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是构成艺术美不可或缺的因素，既是中国山水绘画中的最高审美法则，也是每位山水画家在创作过程中潜心追求的理想境界，更是品评、鉴赏山水画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特征的主要法则。

山水画在元代绘画中成就最高。画家从自然界的直接感受中获得了有用的题材进行创作。元代的山水画家，对于山水自然的理解更为深刻。画家之中，有的学道，有的参禅，有的啸傲山林，所谓“卧青山，望白云”，成为山水画家一时的风尚。山水画艺术，尤其是在水墨山水画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元代山水画注重勾、效、点、染、擦等技法，在讲求中规中矩的前代绘画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

从外在形象转向重心源、重意象，变院体画严紧工整的风格为重韵致、求天趣、尚逸品的审美追求。画史所谓的“尚气重韵”，是说“淡泊清逸”的元代文人画新格局。

由于对抒情因素的强调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带来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宋代所推崇的人品论，被元代钱选发展为“士气”说，所谓“士气”是要求以超然、脱俗的隶体入画来表现清高的节操。于是，文人画早期的观念与元初大盛的书画结合之风，形成了文人画新的、特定的审美标准。这种创作价值取向，在每一个元代的文人画家的身上都不难找到。元代山水画，不论是赵孟频“水墨浑染点草草，绿荫环绕清高雅”的《鹊华秋色图》，黄公望“层峦叠章碧山青，杂木莽林气宏伟”的《天池石壁图》，还是倪云林“江上春风积雨晴，隔江春树夕阳明”的《江岸望山图》都表现出了一种“简逸恬淡”的意境。

以书入画是元代文人画的一大特色。书画结合虽然在唐代已经提出，但在唐、宋付诸实践的并不多。到元代，由于钱选、赵孟频等人的强调，以书入画已经从唐、宋时的泛泛而论发展成从气质表现到具体运用，即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特定内涵的审美标准。如果说宋代以书入画并没有形成真正风气的话，元代文人画家几乎无人不论，无人不作。画家们都将笔法、墨韵看成绘画的重要因素，从中可以看出画家个性、品性是否直接流露，这也是判定雅俗高下的标准。这种笔墨形式获得了其自身的独立审美价值，对形式美的执着追求，是元代文人画艺术更趋成熟和高级的表现。

对平淡、天真的追求是元代山水画风格的又一大特色。 那些隐居的文人画家追求的是心境的平静、恬淡和荒寒简远，萧条寂寞。元代文人画家的平淡、天真风格发展多有变化，比如那此具有浓厚书法意味的干笔简墨、侧锋皱擦，加上淡储轻染的“吴装山水”浓淡相宜，空灵澄澈、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摘编自赵钢《浅谈中国历代山水画中的意境美》）

所谓“变形”，是相对于“常形”而言。“常形”是指现实生活中客观物象的正常自然形态；“变形”是指客观物象反映到艺术中的形态的改变。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物象的形态有时会出现变异，例如两头蛇、三脚鸡等，这种“变形”虽然怪异，但不是艺术美学研究的对象。艺术美学所研究的，是正常的自然形态在艺术表现中所发生的变化及其美学意义。

艺术上的“变形”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说，任何种类和流派的艺术，不论其创作思想和手法多么不同，它所塑造的形象较之原型都会有某些强调、选择、集中乃至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变形乃是艺术反映生活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过一般地说，艺术上关于“变形”的观念是指狭义的“变形”，它表现为客观物象的几何图形所发生的改变。例如杜甫的《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宋代科学家沈括(字存中)分析道：“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此亦文章病也。”沈括生得太早一些，他不懂得艺术变形的美学意义。比沈括稍晚的王观国有所不同，他说：“‘四十围’、‘二千尺’者，姑言其大且高也。诗人之言当如此，而存中乃拘拘然以尺寸较之，则过矣。”其实，古代诗歌中这类“变形”甚多，诸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白发三千丈”等等都是。当然古代诗人很懂得运用夸张的手法，可是未必有自觉的“变形”观念。

宋元以来，“变形”的美学观念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到明清戏曲中，舞蹈程式和脸谱等都是对生活常态的改变，如脸谱中用红表忠烈，白表奸诈，舞蹈动作鸣冤叫屈时甩发，生离死别时跪步等。这些“变形”大大丰富和增强了戏曲艺术的表现手法和表现力。艺术作品中的“变形”是创作者主现感受的一种强化，因此艺术家们常用“变形”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例如清初八大山人的《鱼鸭图卷》，鱼、鸭的眼眶变成了圆形，眸子有的画成绿豆小点，有的画成圆弧线，传达出“白眼看天”的蔑视情绪。这种“变形”美学的本质，是对于传统道德，特别是对于理学的反叛，是人性的高标，个性的张扬。

(摘编自曾祖荫、曾新《怪异：明清启蒙美学之特征》）

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

韩秉方

儒家学说主阳刚，强调入世干政；道家学说主阴柔，强调出世无为，以柔克刚。这两者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似乎是对立的，其实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而且，据记载，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曾西行入周向道家祖师老子请教问礼。两家还都共同尊奉众经之源《易经》为经典。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潜”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合而不同”。道家也讲“致中和，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生万物等等，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虽多尊奉儒家为“正统”，但在经过大动乱和改朝换代、新王朝奠立以后，其开国之君大都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办法，遵从“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家治国理政之教导。如经过战争动乱后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在相长的一段时间里，就一直遵循“黄老之道”，行“南面之术”，与民休息，很快就达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的目的，因而出现了“文景之治”。此后，在隋末战乱后建立起来的唐朝，又遵法李氏祖先老子之道，有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开创了盛唐伟业。

儒学、道学不仅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更是历代的士人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之源泉。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大都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即：士子们若能“学而优则仕”谋得一官半职，则入仕干政，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实现其“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为天下人谋福祉。一旦仕途失意，或进身无门，则往往到道家那里找安慰，回归自然，即走上所谓的“独善其身”之路。前者典型是痴心于“致君尧舜上”的”诗圣”杜甫，而后者当属“诗成笑傲凌沧洲”的“诗仙”李白。回顾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沧桑历史，到处都可寻觅到这两种类型的影子。

而且，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们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起初，确曾因我国囿于“夷夏之辨”一度显得孑立。但经过一番与儒、道的碰撞、辩驳、演变、磨合，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就逐渐实现了儒、道与佛的融和，三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思想历史上未有先例的一大“典型”。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两个中华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坚强的“胃”，能把域外文化，如佛教，消化吸为中国化的佛教。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道家的真精种，新儒家的旧途径”。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把“国学”只看做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站稳立牢。

 (节选自《读书)，有删改)

戏剧是由演员扮演人物、当众表演故事的艺术，小说是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的艺术。戏剧与小说有着不同的艺术规定性和基本风貌。

小说故事的时间、地点的变更完全没有限制，于是情节可以有大的容量；而戏剧是将事件的发生直接呈现在舞台上，作家对故事情节的支配必须受到舞台演出的限制，追求情节单纯集中，不枝不蔓。西方经典戏剧理论“三一律”规定：剧本创作必须遵守时间、地点和行动的一致，即只允许有一个故事线索，发生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天，必须只有一个地点。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家布瓦洛把它解释为“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

小说的媒介是语言，以叙述为主，诉诸读者的智力和想象；而戏剧的媒介则是演员的肢体和言语，以直观展示为主，诉诸观众的视觉和听觉。演员不能像小说那样插入作者的叙述、描写、观感、议论。高尔基在《论剧本》中说：“剧本要求每个剧中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而不用作者的提示。”叙述与展示的不同带来的另一个区别是：小说倾向于表现过去时，而戏剧则表现现在进行时。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说：“任何叙述形式都趋向过去已发生而现在结束了的事件，那么戏剧的具体性正是发生在永恒的现在时态中，不是彼时彼地，而是此时此地。”所以，戏剧中表现过去发生的事件往往比较棘手，以前多靠人物的叙述回顾。

小说的故事是提供给私人阅读的，阅读的方式可以完全自由，情绪也可以随意调节，但是观众走进剧场看一出戏的情形则不同，它是一种集体欣赏。戏剧的故事必须一开始就引起观众的兴趣，并且要维持这个兴趣到戏剧的终结。如果观众感觉乏味，难免随时离场，这会影响戏剧演出的效果。情绪效果的限制要求戏剧故事必须加快情节发展的节奏，且保持情节的张力和变化，这就需要戏剧中有冲突、悬念、突转和发现。英国威廉·阿契尔在其《剧作法》中说:“我们可以称戏剧是一种激变的艺术，就像小说是一种渐变的艺术一样，正是这种发展进程的缓慢性，使一部典型的小说有别于一个典型的剧本。”

戏剧与小说各有其基本艺术特质与形态，但两者并非“老死不相往来”。契诃夫的剧本《海鸥》背离了当时普遍接受的“戏剧法则”，追求戏剧事件的生活化和剧本的内在抒情性。虽遭指责，但这种崭新艺术促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舞台导表演体系的变革。众多小说家融入了戏剧的“动作”、“冲突”、“悬念”等技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创作出了众多的优秀作品。

(摘编自陈军《论戏剧与小说的文体区别及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