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在历史上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却又极其坦然地与平民百姓相伴共存。从史实去考察，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先民的“本源文化”，然后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分化为“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化”。

民间艺术的共同主题是歌颂生命，歌颂生殖繁衍。这些观念，是由阴阳相交而生万物的古代哲学来的。如甘肃各地出土的葫芦瓶等，即是与葫芦有关的人类繁衍传说的体现，而葫芦又与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有关。伏羲、女娲在民间艺术中是以葫芦中的一对人首蛇身、阴阳合体的形象出现，这与本源艺术的葫芦瓶造型惊人地暗合。

随着社会阶级的产生，一部分民间的工匠被吸收去为上层社会服务，参加上层艺术的创造，形成了非民间艺术，即所谓的“上层艺术”。这些非民间艺术品除了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外，大部分在内容与造型上，离民间的思想形态不远，而仍具有民间艺术那种朴厚、阳刚的风格。如霍去病墓前的石雕、西汉初期和东汉晚期的一部分画像石刻等。

在上层社会的需求下，一部分工匠向专业化发展而成为技师，另一批工匠仍留在民间。但这两类工匠的作品风格已开始有明显的分野。由民间工匠派生出来的百工，渐渐走专业化的道路；作品也由群体制作而变为细致的分工，由此派生出的个性艺术，促成了专业艺术家地位的提高。专业艺术家的诞生，使作者及其作品被列入史册，顾恺之、吴道子、杨惠之等即为代表。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造型，并不考虑表现对象的科学属性；只要能表现作者心中的意念，任何自然界的或外在的客观形象都可加以改造、变形或组合。只要作者认为美，便都合情合理，却不必符合科学之理。民间艺术的意念不是沿袭本源艺术的阴阳哲学、生殖繁衍观念，就是结合民俗习尚的祈福消灾、趋吉辟邪思想。因此，民间艺术所选取的形象，有一部分是从先人传承下来的，诸如鱼、蛙、葫芦、十二生肖等；另一部分是从生活中来，随意念而组合。当然，民间的物质条件和时间都有限，民间艺术不可能像上层艺术那样事事讲求精细。但工多艺熟，以瓷绘为例，经过大量一实践之后，便发展出一个富于韵味、以少胜多的大写意系统。

中国民间艺术的色彩，主要是根据华夏民族古老的五行、五色观进行组合配搭的。历代的中国平民百姓，觉得只有强烈的色彩才可以与大自然匹配，与天地协调。往往喜爱对比强烈、鲜艳明亮的颜色。因此，原色是民间艺术的基调，但五行、五色观和民俗的影响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民间艺人会根据需要去突出某一种颜色，以表达审美和生存功利上的追求。例如喜事的民艺品尚红，丧事的尚白。此外就是个别作者的主观用色，那就更自由、更意念化了。

（摘编自杨先让《追寻中国民间艺术的源与流》）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数据：艺恩电影智库 数据统计时间：2012.01.01-2017.09.27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铁拐李”传奇

陈圣芳

他，拄着拐杖，个子瘦瘦高高的，是一个流浪乞丐，身背很多口袋的褡裢，每天走村串户地乞讨，像一个行脚僧，人们背地里都叫他“铁拐李”。

“铁拐李”讨米很特别，用手抓的米他是断然不会要的。原来一个刁顽尖滑的大嫂，把一只紧捏的空手放进米袋子，然后从他袋子里面带出一大把米来。

“铁拐李”乞讨没有定性，走哪是哪。天黑了，随便睡在学校或者队屋廊檐下，将身子蜷缩成大虾米，囫囵睡去。当天放明时，又不知所踪了。而一方方的墙壁上，却用土坷垃划写满了诗文。湾子里的斋儒老先生曾经教过私塾，他一手捻着他那稀稀落落的几缕白胡子，一边摇头晃脑地吟哦着，一脸陶醉的神情。

“铁拐李”有时也会给湾里的剃头匠几分钱，让剃头匠将他那乱茅草一样的头发理得顺顺当当的，但是他那飘然若仙的胡子他是一定不会剪的，而且，他每次去河边洗碗时，都会把胡子润湿，对着水面捋了又捋。然后把碗刷得贼亮，像猫舔了似的。

“铁拐李”疯癫时六亲不认，举起拐杖见人就打，见狗就追。一旦安静下来，他又特别喜欢孩子。那天他在苕货家门口发现苕货在写字，便蹑手蹑脚笑眯眯地走了过去，在后面认真地端详着，并且细声细气地告诉苕货：你写倒笔了，这个“勾”是“利刀勾”；这个不是这样的，是“宝盖头”，上面有一点……他告诉苕货很多以后，当再遇见苕货时，他还不忘在他的草稿纸上教几个字，过几天他回来时，一定会考考苕货，如果苕货回答正确了，他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把把花花绿绿的豌豆糖来，赏给苕货。

有段时间，“铁拐李”突然不疯癫了，他居然背了一个上面印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书包，一步一拐地走学校，赶乡集，卖他用瀑河潭坡上的泥巴做出来的口哨。

那泥巴做的口哨的确精妙绝伦，有高音的，有中音的，也有低音的，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如果哪个小朋友吹得好，他会摸摸他的小脑袋，笑眯眯地说，拿去吧，不要钱。得到哨子的孩子像过年般高兴，于是刹那间，满湾子从南到北都是“蛐蛐”般忽高忽低的泥巴口哨声。不过，他尤其喜欢苕货，他看见苕货往往会送他几个五颜六色的泥巴哨，并且还要当面给苕货做示范，同是“蛐蛐”几声，却别有一番韵味。等到学生上课后，他就默默地站在教室的廊檐下，看着认真读书的孩子，一脸笑意。有一次，他在走廊小黑板前伫立良久，然后捡起地上的粉笔头，在黑板上涂改起来。一个老师发现了，便吼了几声，吓得“铁拐李”一溜烟跑了。那老师过来一看却愣住了，原来他修改了一处语法错误。

从此以后，这位老师便特别关注起“铁拐李”来。有一天，他路过“铁拐李”寄住的废砖窑时，看到一个漂亮的城里女子，对着“铁拐李”声泪俱下地说着什么，而他却有滋有味吃着讨来的米饭，理也不理。后来那女子伸手去拉“铁拐李”，不料一下子惹恼了他，他挥舞着拐杖，吼道：“你滚，你滚，我不要你管……”那位老师忙躲到一边，看见那女人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废砖窑。后来听人说，“铁拐李”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教授，因为说错了一句什么话被划成“右”派，加上妻子闹离婚，所以就成了流浪的疯子；还有的人说，那个女人是他的学生，很是崇拜他，知道了恩师落脚地后，不远千里赶到这里……打这天起，“铁拐李”就突然从人们的视线里悄然消失了。

开始还有人念叨一下：“铁拐李”好长时间没有来讨饭哩？再后来，“铁拐李”这个名字就像从河上游冲下来的一截树枝，在河湾里打个转顺流而下，一去无踪。

而当“铁拐李”这个名字再次被人提起时，已是十几年后的一天了。那天，已考取博士生的苕货，给家里寄来一张他和导师从及师母的合影。邻居们呼啦一下子围过来看，马上有人说：“咦！师母好年轻啊，怕要比导师年轻不少哩。”突然有人叫了一声：“这苕货的导师，有点像‘铁拐李’呢。”大伙围过来一看，“呵呵，别说，还真有点像哩！”马上就有人说了：“瞎说，一个是要饭的，一个是导师，八竿子也打不着呀！”苕货娘说，那好办，我打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于是苕货娘在一圈人的注视下，拨通了电话：“喂，苕货，我问你一件事情哈……”

（选自《2015年中国小小说精选》，有删改）

“结构语言学”或称“结构主义语言学”，最早指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语言学理论，但影响最大的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即美国结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代表作是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其理论主要内容包括：把“说话”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speech）”；提出“语言是个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具有“线性”和“任意性”，具有“能指”和“所指”两面；认为语言要素具有“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区分语言“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等。

美国描写语言学代表人物有布龙菲尔德、哈里斯和霍凯特等。该理论从一开始就更注重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口语研究，更重视对语料的穷尽分析，这就与欧洲传统语言学注重书面语研究和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重视历时研究的做法形成了明显对立。这一理论主要内容包括：提出“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以及提出“直接成分分析（层次分析）”“分布分析”和“变换分析”等重要的语言结构分析方法。结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汉语研究产生了重大而长期的影响，至今仍然是汉语研究特别是语法研究的主流理论。

虽然自198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至20世纪40年代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的著作，在做句子分析时也有结构和层次的意识，不过真正采用层次分析等方法分析汉语结构，则是于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在汉语研究中最早运用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描写汉语语法结构的是美籍华裔学者赵元任，代表著作是1948年哈佛大学出版的《汉语口语教程》。这本小册子原是为外国人学汉语写的，但经翻译介绍到中国后，立刻在语法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它也成了汉语结构语法学的奠基石。

1952年《中国语文》连载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撰的《语法讲话》，后经修改于1961年由商务印书馆更名《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出版，该书明确说明是运用了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后来著名汉语语言学家朱德煕又于1982年出版了他六十年代在北京大学的讲稿《语法讲义》，该书把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全面运用到汉语语法研究各个层面，不但讨论了句法结构的层次分析，而且用“分布”理论划分汉语词类，用“向心结构、离心结构”理论建立词组的类型，用“自由、黏着”理论建立语素的类型等，更是把汉语的结构语法研究推向高峰。此后在中国还围绕层次分析开展了“汉语句子分析问题大讨论”，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影响，结构理论甚至还成为中国中学语法教学体系的理论基础。

（摘编自陆俭明、沈阳《关于汉语和汉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