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带会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近年来，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对于遗产类型有了更多的认识。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日益关注，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历史观和文化观的转向，是民族认同感不断加深的体现。但是，文化遗产范围的扩大，不代表保护和传承的问题就解决好了。比如最近几年流行的工业厂房改造，模式大同小异，大都是将原有厂房进行整饬改造、粉饰一新，然后引入文化创意、餐饮、购物等业态进行充实。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文化遗产保护的直接目的就是保留原有的历史信息。厂房改造仅仅把原有的工业遗产视为可利用的场所和空间，大规模的干预使得依附在上面的历史信息消失殆尽，新引进的业态则是商业复制时代下的产物。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它实际上违背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这样的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我们对文化遗产在当下能够发挥何种功能的困惑。

过去的遗产之被视为文化遗产，从客观上来讲，就是它和原生社会文化环境产生了分离，进而来到了当下的语境，成为一项有待保护和继承的文化资源。在近代欧洲历史性纪念建筑的保护实践中，人们所熟知的巴黎圣母院等建筑就是在那时开始作为遗产对象来进行保护和修复的。尽管那时的保护理论与技术尚不成熟，但这种有意识的保护行为仍体现了人们对于历史所持有的敬畏和向往。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到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也会发现，人们在对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追寻过程中，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满足了人们重新认识自我的精神需求。从一开始，过去的遗产作为文化遗产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时，首先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

认识到文化遗产首要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其实可以让我们在遗产范围扩大的今天，更好地去认识和理解遗产的复杂性、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给它们贴上某一个刻板标签或者套上某个雷同的利用模板。

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以文化景观的名义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种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计智慧得到了世界的肯定。今天，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地区生计方式的改变，使得不少年轻劳动力离开家乡去城市打拼，农耕的转型已经在一些地区发生。哈尼梯田的保护同样面临类似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地村民的发展问题，原来保护的主体将不断流失。在现有的保护条例下，人们对哈尼梯田所代表的农耕文化的美好想象尽管还能在物质的景观中寻得，但看得见山，看得见水，却看不见乡愁。在当代语境下，遗产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物质形态的去留、新旧等讨论，直指人们的精神世界。

文化遗产首先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它承载着的是人们的想象力与前进的信念。真正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往往是蕴藏在文化遗产中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反过来才会真正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摘编自杜晓帆《文化遗产首先应满足精神需求》)

（材料一）

咬文嚼字有时是一个坏习惯，所以这个成语的含义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学，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借文字表现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透彻，情感还没有凝练。咬文嚼字，在表面上象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

一般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于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 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朱光潜《咬文嚼字》（节选）

（材料二）

有一天，苏小妹、苏东坡和黄山谷（黄庭坚）三人在一起谈论诗句。苏小妹为了显示她的才华，抢先说：“轻风细柳，淡月梅花。请哥哥在这两句各自的中间加上一个字，作为诗的“腰”，成为五言联句。”苏东坡略加思索，随即说道：“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即前句加了一个“摇”、后句加了一个“映”。苏小妹不屑地说：“还尚好。不过，只能算为下品，这个‘腰’不够美。”那么，怎样的“腰”才算美呢？苏东坡认真思索后，得意地说：“有了，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即分别加了“舞”与“隐”这两个“腰”。苏小妹笑道：“好是好，但仍不属上品。”坐在一旁的黄山谷也认为加这样的“腰”很好，心想，是不是苏小妹在故弄玄虚？于是忍不住问道：“依小妹的高见呢？”苏小妹便得意地念了起来：“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苏东坡、黄三谷拍手称绝。

——清·褚人获《坚瓠集》

想要“做一个幸福的人”，总要与好的食物打交道才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海子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里的诗句谁都记得。食物是人类每天都要面对的最基本问题，然而，今天的城市人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食物困惑症。从前的菜有菜味，肉有肉味。然而，今天我们买到的蔬菜与肉却越来越“没味儿”了，工业速成的口感越来越重。比“难吃”更糟糕的，是食品安全问题愈发凸显，转基因的使用令人困扰，不健康的外卖与劣食遍地生长。

当大量的工业加工制品、添加脂肪和糖渗透到我们的饮食结构之中，整个社会都在发胖——肥胖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对于谨小慎微者而言，饮食变成了一件需要精细计算的科学解题。最显著的表现便是营养专家和营养咨询师大行其道，迈克尔·波伦在“饮食觉醒”系列著作中称之为“营养主义的时代”：“饮食”变成了一件需要被指导的事情，仿佛人不是生来就懂得“吃”似的。然而，在寻求健康饮食的道路上，最精明的消费者也可能是愚蠢的。

那边厢，名目繁多且售价昂贵的天然食品、有机食品不断兴起。美国的全食超市或许是个典型案例，他们通过认证制度给予那些“有来头”的食物以名分，以散文诗般的语言描述那些生态食品的出身：这块肉来自一头一生“住在美丽地方”的牛，或是一只“自由散养鸡”。然而，当“有机”被纳入一个庞大产业的链条时，“超市里的田园诗”实质上更多是营销话术的炮制而已。

假如我们尝试勾勒一幅今天城市中产阶级所处的食物全景，便不难发现，食物不仅是口感问题，也是一种政治，是社会经济结构和城乡互动的一种结果。

整体而言，城市人与食物打交道的方式已经深刻改变了。在超市或外卖网订购的食材干净体面，不见泥土，这些看不见来龙去脉的食物也将背后真实的生产关系和城乡关系隐匿起来。在今天，看直播、上快手围观“土味文化”成为了一种时髦。烤竹鼠的野趣，令屏幕之外的城市人垂涎欲滴。更有许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年轻人，迷恋着日本电影《小森林》里那种清新脱俗的乡村意象，“回家种田”的浪漫叙事成为今天城市中产阶级想象务农的流行模板，务农被诠释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或是一个人的自然救赎。

只有反思我们的饮食变迁史，才能弄清楚每个人今天所面临饮食的问题。在人民食物主权发起人之一、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严海蓉老师看来，今天我们关心粮食和蔬菜，不只要关心口感问题，也要从我们日益不安的食物消费之中窥见世界农业的整体性危机：化学农业，转基因及生态问题。而在世界寻求食物主权，是一场从无地农民到城市主妇、从耕作者到消费者的多面反击。

（摘编自新京报《从今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