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北文化

从历史上说，中国就存在南北文化差别与南北文化对立融合的问题。从周朝起，北方诸侯自称中国，而吴、越、楚等南方诸国则因为“断发文身”，地广人稀，刀耕火种，被视为“蛮夷”，并受到北方的排斥轻蔑，直到晋代仍被视为“化外之民”，南方文化被称为“蛮夷文化”。黄河与长江作为养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远古时期就哺育滋润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两大文化体系。而“炎黄子孙”“华夏民族”的称谓，正是远古南北文化对抗融合的遗迹。代表北方文化的黄帝部落，与代表南方文化的炎帝部落曾在中原大地摆开了宏大的战场，一决雌雄。这场战争打得异常激烈，天地都为之变色，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多次的反复，黄帝终于打败了炎帝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并从那时起，奠定了北方文化的胜利及其权威地位。南方部落虽然失败了，但南方文化并没有绝迹和湮灭，而是作为一种与北方文化相对立的“异端”文化依然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不时燃放出一段光彩。如果说《诗经》代表的是北方文学，灌注着现实主义精神，那么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是南方文化的化身，流淌着浪漫主义的神韵。正如王逸《楚辞章句》中所说的“楚人信巫”，南方文化是一种巫术文化，这种激情激发了屈原的灵感，刺激了他的无穷无尽的想象，丰富了他的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确立了史官的权威和绵延不断的修史传统。

后来则有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立和分庭抗礼。南朝文学具有柔靡香软的特点，南朝民歌更是以情歌为主，不同于北朝文学和北朝民歌的刚健质朴。再后来则是南北文学走上合流，这种合流促成和孕育了唐代文学的博大卓著。而元杂剧作为北方文学的代表，其音律、曲调都不同于以南戏、明清传奇为代表的南方文学。

从美学上说，北方文化代表壮美，充满着阳刚之气，刚烈豪放，慷慨激昂，正所谓“铁马秋风塞北”；而南方文化则是优美的化身，弥漫着阴柔之气，“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正所谓“杏花春雨江南”。从地形地貌来说，南方多山多水，山川秀丽，北方则以平原、草原为主，一望无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从饮食结构来说，北方是麦黍文化，南方是稻作文化。

从思想形态上说，儒家思想更多地属于北方文化系统，充满着先秦理性精神；道家思想更多地属于南方文化，充满着理想和浪漫气息。而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思想的主导形态和文化发展趋势。儒家思想成了正统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标志着北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和主流性。文化的中心在北方中原、华北地区，这里的重要自然景观是黄土和黄河，它们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哺育中国文化的乳汁，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在黄河，传统文化的根扎在黄土中。正统文化的底色就是黄河文明，或称黄土文明。中国历代首都大都坐落在黄土地上，分布在黄河主轴线周围，如西京长安、东京汴梁、北京等，它们都是中国传统华夏“黄土文明”或叫“黄河文化”的凝聚点和扩散中心。

20世纪，北方文化有了“五四”运动的辉煌后，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就转移到了南方，南方因居于西方现代文明登陆中国的前沿地带，获得了中国文化发展潮流的领导权。20世纪前半期进行的北伐战争，意味着南方文化在拉动着中国战车；而长征更是从南向北一路播撒革命的种子，是南方文化向北方播撒现代福音；20世纪后半叶则有文化界劲吹东南风，港台商业文化从南方一路厮杀过来，演化成大众文化对北方精英文化的挑战。

①诗歌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代，没有文字，只有在口头上传唱的歌谣。由于没有文字的记录，所以我们今天难以窥见其历史面貌。

②大概到了周代，周王朝为了制礼作乐，曾派采诗官在春秋两季到各地搜集歌谣，贵族们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猎、讽喻等目的也作诗，献诗，这些诗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被编辑成了《诗》。《诗》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篇，所以又被称为“诗三百”，汉代以后被尊为经典，遂有《诗经》之称。《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最早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源头。其中的作品按照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民歌，共有周南、召南等15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160首，又称十五“国风”。“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共有105篇。又因产生的时代和乐调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多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小雅则多为周王室衰微以后的作品。“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歌舞曲，其中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诗经》在句式上以四言诗为主，章法复沓，回环往复；语言上双声叠韵的现象比较普遍，修辞巧妙，韵律和谐。但是，《诗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在于后来汉儒借《诗经》所阐发的“诗言志”“美刺”“比兴”以及“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一直被历代诗人奉为创作圭臬。

③中国诗歌的另一源头是《楚辞》。《楚辞》是在战国后期南方的诸侯国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它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是我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诗人。现在能够确定的屈原的作品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等，其中《离骚》集中反映了他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楚辞》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于《诗经》的别样的诗歌美学风格，它以波涛汹涌的感情、奇幻瑰丽的想象、铺陈华美的语言，表现出极强的浪漫色彩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又一重要源头。

④汉代诗歌，有直接从《诗经》而来的四言体，但因形式上的僵化，未能出现优秀的作品；有运用《楚辞》形式写成的“楚歌”体，亦少有创新。汉代诗歌的新成就就集中体现在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古诗十九首》中。汉乐府继承《诗经》反映现实的优秀传统，多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它们句式多样，以五言为主，是中国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一次创新。五言诗的标志是“二三”节拍，较之《诗经》四言的“二二”节拍，韵律上抑扬顿挫，更为优美，表情达意也更丰富自由。随着汉乐府的流行，文人开始仿作五言诗，到汉末便呈现出五言诗大兴的局面。汉末出现了许多五言诗，其中有十九首被南朝梁萧统编入《文选》，代表了当时五言诗创作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了夫妇、朋友间的离情别思，士人宦游失意之感，有的作品还流露出感叹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东汉后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后人把它们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选自《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有删节）

仁与孝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仁”作为儒学核心理念,结合时代需要演化为“仁德”(完美的个人修养)、“仁爱”(理想的人际关系)、“仁政”(完善的政治统治)思想,形成了完备的“仁学”体系;“孝”作为孔子思想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同时又贯穿于“仁德”“仁爱”“仁政”之中。

孔子使孝由源出的宗教意义转化为纯粹的伦理意义,从宗教道德传统转化为个人道德修养及家族道德原则。孝成为一切高尚道德的内在根据,在具体践行过程中,奉行孝道成为建立各种美德的起点;实践孝道的过程就是仁德不断扩充发展,进而实现孝的目标,同时进达仁德境界的过程。孔子提出:“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悌是仁德的基础,在家里行孝尽悌就是仁德培养的开始,是达仁的有效途径,从而实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境地,最终达到仁德兼善天下的目的。

孔子的仁强调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要求人们用博大的胸怀去爱人,发自内心深处的爱亲之情成了仁的根本内容。对父母的亲亲之爱即“孝”,就自然成为仁爱的起点。孝与仁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百姓通过对父母的亲情之爱推己及人,彰显个人对社会、国家的责任和担当,不断追求仁爱的最高目标。孔子以“爱人”回答樊迟,意在强调家庭是人际关系的起点,爱从家人开始,进一步推扩到爱他人爱万物爱万民,进达仁爱境界。孔子希望通过孝建立起良好的家庭秩序,从最基本的亲亲之爱入手,通过发自内心深处爱的情感表达,达到博施于民的仁爱大道,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安定、人民和谐。

孔子从家庭内部父子、兄弟之间的自然“亲亲”出发,将孝的功能推扩到社会和政治层面,试图较为圆融地和解家庭、社会和国家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各安其分,才能营造一个安定、和谐、有序的社会,君主才能实现有效统治。在家能够孝悌父母兄弟,就形成了亲亲、尊尊、长长的社会伦常秩序,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必然循规蹈矩、克己复礼,犯上作乱的事情不会出现,使父母不至受辱,使家族不至蒙羞而尽到孝道。孔子认为孝是为政的始基,孝悌是可以实现和操作的道德实践,从孝悌在家庭内部的实行推扩至整个国家,仁政的目标就可达到。

总之,在孔子由仁德、仁爱而达仁政的具体途径中,孝始终贯穿其中。孝是仁德的根本,是仁爱的根基,是仁政的根源。孝是仁得以塑造的道德根据,是仁得以展开的实践基础,是仁由下而上得以施行的内在动力。

(节选自《论孔子之仁与孝》,作者丁立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