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准扶贫发展报告（2017）》旨在记录全国各族人民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历程和光辉成就。报告指出，到2017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巨大成效。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持续提高，质量不断改善；贫困地区农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教育文化医疗水平明显提高。同时，我国的扶贫开发也为全球减贫作出重大贡献。

报告指出，今后要进一步拓展贫困人口就业创业空间，实现贫困人口增收。一方面，要加大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力度，通过产业扶贫和就近就业相结合，来拓宽贫困人口灵活就业和增收的途径。西部地区还要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劳务对接工作，依托当地产业发展，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支持贫困人口在省内就地就近就业。另一方面，西部地区贫困省份要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强化与东部帮扶省市的劳务对接关系，完善劳务输出精准对接机制，提高劳务输出脱贫的组织化程度。

（2017-12-14《中国劳动保障报》）

中国创新提出的精准扶贫政策，以每年减贫1300万人以上的成就，书写了人类反贫困斗争史上“最伟大的故事”，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安格斯•迪顿认为，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精准扶贫不是强行脱贫，而是要拔除贫根。用科学的态度营造起扶贫扶志扶智的制度环境，转变一些地区“等靠要”观念，才能解决“人的素质性脱贫”问题，引导民众主动参与乡村建设。说到底，扶起贫穷的人们，最终是要让他们自己站立。精准扶贫摆脱了以往社会保障制度中被动盲目投入的趋势，政府着力于建设一个环境，培育脱贫的能力。

“贫困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表现形式，古今中外的众多事实证明，市场无法解决不平等问题，所以政府干预是必须的。”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万广华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减贫脱贫成就举世瞩目，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级政府全方位积极参与。脱真贫、真脱贫。这个提法包含两方面涵义：一是彻底摆脱贫困，不会返贫；二是不仅仅指收入上升，而且要保证群众生活质量，包括教育、医疗、环境等方面都得到根本性改善，从而真正过上美好生活。他说：“这一要求是对扶贫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对全球减贫、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17-10-23《人民日报》）

精准扶贫，关键词聚焦在“精准”二字。精准扶贫让大数据导航，提供了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可以用得上的大数据类别包括气候数据、地理数据、人口数据、价格数据、文本数据、图像数据、音频数据、交通数据、互联网搜索数据、生命科学数据等。

通过合理运用好大数据，精准扶贫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例如，通过科学分析气候和地理数据，我们能精准判断在特定地区、特定地貌、特定环境下的农村适合种植什么作物。采集当地和全国性报刊杂志等文本数据和广播电视农技节目的音视频数据，能归纳出近几年公众媒体对于某些经济作物的推广报道偏好，帮助避开种植过度热门的农作物。对于互联网关键词搜索数据进行舆情分析，能精准判断未来市场对于某些农产品的需求走势、市场分布、价格区间、品类标准、包装喜好等市场因素，从而按照市场需求精准生产。将大数据结合传统社会经济统计学分析模型，能给农业生产绘出一幅更具慧眼的智能地图，提高精准扶贫的效率和脱贫的质量。我们支持互联网企业在扶贫领域的投入和参与，鼓励地方政府在“互联网+脱贫”领域的尝试和创新。

（2018-01-03 《新民日报》）

在一些地方，“通过‘巧算’收入账”，“以拔高收入的方式实现假脱贫”；“有的发展产业不进行调查研究，靠拍脑袋决策”，“扶贫项目和贫困户产业需求严重脱节”。

如何防止“巧算账”式的数字脱贫？要摸清贫困群众生活状况,做扎实调查，讲明白政策。做实入户调查，不能让故意少报收入者占便宜。“脱贫攻坚过程中，纪检部门一定要强化执纪监督，对‘数字脱贫’等问题紧盯不放、绝不手软，以严监督严查处，严防脱贫走形式。”如何避免“拍脑袋”式的产业规划，从而实现稳定脱贫？同意愿相符，和需求对接。

“必须尊重群众意愿”成了发展扶贫项目的硬杠杠，更是精准扶贫取得真正胜利的根本出发点，是一切扶贫工作的应该遵循的原则。“去年让养鸡、今年让养羊、明年让种药材”这种“拍脑袋决策”越来越少。尊重群众意见，充分调动贫困户自身的积极性尤为重要。“一个人打工，基本上全家人平均收入就过了贫困线，只要有打工意愿，政府免费提供培训，同时帮助联系打工机会。”

（2018-05-16《人民日报》）

老国宝启功

曹可凡（以下筒称曹）上海电视台及东方卫视主持人，上海慈善基金会形象大使、中国十佳电视主持人“金话筒”奖获得者。

爱新觉罗·启功（以下简称启），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教育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大师。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采访时为93岁高龄。1933年，辍学后的启功遇到了自己人生的航标灯——恩师陈垣。

曹：启先生，您现在的这一切是不是跟您的恩师陈垣先生有关？

启：那是当然。我没有学历，我连高中毕业都没有，我那会儿跟一位老先生读书，“四书”念过，“五经”没有全念过。陈校长就把我拉到辅仁中学，后来一直在辅仁大学教书。我为什么写字那么注意呢？就是说你批改学生作业，人家一个字写成什么，你要改他的字，比如说他少了一笔，你改的是多一笔，但是你这个字写出来，比学生还难看，这个就不行了。

曹：那陈先生的治学的态废，应该说对您影响也挺大的。您后来在鉴定方面，在文献考据方面花了很大的工夫，这个也是受陈校长的影响。

启：那当然了。

曹：我听说您在辅仁教书的时候，有一位教授想请您去当官，当一个科长，当时也是陈校长劝阻你了是吗？

启：那是这样子的。日本投降在南京签署投降书，他们请国民党从重庆给北京打电报，让这位教授做北京市教育局长。他就想收录我，做北京市教育局的一个科长。我去问陈校长这怎么办？陈校长说你的母亲什么意见？我说我母亲说不懂这个，让我来请示老师怎么看。他说，你要是做科长给你的是委任状，学校给你的是聘书。说委任状你是委派的职员，聘书是聘请你为学校的导师。说你当导师是摇摇摆摆，你做那个科长你是低头哈腰，你是委派的职员。我就明白了。我写了封信谢绝了。我走一步都去问一下老师。

曹：所以当时你去做了科长，我们就少了一个好老师，少了一个好学问家。

启：什么叫好学问家咱不配说，反正总算没走弯路，没走弯路。

曹：陈校长不仅在为人治学方面，对您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在生活上也对您很关心是吗？

启：那就更多了。所以后来我在香港开了一回画展，十张画加二百多条字，卖的钱捐作励耘奖学助学基金。163万。 我卖画的钱我一眼也没看过全捐了，励耘是陈老先生的书斋名。

曹：在上世纪1980年陈老先生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听说会标就是你写的。而且家里面又特别拥挤，您是跪着一个字一个字，花了一上午给他写完的。

启：是，那都是后来的事了，当时我有幅挽联我不敢写，那时候还是“四人帮”最嚣张的时候，我就没写，后来在陈校长一百周年纪念，我在文章里面写出来了。

曹：启先生，我前两天读您的《启功丛稿》，里面有一篇谈鉴定的文章，就是书画的鉴定三议，您提了几个有趣的观点，您说这个鉴定书画，要有一定的模糊度，这怎么说呢？

启：是，比如说这有一幅画，确实是一幅古画，本来没有题款，但是有人在上面题了“范宽”两字，以为可以自抬身价，“范”是姓，“宽”是说他宽宏大量，是个绰号，他真的自己签名，他怎么写绰号呢？所以应该是一幅假画，但要说它假，这张画年代久远，笔墨精湛，又确实是一幅不可多得的作品，说真的也行，说假的也行，所以是模糊。

曹：我听说您鉴定有一个原则，国家单位让您去鉴定您鉴定，如果个人的藏品您概不鉴定，是吗？

启：我只能这么说了。你说要是社会上都拿来，让你看真假，那我一天就给人看这个，这也累死了，什么事都不能干了。

曹：还有您也知道，现在市场上您的书画的赝品挺多，可是您一直持一个不打假的观点，您特的宽容，但是有一点不宽容，就是仿您的字用在一些古画上，如写一个鉴定或者是批语，是吗？

启：是，我宽容有一定的原则，潘家园有一天我早晨去了，有一个老太太在那里收拾摊儿，她认得我，她说你是启功，你真好，我说我怎么好？她说你不捣乱，我说人家辛辛苦苦写的，那个价也不是真的价钱，我说破了与我有什么好处？与卖的人也没好处，反正算了，那个老太太的摊位，是他先生的还是他儿子的就不知道了，现在更有意思，据说有的人把一个条贴在门口，说是专写启功的字的，你们谁要来买，我在那儿说过话没有？何必呢？算了吧。

桑榆晚景，为霞满天，93岁的启功依然一丝不苟，不愿服老，无论到什么时候，他留给我们的永远都是那张慈祥的笑颜。

摘选自《可凡倾听》

材料一：

当前，我国数字化教学仍然以PPT演示、网络资源搜索、在线讨论测试等形式为主。教师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设计教学、频繁操作设备、组织课堂活动、批改作业、进行网络互动等，这与传统教学差别不大。师生间、生生间缺乏深度互动，学生的参与度较低，教学效果难以保证，教学观念并无更新。智慧教学是数字化教育发展的高级阶段，与数字化教学相比，教学环境由传统教室向智慧学习环境转型，教学观念也从“标准化生产”向个性化学习转变。智慧教学平台能自动向教师推送备课素材，引入外部优质的开放教育资源，帮助教师及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情、开展个性化指导，自动分析学生作业成绩，等等。师生间实现课内外、校内外、线上线下的多类型、多层次交流。

（摘编自杨现民《论我国数字化教育的转型升级》，《教育研究》2014年5期）

材料二：

教学资源库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花了大价钱、大功夫建起一个“大而全”的教育资源“杂货铺”，为何成了好看不好用的摆设，使用的人少之又少？要破解这个难题，可以参照金融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的例子。一是走产教融合之路。主持院校联合了全国3个行业协会、45所院校和50家企业进行数字化教学资源设计整合，率先实现全国金融专业群（包括院校学生及社会学习者等）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有效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怎么建”的问题。二是更新教学模式。运用虚拟现实、云计算等技术，将金融运营等工作场景转化为数字化模拟应用场景，尝试混合式教学、情境教学、翻转课堂等，大大激发教与学的活力，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怎么用”的问题。三是实行多元评价。设置校企“在线双导师”，支持教师应用网络空间进行在线点评与在线实训指导，从而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以一次性终结性评价为主的模式，提高了过程性评价的比重，解决了资源库应用效果“怎么评”的问题。

（摘编自《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建好还得用好》，《光明日报》2018年5月25日）

材料三：

法国和挪威等国家开始将提高学生的数字素养作为核心课程的重要部分,英国、爱沙尼亚、芬兰等也正计划改变传统课程的构建方式,使得学习者能够使用快速变化的技术来驾驭世界。但他们坚决反对以数字化技术来代替教学，强调用数字化技术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是指学生不仅需要学习主题内容领域的知识与技能,而且还要学习如何将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应用于生活。数字化技术向学习者提供模拟环境，可以帮助他们应用知识或技能并展开交流合作，从而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这一过程中，教师角色的转变也至关重要。教师要从知识提供者转变为教练，集中精力指导与训练学生开展学习,而不是提供信息。这些做法对于我们在数字化教育中的“思想纠偏”很有借鉴意义。

(摘编自余胜泉《欧洲数字化教育发展现状与启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1月)

材料四：

数字化教育过程中容易出现人文意蕴缺失的问题。由于教育者与学习者置身虚拟的教学环境之中，数字化教育缺乏现实情境中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情感交流和对学习者的情感关怀，这极易造成学习者的情感冷漠及交往能力退化。数字化环境不必考虑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规范约束，在这样自由的环境中，学生易发生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数字化教育为学习者提供的海量信息资源，尤其是可带来强烈刺激的图片、视频，使学生更倾向于回避独立思考、探索问题，有的学生甚至成为网络游戏的奴隶，身心发展严重受损。

(摘编自王森《数字化教育人文意蕴的缺失与回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9年1期)

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多集中于诗、文、笔记等以往关注较少的文体领域，而传统的词学研究则相对较为沉寂。在此背景下，马里扬的《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一书出版，可谓为宋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珍贵的尝试。作者对其研究有着非常自觉的反省，以“内美的镶边”这一巧妙譬喻为其所做工作定位。所谓“内美”，盖指词之为词的文体特性。深入阐明这一点固为词学研究的根本要旨，然而作者自谓本书的研究并不直接探索“内美”，而将先从“镶边”的工作做起。所谓“镶边”，作者借用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一书中的“外缘研究”概念加以阐发，谓其为对与宋词文体特质相关的外缘因素之考察，但又与以文献、历史考证本身为目的的“外部研究”有所不同：“外部研究，侧重于文献的整理与作家生平及作品背景的查考，而外缘研究则是在文学本体研究之内的，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历史与文化的批评，不是单纯的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其意图在于“借助文献学或历史学的方法，要来进入对文本的文学特性的研究”。

虽以对宋词“内美”的关怀为底色，然而占据本书主体并最能体现作者研究功力的部分，仍是大量扎实、细腻甚至趋于烦琐的实证性考据工作。书中所呈现的判断与观点，皆建立在对诸如“犯曲”结构与文辞格式、王安石文集编撰、苏轼与杨绘之交往、晏几道歌词“投赠”事件等具体问题的辨析之上。在直接材料有限、史实面目不清的情况下，作者在茫茫史料间勾陈爬梳，如农民耕种般对一手文献材料一寸一寸地耐心耕耘，遂使史料间的隐晦联系逐渐显影，模糊的历史事件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尤令人敬佩的是，虽以深厚的考证功力见长，作者呈现于书中的学术探索却不止于此。在作者看来，实证性的考据工作，应当通向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揭示与阐明：“我们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当中的‘考证’本身，恐怕不只是一种态度、方式与基础，或者应该本就是一种批评。”正如作者反复所言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就此去理解文本特质所具有的内在境界——这应该是极其阔大深广的”，“文学作品的内在境界，则是具备有无限的可能，历史的考证不过是通向它的一种进路”。这样一种以历史文化考证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可用作者后记中所言的“词外求词”予以概括：“研究宋词，恐怕至少应该关注也算是‘词外’的两个传统：士大夫的文学传统；诗乐的文化传统。脱离了前者，‘宋’就没有着落；脱离了后者，‘词’就等同于‘辞藻’之‘辞’。”本书所实践的外缘研究，正是通过将词外的文化传统尽可能充分地纳入对词体本身的观照中，展示宋词之“内美”所具有的深邃旷远的内涵。

（摘编自姚华《词外求词，展示宋词的内在之美》）

流派不是独木桥

⑴流派的学习和继承，一直是京剧界深为关注的话题。在好长一段时期里，呼唤创造新流派的声音很强烈，不时见诸报刊和有关的学术研讨，成为引导流派传承的“主旋律”。然而近30年过去了，新的流派没有产生，反倒是现有流派的抢救、保护问题显得突出和紧迫起来。在纪念张派艺术创始人张君秋先生诞辰90周年的研讨会上，对于流派传承的看法，有人强调原汁原味保留，也有人主张要尝试走自己的路，只是没有人再提创造新的流派。

⑵这就颇值得思索。表面看，对新流派的呼声转低，是基于新流派的难产，久唤不至而不免无奈和失落，细究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前一阶段思路的某种务实和纠偏。呼唤新流派并没有错，进一步丰富京剧表演艺术的风格特色，是京剧界内外的共同愿望。问题在于新流派的形成和创立，离不开多方面的因素，不仅需要演员的艺术根基和努力，还受着剧种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生存环境的制约，这不是单纯的提倡和引导所能奏效的。

⑶同时，在对传统流派的传承导向中，单一地强调另创新派，以此作为衡量传承水平的唯一标准和终极目标，也有失片面。比如，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学余派最好是杨宝森”，依据自然是杨宝森先生在学习余派的基础上创出了杨派。杨派极大地丰富了京剧老生演唱艺术，其贡献和影响怎么称誉也不过分，但若就以此论定学余“最好”，可以设想一下，余派传人都按此“最好”去下功夫，余派本身谁来传呢？还传得下来吗？依此逻辑推而广之，京剧多姿多彩的名家流派包括杨派、张派在内，岂不都将失传，从舞台上消失吗？这恐怕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⑷事实上，深入了解京剧流派传承的历史，高水平传承的方式是存在多样性的。由于传人自身条件和感知解读的差异，不论主观愿望如何，都不可能做到和流派创始人完全一样，都是有距离的传承，同时学习到一定阶段，距离还会因传人各自审美和追求的不同进一步拉开，从而形成不同的走向和形态。按此区分，大致可以概括为近、中、远三种传承方式：一种是近距离传承。传人的自身条件与创始人或流派演唱要求极为接近，也有志于对本派艺术深钻细研，传其衣钵，悟性很高，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和体现流派的“原生态”。余派传人孟小冬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演唱包括录音、唱片，作为老师余叔岩先生仅存“十八张半”唱片的补充教材，对于余派艺术后学临“书”堪称功莫大焉。第二种是中距离型。传人具备相当的流派传承条件，通过学习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在艺事发展过程中不囿于一派，兼学别家，融会运用，并有新的追求和创造，显示出个性特色，但还不足以称“派”（现在也有的在一定范围被冠以某派）。许多为观众所熟知的在世和去世的京剧名家属于此类型。第三种是远距离传承。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与原来所宗流派在表现形式、技巧特色上逐步拉开距离，形成崭新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得到行内外的普遍承认，最终独树一帜。

⑸近、中、远三种类型的传承，由于学得极像和开宗立派者终归是少数，因此高水平传承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态势，以“中距离”居多，而这恰恰是多年以来缺少研究的部分。可纳入此列的京剧名家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如旦行的杨荣环，艺兼梅、尚两家，技艺精湛而全面，一直致力于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所演的流派代表剧目都进行了精心锤炼，根据自身的体会和顺应时代的要求做了加工处理，力求名剧新演，一些常演剧目深受行内外的好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前人的艺术实现了高水平的个性化传承的艺术家，因前些年或片面强调门派正宗、或仅以成败论英雄的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生前还曾遇到归属两难的尴尬处境，是十分可惜和令人感慨的。如果对他们成功的艺术创造和多样化的传承经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深入的解析研究，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既讲继承、又鼓励创新的环境氛围，给新人带来有益的启示。

⑹流派要流起来，还要流得宽广壮阔，才能长久保持创造力和生命活力。这是流派也是京剧艺术都需要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