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定义纷繁复杂，莫衷一是，这实际上折射出文化研究的某种困境。

文化内容无比丰富，研究者不能被动地湮没于其中，而应注重系统和层次，从以简驭繁的实际必要出发，宏观把握文化，归纳是非得失背后的文化理念。各种事物有章有法地聚在一起非常“美好和谐”的一种现象就是“文”。用这种“美好和谐”的理念行之于“一切”，就是“以文化之”，就是“文化”的要求。这是通过肯定文化主流目标的积极性对文化作出某种界定。一方面，文化模式通过社会的文化遗传在一代代文化之间传承，每个特殊人群围绕着文化传统而生活，形成独特的文化群体，另一方面，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人类总体上都在致力于美好和谐的不懈追求，有着共通的崇高文化理想。因此，文化模式在不同层次，上体现人的共同文化心理，文化在总体上对人类起到了强大的凝聚作用。

文化传统在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文化传统是累积的，它在文化模式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它是文化进行不断整合的依据。继承文化传统，是发展文化的前提。有效把握文化传统，有助于温故知新。文化传统具体表现为各个文化领域结晶出来的形式，而形式本质上代表了人们共同认定的文化内容。累积和叠加的文化传统以文化模式、形式、程序的表象存在并发挥作用。形式都是各种事物的大方向的、大轮廓的外在的一种表现，它是认识事物的一个开端。如果不从形式入手去触摸文化，那就很难再有其它更方便的依据。由形式再推进一步，就是“程序”。“程序”在戏剧、书法、绘画等文化领域的运用充分证明：文化内涵必须依托一定的形式才能呈现。

在社会关系领域，人和人相处的关系问题，有一些不可改变的法则和规律，中国古代概括为“纲常”，具体体现为社会生活中形成风俗习惯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各种礼节，也就是“礼”。人与人关系状态的关键不在于等级的存在，而是在于等级设定的合不合理。从社会的角度，必须构建人际双赢的关系；从个体的角度说，谁能采取“化”的办法，不患得患失，把暂时的矛盾化开，谁的成就就最高。

人的文化越丰富，人格构成越复杂，心态也就越稳定。在文化活动中，人创造文化，也被文化所熏陶、感化、熔铸。我们应注重文化的人格塑造作用，努力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从“德”与“能”的提高上达到对个人“穷”“通”境遇的豁达，做到“顺理通玄知大体，循情抱德会天机”。

——（摘编自何学森《用美好和谐的理念行之于一切》）

不求答案的叩问

陈 益

时光漫漫似水。至今回想起，只读过三年小学的母亲并没有给我留下金钱和尊荣，甚至从没说过一个爱字，但我始终感受着。这令我明白，做永远比说来得重要。最难忘的情景，是一灯如豆的夜晚，她在缝纫机旁默默劳作，而我们在饭桌上写着作业。忽然发觉空气中有焦臭味，原是灯火燎到了我的头发。偶尔，母亲也会抱怨，也会唠叨，可是手脚从也不肯停歇。她始终是温厚而乐观的。到了晚年，右脚的脚弓蜷曲变形，乃至神经性瘫痪，只得躺在床上，与尿不湿为伴，她总是为再也无法干活而沮丧。或许，这么多年我以六根清净的心态在寂寞中案牍劳形，正是继承了她的秉性吧？

我为母亲做过一件事，写了一篇散文《十八双鞋》。自幼，我们兄妹四人就习惯于穿母亲做的布鞋。千针百纳的布鞋，凝聚着少年时代温馨而艰涩的记忆，历久弥新。散文是由此引发的岁月与亲情的写实，没有一点儿虚构。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翻译家中由美子来中国，为了翻译《十八双鞋》，特意从上海去往锦溪古镇访问母亲。分手时，她向母亲讨了一只买菜用的竹篮带回日本。她在信中对我说，你有一个可敬的母亲，这是你的幸福。

这没有故意夸赞的水分。母亲是平凡的、朴素的，甚而因过度劳累而病残，却让每一个认识她的人敬重。印象中，她右边乳房明显下垂，颇不对称。这是哺育四个孩子的结果。自小我的耳畔总有她脚踩缝纫机，为我们缝缀衣服的声音。然而命运弄人，多年，我偏偏不能给脚弓畸形的母亲买到一双合适的鞋，令人无法言说的疼痛……

平心而论，我们并非上一辈人的复制，没必要，也没可能。时代给了我们不同的人生岁月。若干年以后，我也会像母亲一样走完最后一步，消逝得无影无踪。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把每一天作为最后一天，珍惜它，不浪费，度过余生。我不再有挥霍的资本。远离那些虚名假誉，似是而非，妄想攫取，烦嚣纷扰，让自己脱离桎梏，真正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也许还能做点事，对社会有用。

过分地强调自我，仿佛是给自己设置了一具牢笼，人的一生都可能局促在这难以突破的牢笼里。理智扰乱天真无邪的快乐，让人陷入无边的忧虑，最终却告诉我们行为的指归。正是在精神与肉体的冲突间，我们品尝到了忧虑与痛苦的真实内涵。

可惜，往往很晚才懂。

当年，子贡对孔子诉苦说，自己一直在如此艰辛地奋斗，感到太累了，心里实在是畏难和厌倦，很想歇下干一些不太累的事情。一贯主张安贫乐道和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的孔子耐心地回答道，作为君子要尽一切义务，即使是厌倦了，也要勉而为之。只有当像山峰一样、像大鼎一样的坟墓与自己相伴时，君子才可以享受安息。

这就是“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死亡，是人生的终点。走向那一站无非两种方式：快快乐乐地踱步，充满忧虑地攀缘。结局也只有两种：有的人活着仿佛死了，有的人死了依然活着。是不是因为谁也不知道何时到达终点，所以我们永远会在两者之间徘徊呢？

我的叩问没有答案。不必求答案。

（选自《散文》2013年第9期）

厚葬薄葬与有鬼无鬼

宋志坚

王充《论衡》中的《薄葬》篇，结合有鬼无鬼，专论厚葬薄葬，对于儒墨两家均有批评。墨家是信奉有鬼论的，王充批评墨家的就是这一点。他认为厚葬劣习之根源，正在于主张薄葬的墨家“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的有鬼论。因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厚葬才有意义。死人成为鬼之后因“厚葬”感受的是厚遇，由薄葬体验的是薄义。活人希冀先人福佑后人，又怕死神“成形害人”，就难免趋“厚”弃“薄”，财产多的不怕厚葬把自己搞穷，权势大的不怕人家来掘墓。即使财力不济，也要勉为其难。墨家的薄葬主张与有鬼论是相互矛盾的。倘若真的有鬼，听从墨家的薄葬主张“（不）丧物索用”怎么得了？王充认为：这种自相矛盾，是包括薄葬的主张在内的“墨术”难以流传的重要原因。

倡导厚葬的儒家不信鬼，“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一个范本，连鲁迅也称颂“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儒家（包括孔子）的无鬼论不彻底。“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孔子非之，而亦无以定实然”。其实，对于孔子来说，此非不能，实乃不为，他心中是有小旮旯的。王充在《薄葬》篇中指出了这一点：“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实，其意不分别者，亦陆贾之语指也。”葬礼是儒家之“礼”的一个重要方面。倘若世人皆知“死人无知，不能为鬼”，厚葬也好，礼葬也罢，岂不都会难以为继？对此，从孔子到汉代的陆贾心里都是明白的。这就难怪“不肯随俗谈鬼神”的孔子，要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来使人“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了。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墨之争，远远超过“批林批孔”时所谓的“儒法斗争”。孟子将墨子当作“无父”之“禽兽”，汉儒、宋儒都将墨家当作“攻乎异端”的重要对象，丧葬问题即是儒墨之争的一个焦点。两者针锋相对，势同水火。王充属于儒家，但他赞成薄葬，仅是《薄葬》这篇名，就旗帜鲜明地亮出了他反对厚葬的观点。他赞成儒家的无鬼论，但在有鬼无鬼的问题上，也毫不掩饰孔予以及儒家的小旮旯。

赞成薄葬的王充，却又批评主张薄葬的墨家，他没有就事论事。反对厚葬的不仅是墨家，当年晏子向正想封赏孔子的齐景公进言，说了儒者的四个“不可”，其中之一，便是“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然而，王充不但看到厚葬可能导致的“财尽民贫，国空兵弱”之恶果，更能从厚葬薄葬论与有鬼无鬼关系，洞悉厚葬之源。王充在《作对》篇中直言：“今著《论死》及《死伪》之篇，明死无知，不能为鬼，冀观览者将晓解约葬，更为节俭。”

做学问的，很容易以学派站队，以观点划线，党同伐异。王充却是一码归一码，不为某一学派或某一观点所囿，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各取所长，各弃所短。这种实事求是精神，窃以为相当难得。

（原载《文汇报》2013年12月28日）

“您好，请问您想办理什么事项？”一句贴心的问候之后，社区工作人员会为你解答和办理具体事项。这是桥西区大境门街道西岔社区为辖区居民推出的便民代办服务，大大地方便了附近居民的生活。

社区居民事务代办是项新生事物，社区事务代办是社区面向居民展现社区服务居民的一种体现，它考验和提升的是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西岔社区党支部书记韩小乐这样说。

帮老年人代缴水电气费、替残疾人办残疾证、义务修家电……桥西区西岔社区自成立社区代办站以来，替居民办小事、管“闲”事，至今，已为900多位居民代办事务。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走进社区服务站办理各类事项，社区服务代办站受到了广大居民的认可。

（摘编自张家口新闻网《“代办站”服务居民最后一公里》）

“‘行百里者半九十。’要让贫困户精准脱贫，关键要解决好精准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让贫困群众自己能造血，自己能长肉。”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南安市省新镇省身村党委书记吴金笔感慨地说。

随着精准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正在稳步提高。“就扶贫对象来说，容易帮扶的基本都帮扶完了。尚未脱贫的，有的是因为残疾、重病导致劳动能力欠佳，有的是因为生活环境确实恶劣，脱贫缺乏条件，但也有极个别贫困户就想躺在扶贫款上睡大觉。”吴金笔代表说。吴金笔代表建议，在推进精准脱贫攻坚中，必须更精准地施行扶贫政策，努力提升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的自我造血能力。对于缺乏脱贫动力的扶贫对象，要注重“扶志与扶智”，逐步减少直接补贴，引导他们勤劳致富。

全国人大代表、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陆銮眉认为，今明两年，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将更加艰巨。不过，越是如此，越要克服“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指标式”脱贫等问题，注重提高脱贫质量，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宁德开展脱贫攻坚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精准。脱贫攻坚重在精准、贵在精准，成败也在精准。”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宁德市委书记郭锡文说。多年来，宁德历届党委、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工作，久久为功，如今取得明显成效。

记者了解到，在建档立卡中，宁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并根据不同贫困户的现实处境精准施策：缺资金的，就通过小额贷款解决资金困难；缺项目的，就帮助引入符合家庭实际的项目；农产品卖不出去的，就联系当地企事业单位采购；等等。通过精准帮扶，帮助贫困户解决了大量实际困难，有效提升了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也进一步激发了贫困户改变生活现状的热情。

（摘编自2019年3月15日《经济日报》林火灿《打通“最后一公里”》）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最后一公里”成为一个高频词。比如，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部长通道”回答提问时说，要让抗癌药进医院，把为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服务做好；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部长通道”回答提问时说，顶层设计要见成效，就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此外，农村医疗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打通心血管疾病防控体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等等，都引起了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

“最后一公里”原指完成长途跋涉的最后一段里程，如今常用来指代完成一件事情的最后而且是最关键的步骤，关系到政策措施有没有落到实处，各项工作能不能起到实效。行百里者半九十，强调的也正是“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没有打通“最后一公里”，导致政策不落地，服务不到位，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摘编自2019年3月14日文汇时评《不让“最后一公里”梗阻百姓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