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类综艺一直都是电视台的杀手锏，隔三岔五来一次，总不会错。

因为，人本身对知识就有着天然的渴望，通过从小到大的学习，每个人都储备了一定的知识。而知识类综艺就是拿出某一方面知识去考验答题者，但答题者并非万能，当出现观众知道答案而答题者答不上来的情况，观众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若出现一类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答题者，观众又会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崇敬之心，心生“怎么可能。的五体投地之感。

在各类综艺霸屏的现在，知识类综艺总还是能占据一席之地。无论社会怎样变迁，对于知识的渴求依然旺盛，我们抛开那些比赛类综艺，其他的类似介绍某一工种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介绍美食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等同样引起很多人极大的兴趣，这些综艺或者纪录片都蕴含极大的知识量，在看节目中学习，不也是老百姓一个小小的消遣吗？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的走红聊聊国内知识类综艺节目》)

近年来，针对电视娱乐节目过多、跟风现象严重、内容质量不高等问题，相关部门下发了多项被业内称之为“限娱令”的相关政策。每有相关政策出台，伴随而来的是一大批节目面临调整。有一些节目制作者因政策转向，选择了向文化类节目转型，以保守者式进行所谓“安全”的制作。

记者注意到，目前很多文化类节目收视并不理想，不少卫视刚刚摆脱唯收视率的极端，又陷入了无收视率的尴尬。如果说，曾经业内担心的是真人秀的泛滥因而质疑文化类节目到底“有没有”，那么当文化类节目兴起，同样需要提出到底“好不好”的疑问。毋庸置疑，文化类节目要努力提高节目质量，力求实现收视和口碑双丰收的效果。

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阚兆江曾表示：“文化类节目的挖掘目前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一些文化类节目之所以受到质疑，一个重要原因是电视人思考不足，缺少应有的探索和努力，使得文化的呈现方式出了问题，把握文化含量、层次时忽略了大众传播的因素，忽略了节目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高收视背后的文化影响力。

(摘编自《别让“限”成综艺回归文化的动因》)

2017年文化类综艺节目核心选题比例

(摘编自人民网)

《国家宝藏》能够成为“网红”，就是国为它从大众比较喜闻乐见的“八卦”的视角解读国宝，而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我们一起学艺术》、英国数字频道CBBC的《terrible Fitzroy》能够在本土火热，也是因为他们将高冷的文化用喜剧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以色列Aroma的益智答题类文化节目《Who song》，通过让观众提问的方式来增强观众的参与，节目里选手需要作答的问题全部来自环形大屏上的场外观众。而德国的《Cilice Travel Show》则通过复原某一时代内容的特定背景，营造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让观众跟随选手在不同时代穿梭。

《朗读者》在播出期间设立了朗读亭，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见字如画》将节目切割成短视频，并推出“与你见字如面”的社交应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国家宝藏》则将B站作为自己的“热度发酵地”，以此打破“次元壁”，引发全民热议。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一本好书>，文化类综艺的爆款方法论》)

一部中国古代神话史就是一部华夏民族早期形成史。在华夏民族的凝聚过程中，神话起到了精神滋养作用，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图腾的统一，祖宗的认同，神话精神的滋养。

图腾是先民们的祖先认同与部族灵魂标识。上古时代，部族林立，图腾各异。由于超自然力及其丰富的精神内涵，龙成为太昊伏羲部族的图腾，并得到中原各部族的公认。炎帝部族入主中原后放弃了自己的羊图腾与牛图腾，改信龙图腾。黄帝入主中原后，也用龙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炎黄后裔在龙图腾引导下，经过不懈努力融并接纳了东南西北中的不同部族，龙部族联盟进一步扩大。至汉时，刘邦以龙子的身份降生，并斩白蛇起义建立汉朝，龙成为汉兴的重要力量与灵魂旗帜，也成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的图腾，直到现在中华民族还被称为龙的传人。

在龙图腾旗帜的引领下，作为龙子的炎帝与黄帝特别是黄帝成了华夏民族融合发展的文化核心与血缘纽带。华夏民族的融合过程就是和合向心，归宗炎黄的过程：一是华夏民族向外兼并扩张的外向认同，变夷为夏；一是外围民族认炎黄为祖宗归依华夏的内向认同，夷变为夏，于是匈奴、鲜卑、苗族，瑶族等都成了黄帝炎帝的后裔，成了华夏民族的一分子，炎黄子孙遍布大江南北，华夏民族不断壮大。华夏民族的外并内聚是从“血缘”到“文化”的融合，是龙图腾的统一，是炎黄始祖地位的认同。是中国神话的胜利。正如德国思想家谢林所说：“一个民族，只有当他们认同了共同的神话时，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核心神话只有两个：龙和黄帝。”

中国古代神话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它是华夏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置媒、燧人取火，有巢造屋，伏羲画卦结网，仓颉造字等神话蕴含着伟大的创造精神；女娲补天治洪、舜耕历山，鲧禹治水，后羿射日，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神话蕴含着伟大的奋斗精神；盘古化物，神农尝草、鲧死化禹、夸父手杖化邓林等神话蕴含着伟大的奉献精神；龙图腾的形成与统一，大神们的复合形象，华夏民族的融合等神话蕴含着伟大的团结精神。这些伟大的民族精神引领着华夏民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谱写了战天斗地的奋斗篇章，引吭出可歌可泣的奉献之歌，弹奏出团结向心的动听旋律。这些伟大的民族精神，铸造了华夏民族团结奋斗，牺牲奉献、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成就了华夏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使华夏民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摘编自闫德亮《古代神话定型与华夏民族形成》）

马缨丹翻身

林清玄

⑷马缨丹不受欢迎，有很大部分来自它的名字。在乡下，我们叫它“死人花”，那是因为马缨丹的花会发出一种怪味，似香非香，又经常盖满了坟地。其次，是它的生命力太强了，稍不留意，就会抢去作物的生机，对于这种除之不尽的花，乡人都会感叹地说：“有够臭贱！”

⑸像马缨丹这种花，在台湾乡下是不登大雅之堂，既不会被植于花园，也不会被种于庭院。

⑹与马缨丹一字之差的金合欢 ，又叫做“马缨花 ”，待遇是大有差别的。乡下人认为，有如烟火盛放的金合欢，充满了喜气；而同样盛放如烟火的马缨丹，则充满了秽气。

⑺马缨丹不管别人的眼光，自兴自谢，犹枯犹荣。

⑻小的时候，我对这些被人离弃的花，有着难言的同情，常常剪下满满的小花，丢入庭前的水缸，水缸霎时热闹，映着天光云影，使我不禁为那不凡的美而痴了。

⑼美丽的马缨丹只有天地，没有是非。俗人俗眼看这种花，只是泄露了自己的粗鄙，于马缨丹又有何损失呢？

⑽在城市里，我经常漫步于马缨丹盛开的街头，这使我感到喜悦，也感到澄明。喜悦的是，马缨丹终于翻身了，曾有更多更多的人欣赏到马缨丹的美，趋近一闻，它有独具的味道，非香是香，在强调风格与自我的城市，马缨丹的确是风格独具、自我强烈的花。

⑾使我感到澄明的是，时间与空间的对待并不是单一而绝对的。三十年前的乡间看见的，是粗贱丑怪；三十年后的城市，却是繁华美丽的。我们的人生不也是这样吗？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我们的美与价值被忽略了；但只要我们坚持着美与价值，在另一个时间点上，我们的光辉就会确立。在某一个空间上，被视之为怪的，像竹林七贤、扬州八怪，历经千年之后，人们才大梦初醒，看见他们的先知。

⑿内心澄明的人，不会为一时一地的评价，或一时一地的曲解，而改变自己美好的初衷。千山飞越、万里孤鸿。在旅途上，人们往往要从缥缈的鸿影、雪泥的鸿爪去意见鸿，但能意见者众，能意会者寡；能一瞥者多，能惊鸿者少。

⒀有人欣赏，我能站在都城最热闹的街头，与人心心相印；无人欣赏，我也能站在最孤寂的荒地，与天地精神相照。

⒁我是一枝非凡的马缨丹，有的人认为我不宜供养佛堂，我知道那是他们的鼠目蛙见；我不在佛堂供养，我在山间供养，佛无所不在，无分别见。

⒂我是一枝美丽的马缨丹，有的人认为我不能作为情人爱的信物，我知道那是他们的意韵不足；我不成为花束做信物，我立于永恒之河边见证。

⒃我是一枝清雅的马缨丹，有的人认为我不宜作为茶道的瓶花，我知道那是他们的道未会通；我不只在花瓶、不只在茶堂，在天地的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清雅。

⒄或者叫我马缨丹，或者不是。

⒅我是散落的点点繁星，你走过的风中，一直都有我的消息！

（材料一）

“不知中国画理，无以言中国园林。”中国画与古代建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绘画和建筑的关系在“界画”这里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交会点。界画发祥之时带有建筑草图的影子，它以描绘建筑物或者各种精致器物为艺术表现形式，绘制过程中通常需要用界尺来辅助画笔，勾勒建筑物或者器物的轮廓线。由于科学、形象地载录了以建筑及桥梁、舟车等为对象的古代生活原貌，早期界画的使用价值、档案价值或许更大于审美价值，一些早已消失于大火或历史云烟中的中国木质古建，得以如纸上纪念碑一样，被后世铭记、想象和怀念。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唐朝时官至工部尚书的阎立本既亲自参与设计图的绘制，又熟谙于山水。从他开始，建筑设计中的山水渐渐从原来的宫观效果图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纯的山水画。

中国古典园林正是以山水的画境为骨架的。山水画与古典园林建造，都基于人们想要亲近自然的愿望。造园大师计成为高官严嵩修建别墅庭院“积香炉”时，把严大人扔给他的两句宋诗“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筑出满目风情。唐代诗人王维，不仅创作了“画中有诗”的山水画、“诗中有画”的山水诗，还筑建了诗画结合的物质实体“辋川别业”。所谓“善画者善园，善园者善画”，山水画和园林在创作手法和思想上相互交织。中国园林重意境，重诗情画意，被称为“三维的中国画”，其美学境界与中国古代的文学、绘画、戏曲等艺术形态相契合。

在传统山水画中，画面的主次关系是很讲究的，如果喧宾夺主，画面就会混乱、平板。因此，山水画在构图时，首先要找出有特色的山和树作为主体。如明代戴进《关山行旅图》，画家将主峰置于画面中心，以精细的笔法描绘出主峰挺拔陡峭、直入云天之势；把江渚、远山以及水景放在次要位置，画得简括、浅淡，烘托出主景的雄伟、挺拔。整幅作品近浓远淡，富有层次，工细之中见豪放，雄伟之中见秀气。

古典园林的整体布局也很讲究建筑和空间的主从组合，通过对比实现主次分明、多样统一的效果。如北海公园琼华岛上的白塔，与其前面的琉璃佛殿，在色彩上形成洁白与金碧重彩的强烈视觉对比；塔的弧线造型和高居山顶的位置，更使其成为琼华岛乃至全园的主体建筑景观。颐和园中的佛香阁，则以其巨大体量与四周建筑物形成对比，成为全园布局的主体和重心。此外，形状对比也是园林布局的常见方式。

中国传统山水画最忌将主题和盘托出，主张以含蓄的方式来表达画面的中心思想。要把握好这个火候，“藏”与“露”的拿捏非常重要。如元代王蒙所作《长松仙馆图》，画面下方近水的岩石与长松交错，松涛阵阵似可听闻，在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中两处有藏有露的山居茅舍，传达了“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的意趣。

中国古典园林为表达园景意境的深邃，也会把某一景物通过山石、建筑、植物等遮掩一部分，使人看不到全貌，产生一种欲显而隐的含蓄美感。如苏州留园的石林小院，由于院墙、门窗遮挡了一部分山石，从院中看到的石林小景便呈现些许神秘感，表现出含蓄的审美情趣。苏州拙政园的花木隔、山石隔等更是运用这一造景手法的典范。

除了上文提到的“主次分明”“藏露互补”之外，“疏密有致”“动静皆宜”“虚实相生”等也作为传统山水画基本的绘画原则被古代造园家以各种形式广泛运用于造园实践中。

（取材于牧戈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蕴含的东方审美重新引发建筑界关注，我国一批前卫建筑师及学者开始致力于将园林思维引入建筑设计中，力求将园林式审美意识及空间营构方法移植和转译到建筑创作领域，探索中国当代建筑的本土化实践。

北京红砖美术馆是一座鲜见的内有当代山水庭院的园林式美术馆，整体设计汲取了中国造园艺术精髓，呈现出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园林式布局。美术馆设计精妙之处很多，一是遵循景观要素的布局法则，恰当处理山石、水流、墙体、植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山林、岛屿、山泉、沟壑等自然意象，演绎出中国古典园林山、水、林、石、人共融的绝妙意境。二是运用大量光影要素，通过变换窗洞口的大小、形状、角度、深度等，利用光影关系弱化空间分界，构成了蕴含东方审美观的共融式古典园林空间。设计者还运用了框景、借景、障景、漏景等中国古典园林的造景手法，行走其中，步移景异。如美术馆入口设计先收再放，营造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

安徽绩溪博物馆的设计实现了徽州文化与自然山水的有机融合与创新，是用现代建筑技艺与材料诠释江南园林文化、意境与空间的成功案例。整个博物馆参照古典造园法则设计立体化观景路径，池水、假山、瓦墙、水墙、古树、台阶、窗洞等相互掩映，共同构成悠远深邃的中国画式园林景观。

博物馆屋顶营造了山的意象，金属式混凝土材料的青瓦屋面在雨天呈现深浅不一的色泽，远观如高矮不等的树木，赋予博物馆以山的细节和灵气。主入口庭院的视觉焦点，是一座由片状墙体排列而成的“假山”。这座“片石”假山，表面配以水刷石材质，与池岸相融，山池一体，相得益彰。“假山”之后有粉墙，状如中国山水画之宣纸裱托；再后为“瓦墙”，其形有如顶部“屋山”之延伸，层层叠叠，显近远不同之无尽深意。“片山”想法源于《清明上河图》中特殊的山石绘法，山体形态则源于明代《素园石谱》中的“永州石”。“假山”“屋山”和越过古镇片片屋顶而望得的真山，让人与这层叠深远的人工造景及自然山景相感应，得以“会心不远”，达致生命的诗意寄托。

“水墙”是博物馆设计的又一亮点。最初设计方案是用白灰掺墨方式做出如古徽州传统白石灰粉墙一般的斑驳沧桑的墙面肌理效果，但因墙体外保温层无法像传统青砖一样与外层灰浆吸融贴合，设计者最终选择了水波纹肌理的白色质感涂料，打造出“水墙”。一道道“水墙”，恰如中国山水画中将山景分层隔离的云雾水面，它们与池中的真水一起，映衬着“屋山”和片石“假山”，营造出深远的意境，成为绩溪博物馆“胜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取材于李晓丹等人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