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 羊

雁戈

村主任家的院子里围了一圈人。

他们当中，有腰里系着围裙、手上拿着锅铲的；有一手戴着手套，一手提着烘笼的；有头上顶着帽子，鞋里光着脚的……看上去，他们来得都很匆忙。

都腊八节了，又有谁不忙呢？

村主任也很忙。一大早起来，他便去麦老汉的羊圈里挑了两头在肥羊。一头纯白，另一头也是纯白。趁还没立春，得把羊送出去，一头给书记，一头给乡长。毛色一样，轻重也得一样。都是做得了主的人，让谁吃亏都不好。村主任把整个羊圈几乎翻了个遍才挑出这两头羊来。

麦老汉打包票说两头羊的重量相差不会超过半斤。结果他却看走了眼，一头羊比另一头羊重了一斤八两。麦老汉半天都没把秤放下，冲村主任直眨眼。意思非常明了，就是问村主任该如何是好。村主任不眨眼，只皱了一下眉，笑呵呵地说：“把一斤八两抹了，两头羊给一样多的钱，不就平了？”

确实平了！麦老汉左手摊着书记那头羊的钱，右手摊着乡长那头羊的钱，像被点了穴道，嘴巴半天都没合拢。麦老汉的老伴儿也不说话，只顾拿拌食的木棒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给羊喂食的木桶。羊被套上了草绳，却不肯跟村主任走，蹬直了腿往木桶那边挪，直把草绳拉成了一根笔直的棍子。麦老汉蹲下身子，把老伴儿的手和木棒一起摁住，两头羊才跌跌撞撞地跟在村主任身后上了路。

村主任一走，麦老汉的老伴儿甩开麦老汉的手，“价钱这样便宜，还要短斤少两，本都够不了！”抱怨过后，老伴儿的眼里便有些潮湿。

麦老汉叹口气，安慰老伴儿说：“你也别恼。村主任刚才在羊圈里说了，上回开的证明乡里已经盖了章，等他把羊杀了，就让我去拿。”

 “你不会是哄我吧？”老伴儿半信半疑地斜了麦老汉一眼，提着木桶怏怏地进了羊圈。麦老汉没有哄老伴儿，村主任也没有哄麦老汉，村主任院子里的那一圈人围住的正是麦老汉的两头羊，杀羊的胡屠夫和指挥杀羊的村主任也被围在中间。

两头羊都是公羊，脾气暴，性子烈，见不得胡屠夫眼里的那股子气焰，挣断草绳把胡屠夫撞了个四仰八叉。那些拿着锅铲的、提着烘笼的、戴着帽子的……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羊站住了，腿直愣愣地撑在地上，耳朵直愣愣地竖在空中。村主任朝其中一头羊努努嘴说，“这头是书记的！”又冲另一头羊努努嘴说，“这头是乡长的！千万别让它们跑了。”于是，拿锅铲的扬起了锅铲，提烘笼的举起了烘笼，戴帽子的摘下了帽子……可是谁都不敢近前。人和羊就这样对峙着，连时间都像凝固了一般。

是麦老汉的到来打破了院子里的僵局。两头羊先是机警地竖起耳朵，紧接着就撒起欢来，用羊角在麦老汉的腿上蹭来蹭去。麦老汉顾不上跟羊亲热，给村主任敬了根烟，接着又给胡屠夫散了一根，本想依次散下去，却发觉烟盒里的烟不够。他只好把烟盒攥进手心，冲大伙儿抱歉地笑笑，回头对村主任说：“我想把我的证明拿回去。”

村主任愣了愣神，从裤兜里扯出一张纸，展开打量了一眼。麦老汉忙伸手去拿，村主任却捏在手里，往后扬了扬，说：“等把羊杀了，就给你。”

麦老汉瞅瞅胡屠夫，又看看村主任，叹息一声，从地上捡起挣断的草绳，一手搂着一头羊的脖子，在它们耳边说了几句什么，两头羊便乖乖地躺下，任由麦老汉绑了它们的腿，再也动弹不得。

 “谁叫你们要变羊呢？”麦老汉摸摸一头羊的角，又摸摸另一头羊的角，缓缓站起身背过脸去。那场面，他不敢看！

全场先是一片肃然，接着很快便沸腾起来，掌声、跺脚声、锅铲击打衣服的节拍声……此起彼伏。麦老汉背心一凉，忽然感到一阵钻心的痛。

“谁叫你们要变羊呢？” 麦老汉揉揉发涩的眼睛，跌跌撞撞地挤出了人群。

刚要走，一阵北风刮过，村主任手里的那张纸忽然传来奇异的颤声，麦老汉把团在嘴里的一口痰硬咽了回去，转过身重新挤进了那个圈子。

 （有删改）

卖馄饨的夫妻

张子影

三十多年前，我在南方某个小城生活。那时我上小学，我们家附近的一条小街道上，紧挨着路口的道边儿有一个馄饨摊子。每天早晨母亲送我上学的路上，都要带我去那里吃一碗馄饨。

卖馄饨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男人煮汤、下馄饨、配料，女人包馄饨。滚开的汤里永远有一根滚动的大个棒骨和几只香菇。馄饨下进锅里煮的时候，男人就开始配料：在碗底铺上一层洗净发好的紫菜，一小撮儿切得整齐的姜丝，一片西红柿，撒上一小撮儿细盐、味精，淋上几滴芝麻香油，撮上十几粒小葱碎，这些做完，锅里的馄饨也就漂起来了，男人左手用漏勺将馄饨捞进碗里，右手紧接着将一大勺滚烫的汤浇下，立刻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满满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这时候男人就会对女人轻声说：阿宝，来——

女人就会笑嘻嘻地说一声：好哩。

女人将手在围裙上擦擦，双手将冒着热气的碗捧起，递到客人面前，说：请。

一个碗里有九只馄饨，大小一致，个头均匀，一只只胖乎乎的，在碗里上下起伏。

男人的个子不高，背有点儿驼，是出生时就有的；女人的个子更矮，大约只到男人的胸口，听说是幼年时患病，之后就再也没有长高。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的操作，他们的馄饨永远是那么鲜香热乎。

馄饨里面的肉是新鲜的，煮汤的棒骨是新鲜的，姜丝、西红柿和小葱也是新鲜的。男人因此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要去菜市场采购，女人则留在家里和面，发面，擀皮，等男人回来后，他们一起洗菜，做馅料。大约五点半后，他们的摊子就出现在路边了。

买馄饨的人很多，在小城的这一片地方，这一条街以及附近隔着几条街的大人和小孩子们，每天早上宁可多走十几分钟的路，都愿意弯到这里来，吃一碗他们热乎乎香喷喷的馄饨，再上班或者上学去。

在寒假或者暑假期间，每天都会有一些小孩子围着他们的摊子打闹，大人们都上班去了，孩子们没有人带。男人也不恼，笑嘻嘻地看着孩子们玩。半上午的时候，谁家的孩子捏着大人给的钱来吃馄饨，递上来的钱差了一角五分的，男人也不计较，还是那样配料，煮馄饨，冲汤，鲜香的一碗九只馄饨上下起伏。女人会吹了又吹，待凉到不再烫手了，再端给孩子。

男人对女人永远是和气的，声音很轻地说：阿宝，来。

女人总是笑嘻嘻地说：好哩。

上午大约十点半钟的时候，他们就收摊，男人挑着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碗，另一只手挂着男人的胳膊，跟着他往回走。

他们没有孩子，当然也是因为女人小时生病的缘故。

几年后我上了大学。大学在另一座城市。大学第一年暑假我回来，看到他们还在那里卖馄饨，只不过食摊从挑的担子变成了小推车，用透明的玻璃做了小车厢，洁净的玻璃窗内，碗里铺着仔细洗干净的紫菜，新鲜的棒骨，切得整齐的漂亮姜丝、西红柿和小葱碎。馄饨还是那样的馄饨。

结婚的第一个春节，我回家，父亲母亲到车站接我们，那天下着雪，在火车站我搓着冰冷的手说，真想吃那夫妻的热馄饨。母亲说，他们家里出了事，夫妻俩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

出了什么事？

男人在早起去买菜的时候被一辆送菜的小货车撞了，那天下雨，天黑，路很滑。

小货车司机当时就把男人送进了医院。司机是个老实的乡下农民，把男人送进医院后，第三天就回乡下，先卖了地里的菜，又卖自家圈里的猪和羊。男人住院住到第三个月时，听说小货车司机要让读高中的儿子辍学打工去挣医药费，男人沉默了半天后，对小货车司机说，你走吧。

随后，男人出了院，虽然多年的积蓄都花光了，但还是伤了一条腿。

伤得厉害吗？我问。

母亲迟疑了一下，说，反正过马路也只能慢慢地走了。

听了这话，我的心情挺沉重。

但是那天在路口，意外地，我又看见了那对夫妻的馄饨摊子。还是那辆车，小窗玻璃擦得洁净光亮，那碗热乎乎的馄饨还是鲜香热乎。男人的声音有点儿哑，女人的眼睛是肿的。但是她把碗递到我手中的时候，还是浅浅地笑了，轻声地说：请。

我发现他们的头发都白了一些。白色的头发在冷风中飘着。

胖乎乎的九只馄饨在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汤碗里上下起伏。样子，味道，一点儿都没有变。

上个月，我带着孩子回去看望年迈的父母，母亲和父亲已经搬到了另一个小区。下了高铁后，我对孩子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还是那个路口，只是原先的小平房变成了高楼，路口添了个大广告牌，临街的路口，那个摊车变成了小食铺。母亲说，他们租了这间铺子早上卖馄饨。今天咱们来晚了，他们已经打烊了，吃不到他们的馄饨了。

明天早上来吧。我说。

为什么跑这么远来这里，他们的馄饨有什么特别吗？孩子问我。

没有特别，这么多年了，他们一直都是那个样子。

正在这时，我看到那个男人走出来，女人也走出来，女人关了灯，关了门，男人把一把锁挂在门上，然后挑起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碗，另一只手挽住男人的胳膊，跟着一拐一拐的男人往回走。

男人跛着腿，背好像更弯了，女人用胳膊挽着他。他们的头发也全白了，我仿佛听见男人说：哎，阿宝，来——

女人笑嘻嘻地说：好哩。

他们就这样手挽着手，一直走进暮色里。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