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有改动）

文学作品的外在形态历来多种多样，划分方式也难以归一。在这里，根据文学创造的主客体关系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不同反应方式，我们把文学作品分为现实型、理想型和象征型三种类型。

在中国，《诗经》可以说是现实型文学的源头。《诗经》以赋、比、兴为基本艺术表现方法。比兴中含有一定的象征因素。但就总的倾向看，《诗经》具有突出的写实精神。其后，《史记》、杜甫的诗作、白居易的诗作、明清小说等等，体现出现实型文学的基本特征。班固认为《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是“实录”之作；白居易主张“以似为工，以真为师”，“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曹雪芹也强调“实录其事”。这些观点说明了现实型文学的基本创作原则。从理想型文学来看，《楚辞》最早体现了其基本倾向。《楚辞》既有现实的抒写，也有寓意象征，但更主要的是奇异的幻想，表现出一种超现实的理想精神。其后，李白诗作狂放奇幻，超然于生活之上，纵横于仙境之中。《西游记》、《聊斋志异》、《牡丹亭》等都体现出幻想奇异、超越现实的特征。再看看象征型文学，《庄子》中的寓言与神话，以幻想形象暗示难以捉摸的人生哲理、哲学精神，带有突出的象征意味。在以后的体现禅趣的山水诗作中，通过水光山色、阴晴变幻写出自然、人生意境，追求“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暗示耐人寻味的哲理禅意。王维的一些诗作即如此。柳宗元《西昆酬唱集》的托物言志的咏物诗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象征型文学的某些特征。

西方最早的文学古希腊神话、史诗和戏剧，也初步具有了三种文学类型的基本特征。神话主要是幻想的产物，但当时的人们就是这样认识客观世界的。荷马史诗在神话传说基础上把人神化，又使神具有人的性格，表现了人们借助想象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愿望与要求，既具有浓厚的理想精神，又生动真实地反映了“荷马时代”的社会现实；古希腊戏剧中也有大量的作品是从农村酒神祭礼和民间滑稽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个时期的文学同时也带有一定的象征色彩。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人物悲剧的死亡，既是宿命的，也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在西方中世纪文学中，宗教文学广泛运用象征手段，其整个形象体系也是一种总体象征。英雄史诗描写英雄人物战胜妖魔鬼怪，歌颂民族祖先的业绩。骑士传奇描写爱情、荣誉、忠诚、奇遇，富有奇幻浪漫情调。

三种文学类型的形成，是人类文学创作活动的产物。在作为文学类型发展初始阶段的古代文学活动中，各种文学类型的基本结构形态已经初步形成并日趋完善。

（摘编自《文学作品的类型与题材》，有删改）

基因改良奥运时代会来吗

（1）与普通的人相比，奥运选手可以跑得更快，跃得更高，当然，这些精英运动员也是通过了大量的艰苦训练，    在政府和体育界的大力培养下，才能在奥运会上展示夺目的光彩。    许多人也确实拥有一些并非经过努力才获得的优势:优秀的基因。

（2）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世界级运动员身上至少都携带有一种“增强运动表现的基因”，例如，几乎每个接受过基因测试的男性奥运会短跑选手身上都带有577R等位基因(ACTN3基因的一种突变形式)，大约有一半的欧亚人和85%的非洲人至少携带有这种“强化基因”的一个副本，而其他数十亿不携带有577R等位基因的人，对于他们的奥运奖牌之梦，可能就需要慎重三思了。

（3）科学家已发现了越来越多与竞技实力有关的基因，未来的奥运官员将不得不与这种影响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角力。未来的奥运会将成为“基因突变”角逐的场所呢?如果奥运规则的决策者承认这种遗传基因的角逐是不公平的，那么他们是否应该对每一个运动员的基因进行测试，然后让具有这类基因优势的运动员单独举行比赛呢?

（4）未来奥运会可能会出现三种前景。第一种前景，奥运会将继续成为运动员展示他们天生遗传基因优势的“舞台”;第二种前景，采用给强者增设不利条件或给弱者提供有利条件的让步赛，类似于目前在一些非奥运项目上采用的方法，给予不携带优势基因的运动员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第三种前景，如果基因改造被证明是安全的话，允许不具备遗传基因优势的运动员通过基因工程对他们的身体进行“升级改造”，但这种被称为“基因兴奋剂”的做法如今是被禁止的。

（5）几个世纪以来，奥运会一直是运动员展示天赋的舞台，科学家已经证实，200多种基因变异与运动竞技相关，例如，ACE基因“I”突变的携带者，与没有携带该变异基因的运动员相比，更容易成功登上8000米的高峰。尼泊尔加德满都谷的夏尔巴人以出色的登山能力而闻名，他们中94%的人拥有“I”基因突变，而其他种族的人群中，只有45%~70%的人拥有这种突变基因。这种基因变异与人的耐久能力相关，对英国跑步运动员的研究发现，这种基因变异在长跑运动员中最为普遍。

(6)基因突变在人类种群中是经常发生的，运动员可能需要多种这类基因突变的组合，才有可能进入精英运动员的行列。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基因组被测序，研究人员开始探究一些罕见的基因变异，这些变异将产生区别于世界级运动员的超级运动员。例如，芬兰的越野滑雪选手埃罗 门蒂兰塔的红细胞生成素受体(EPOR)基因突变使他拥有比常人更多的红细胞，他的携氧能力也比常人提高25% 50%，这一优势助他在奥运会的越野滑雪中运动比赛中赢得了七枚奖牌。

（7）但是，科学家如何能够轻松地检测出某种基因变异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引入的呢?甚至由于变性手术的出现，确认女性竞争者性别的“性别验证测试”，也一直是个问题。

（8）奥林匹克的传统正在悄然变化之中，也许最终，曾经被视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将会变得司空见惯。曾几何时，女运动员只允许参加几项有限的奥运会项目，如网球、高尔夫球和槌球等。20世纪70年代之前，带薪运动员被禁止参加奥运会比赛，而如今，职业篮球运动员都在为争夺奖牌而竞争。滑雪赛和自行车越野赛等“极限运动”，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奥运会的常备竞赛项目。

（9）随着官方与“基因兴奋剂”之间的角力带来的影响，我们可能会看到反对基因改造的严厉规则的出台，同时也将带来许多问题和困惑，例如，小时候为治愈镰状细胞贫血而曾经进行过基因治疗的运动员是否要被取消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使用埃罗·门蒂兰塔天生突变基因治疗EPOR基因缺陷的人是否拥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10）残奥会选手奥斯卡·皮斯托瑞斯因使用义肢曾被奥运会禁赛，但这次他也出现在了伦敦奥运会的南非代表团名单中了。规则是在不断变化中的，我们期待，随着基因修改变得越来越常见，奥运会可以逐渐接受安全的基因增强。毕竟，我们都在以极大的热情欣赏和惊叹于奥运会上“跑得更快、跳得更高、表现得更强大”的运动员，无论他们是男性还是女性、是业余选手还是专业选手、是残疾人还是非残疾人。

写意画是传统中国画里令人赏心悦目的画种，它以淋漓的水墨、纵横的笔法、弥满的气势，使观者赞声鼎沸，叹为奇观，并拥有广泛众多的欣赏者。

当你看画的时候，首先打动你的是它的立意是否生动，这是吸引你继续看下去，研究下去的驱动力。立意生动是一幅画给人的一种综合感觉，以欣赏的角度来看，我们所以能被一张画所感染，是因为它的内在美，而这种内在美是通过形式的美表现出来的。古人说作画必先立意，所谓立意就是画的主题。画家在作画之前应把意放在笔先，通过绘画来表达他对生活的看法，把自然景色和个人的感情结合在一起。例如：画梅画出梅花迎风斗雪和耐寒的品格；画菊要有傲霜的精神；画竹要画出亭亭玉立，虚心有节，蒸蒸日上。

立意的生动是中国画内在美的流露，这里既有画家的主观因素，又有欣赏者的主观因素。所谓画家的主观因素就是画家对所描绘的客观自然景象的观察、感受、体验，并把感情移入其中。所谓欣赏者的主观因素，就是欣赏者在看画时所产生的想象和联想。因为欣赏者看画的角度不一样，以及欣赏者本人的文化修养素质的高下都决定着欣赏水平的高低。如当代画家李苦禅画的墨荷，水墨淋漓，洒脱奔放，开创了中国近代大写意的一代画风。有的欣赏者认为荷叶画的太离形，不符合自然生态的本相，看上去好像画家在横涂竖抹。或者把叶子改成用绿色就更好，从这一点充分说明了欣赏者的文化品位。一块水墨淋漓的石头，在有的人眼中可能是无情物，可是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里，它却常常显现出一种特定的性格。

形与神一直是中国画创作和欣赏所重视的问题，欣赏中国的写意画用自然景物作为标尺，是不全面的。追求表现对象的形体准确、逼真，并非写意水墨画的主要使命。写意画贵在得意，它不但要写出对象的外形，更要写出对象的神情，同时也强烈地包涵着画家自身抒发的意境和意趣。只求形似，不是艺术。如动物和植物的标本挂图，可以画得非常准确，但没有人把它们挂起来欣赏。

我们在欣赏中国写意画的时候经常看到画面的景物变形，这也是写意画通常运用的手段。变形犹如文学上的夸张手法，如李白的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或平时人们激动时常说的心要“跳出来”，它强烈、新奇但依然是自然而近情理。

（节选自胡金坦《中国写意画的笔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