不同人类群体对其所处环境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和保护。因此，文化多样性有助于促进人类对地球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从而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世界上如果只有一种文化，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多姿多彩。多姿多彩的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对待不同文化，我们必须秉持平等、谦虚、包容的态度，使人类文明在不同文化交流互鉴中不断向前发展。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9月25日)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节选）

袁行霈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一，就是选择包容。

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早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话：“有容，德乃大” （《周书·君陈》）。意思是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老子》也说：“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进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这些虽然都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但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国人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华文明的品格。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的华夏民族创造的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的少数民族创造的文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汉族和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我们引为骄傲的山西应县木塔那样精美的建筑，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辽代的杰作；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首次开辟了我国南北海运航线；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出现了康乾盛世。这些都为中华文明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我们还可以以战国和唐代为例进一步说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战国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想强调的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只体现在统治者的包容性上，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包容性上。孔子有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这说明社会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儒、释、道三家并用；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进入仕途；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等等。仅以政府的将军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数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新罗的崔致远都曾远离故国在唐朝任职。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唯包容才能百川汇海，唯包容才能不断壮大。

（节选自2011年《新华文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