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与审美

童庆炳

有些理论家和艺术家力主用联想来解释审美体验，并不认为有什么纯粹的音乐、绘画、舞蹈等。白居易的《琵琶行》写琵琶女所弹的声音，就是用各种联想的意象来描写来表现的，如“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的理论家根据这样一些事例，认为人们喜爱音乐，从音乐中获得愉悦，并不是因为欣赏声音本身的和谐等，而是因为音乐能唤起视觉或听觉的意象(即联想)。

然而，也另有一些理论家和艺术家认为，审美体验不但与联想无关，而且联想还会妨碍审美体验。在他们看来，自然和艺术的美都在形式而不在内容，欣赏者不能靠题材唤起的联想来获得美感。反之，只能在摒弃联想的情况下，靠对艺术形式的直观以获取美感。要是在欣赏这些艺术时产生联想，那恰好是走出了艺术境界，进入了实用境界，审美体验就丧失殆尽。他们认为，在审美体验中，只有让我们的注意力专注于一个独立的意象上面凝神于一，不左顾右盼，才能沉醉于审美的愉悦之中。而联想则使欣赏者精神不集中，从而导致意识由审美对象向非审美对象的转换。所以联想是妨碍审美体验的。

联想究竟是有助于审美体验还是妨碍审美体验呢?我以为应该从以下两点来把握它：

第一，应该把审美联想和非审美联想区别开来。非审美联想相当于心理学上的自由联想，这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杂乱的、不定向的联想。英国美学家布洛称这种联想为“非融化的”联想，即这种联想所引起的实用情感与审美对象所展示的情境不相融合，从而与审美无关。譬如：当我们心中想到船时，便想到它航行的海，想到海便想到风暴等等”。尽管这种联想是对一种接近事物的联想，人们是容易理解的，但它没有定向性，没有主旨，不能构成审美的情境，因而是与审美无关的非审美性联想。审美联想相当于心理学上的控制联想，它的最大特点是联想时所展示的情境的定向性和整体性。按一定的情致、具有定向选择、沉入整体情境的联想就是审美联想。审美联想是人的心灵自由的一种表现，它给人带来美感的愉悦。布洛称审美联想为“融化的”联想，即这种联想所引起的情感与审美对象本身的情感是相融化的，不是隔离、孤立的。由此看来，笼统地说联想可以解释审美体验是不对的，只有审美联想才与审美体验相关，只有用审美联想才能解释审美体验。

第二，应该考虑到美有“依存美”和“纯粹美”的区别。“纯粹美”就是重形式的美，某些艺术品种，由于社会历史等各种原因，内容已淡化，人们直接感知到的仅是线、形、色、光、声、质等媒介及其组合方式，如图案画、花边装饰、建筑、陶瓷造型等等，就是以形式感取胜的“纯粹美”，对于这些艺术品的欣赏，只能靠艺术直觉，而不能靠审美联想。要是运用联想，就会离开特定的艺术世界，审美体验也就立刻消失了。与审美联想相契合的往往是“依存美”。所谓“依存美”就是重内容的美，像小说、戏剧、散文和古典诗歌等等，人们欣赏这类艺术品，就不能不借助审美联想，只有在审美联想中，作品所描绘的形象和形象体系，才能在欣赏者的头脑中呈现出来，而欣赏者也才能沉入艺术世界，并获得审美愉悦。审美联想是审美活动中实际存在的、不可缺少的。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校训：大学的文化符号

孙邦华

校训，如同现代大学一样，是近代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有研究者认为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为近代中国最早明定校训 “光与真理”的大学，民国时期诞生的各类大学大都仿而效之，确立校训。

中国大学的校训既然受西方校训的影响而产生，因而存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和属性，且不说民国时期的新教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等，要么直接借鉴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校训的内容与形式，要么思想源于《圣经》，更重要的是中西方大学的校训都具有为了学生健康成长的目的性、导向性，把校训悬于校门、礼堂等重要位置，甚至标识在校徽之中。从内容上看，中西大学校训可划分为“为学”、“为人”、“为人”与“为学”相结合等三大类。

以“为学”为主旨，是指大学强调学生对知识、真理的不懈追求为办学的主要目的。对于这类大学的校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大学有：英国剑桥大学的校训为 “此乃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这类有代表性的中国大学校训有：民国时期的新教大学齐鲁大学的校训是“尔将识真理，真理必释尔”。

所谓以“为人”为主旨，是指大学主要强调对学生的塑造以道德为本，培养具有高尚品格、勇敢气质和服务精神的人。这类大学校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大学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训是“法无德不立”，美国著名军事院校西点军校的校训是为“职责，荣誉，国家”。中国大学的这类校训以清末民国时期的大学较为普遍，如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于1910年确定“勤、俭、敬、信”为校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经确立一个字的校训“诚”，后来发展成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后，把校训相继改为“止于至善”与“诚、朴、雄、伟”。

所谓“为学”与“为人”相结合，是指大学强调求知求真与人格完善兼顾，培养德才兼备的人。相比而言，西方的大学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大多从“为学”或“为人”中一个方面确立校训，个别大学校训是“为学”与“为人”的结合型，譬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校训为 “知识，智慧，人性”，清华大学自1914年起确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近年来中国的大学在确立校训的大潮中，绝大多数校训都是“为学”与“为人”的结合型。譬如：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南京大学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中西方大学的校训，尽管在内容上大致都可划分三种类型，但是也还是有一些本质差异。西方历史名校的校训思想内容大都于基督宗教的经典《圣经》，如美国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一部分出自古希腊罗马先贤、诗人的话语或诗句，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中国的大学校训，在民国时期，一般来自《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和史书。同样在讲“为人”，西方的大学非常强调博爱、自由、服务，如斯坦福大学的校训为 “愿自由之风劲吹”，中国的大学主要强调诚朴勇爱等道德修养。同样在讲“为学”，西方的大学强调在上帝的灵光中去探索真理，牛津大学的校训为“上帝乃知识之神”，中国的大学则强调勤笃、敬业等儒学传统。

大学校训是大学理念、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中西方大学在大学理念、大学精神上是共性与个性（特色）兼具的，共性与个性都植根于赖以生存的文化之中。现代大学在造就具有高深知识和高尚人格的高素质人才之时，离不开超越东西方的人类共同的知识、思想，也不能忽视民族文化资源和传统。一定的文化形成一定的校训，大学校训则是体现人类共性和民族特性的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必然渗透到每一所大学的办学宗旨、办学传统、管理制度、学科建设、师生群体等各个方面，并转化为对育人的整个活动之中。

科学究竟能否被真正普及

钮卫星

①科学的历史无疑就是人类智性进步的历史。那么科学普及的历史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呢？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伯纳姆在他的著作《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中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出人意料的科学普及史图景：起先科学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但在逐渐兴起的美国消费文化中，科学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科学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

②这样一部有点令人沮丧的美国科学普及史，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科学普及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前中国的科学生长环境不容乐观。虽然“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这样的标语几乎张贴在了每一个居民小区的宣传栏里，但是由于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科学素养相对缺乏，所以迷信有额外的生存维度。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迷信从没有被真正破除干净过。至今走在居住区内和附近的马路上，还经常遇到泼洒在路面上的一团团药渣，这种乞求药“倒”病除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一种无害的民俗——至少在污染环境这个层面上是有害的，它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力。

③有一些古代迷信则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留存着。譬如原本比较复杂的古代术数系统，现在退化为只通过某种方言对数字的发音来附会吉凶宜忌，如“4”谐音“死”是不吉利的，“8”谐音“发”是吉利的，等等。于是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等数字就有了吉凶之分，人们选择号码时纷纷避凶趋吉。某省甚至把认为是不吉利的车牌号人为地删除，以便避免用得起小车的富人们花钱买不吉利。而把某些重要活动的举办时间定在“8月8日8时”之类，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这些行为，无疑直接、有力地推动了迷信思想的流行，与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培养一种科学、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④在当今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对孤立科学事实的强调和对科学产品的推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航天技术的报道。媒体放弃了向公众普及有关飞船的飞行动力学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环境的科学知识。航天活动基本上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媒体对飞船搭载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贵性大肆渲染，似乎发射飞船的物质代价都被附加到了这些物品上。如果说是搭载植物种子，希望在高能环境中诱发基因突变，以改良品种，这还有一点点科学的味道——实际上由于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载种子以改良物种的效率和科学性往往被夸大；而一些搭载的纪念品、会徽、会旗等被赋予的价值和神圣性，则纯粹是巫术色彩的，是毫无理性基础和科学意义的。

⑤在美国科学普及史上出现过一些既从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又热心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的视野看待科学，他们出版科普书籍，为杂志撰写科普文章，把理性带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的科学家从科普阵地上撤退了。反观中国的情形，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现在有人呼吁，前沿科学工作者应该参与科学的普及，但应者寥寥，学术界远离科普的现状没有改观。

⑥“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这句话便是在强调公众应该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科学中去，同时科学也需要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上被理解。因此，政府、科研机构组织者等应通过科学普及来让公众理解科学，做这件事尽管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值得和应该首先做的。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