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发现，引起此次“非典型肺炎”的“SARS病毒”与流感病毒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

目前人类发现的流感病毒大约有1万种。令人吃惊的是，最常见的病毒携带者是禽类。鸭子身上就携带有多种流感病毒，（   1  ）自己却从不得流感，当鸭子被送到市场上时就会把流感病毒传染给鸡，鸡群会引发禽流感进而殃及人类。

科学研究表明，事实上抗生素对于大部分病毒并不产生作用，因而病人只有依靠自身的抗体才能解决问题，但是对于陌生的病毒，任何人体内原本并不存在抗体。新病毒的产生往往不是无中生有，而大多源于变异，“非典型肺炎”病毒就是冠状病毒的变种。变种其实是病毒所犯的错误。遗传物质的复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病毒自己也很难把握，而其因的甄别和修补能力又不足以纠正错误，所以就产生出了变种的病毒。

科学的历史无疑就是人类智性进步的历史。那么科学普及的历史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呢? 美国历史学教授约翰·伯纳姆在著作《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中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出人意料的科学普及史图景：起先科学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但在逐渐兴起的美国消费文化中，科学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将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这样一部令人有点沮丧的美国科学普及史，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科学普及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前中国的科学生长环境不容乐观。 虽然“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这样的标语几乎张贴在了每一个居民小区的宣传栏里，但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科学素养相对缺乏，所以迷信有额外的生存维度。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迷信没有被真正破除干净过。至今在居住区外面的马路上，还常看到泼洒在路面上的一团团药渣，这种乞求药“倒”病除的现象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力。有一些古代迷信则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留存着。譬如“4”谐音“死”是不吉利的,“8”谐音“发”是吉利的等。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等数字就有了吉凶之分，人们选择号码时纷纷避凶趋吉等。这无疑直接有力地推动了迷信思想的流行,与“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培养一种科学、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标背道而驰。

在中国当今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对孤立科学事实的强调和对科学产品的推销，最为典型的就是对航天技术的报道。新闻媒体放弃了向公众普及有关飞船的飞行动力学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环境的科学知识，航天活动基本上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媒体倾心于对飞船搭载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贵性大肆渲染，似乎发射飞船的物质代价都被附加到了这些物品上。如果说是搭载植物种子，希望在高能环境中诱发基因突变以改良品种，这还有一点科学的余味——其实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载种子以改良物种的效率和科学性往往被夸大；而一些搭载的纪念品、会旗等被赋予的价值和神圣性，则纯粹是巫术色彩的，毫无科学理性可言。

美国科普史上曾出现过一批既从事科研又热心科普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的视野看待科学，撰写科普文章，把科学理性带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过20世纪后这批科学家撤退了。反观中国的情形，似乎从来没出现过这样一大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现在有人呼吁，前沿科学工作者应参与科学的普及，但应者寥廖，学术界远离科普的现状没有改观。“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这句话便是在强调公众应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科学中去，同时科学也需要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上被理解。因此，政府、科研机构组织者等应通过科学普及来让公众理解科学，做这件事尽管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值得和应该首先做的。

(摘编自钮卫星《科学究竟能否被真正普及？》)

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

王岳川

处在千纪年转换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可能检视一个世纪学术文化中的种种问题，并进而从新的层面上追问：中国文化精神向何处去?

二十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受到西方之化体系的全面冲击。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码三次重大文化转型，即从古希腊的两希（古希腊与希伯莱）精神，到文艺复兴以后的理性精神，再到二十世纪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而中国却延续了二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相对稳定的时代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在二十世纪初为西方现代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面临总体危机。

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符号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符号系统，因在时间上与当代人失却了时代的同步性，不能准确地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信仰要求；而西方基督神学的符号系统，在空间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存在着某种隔膜，因而难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核心。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东西方文化的全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创造新的价值体系，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其所面临的文化危机逐渐减轻以至于消除。

百余年来，中国一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受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是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然而问题在于“西方”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不易把握。一方面，“西方”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指从古希腊、希伯菜、古罗马、文艺复兴一直到现代和后现代的欧美文化；另一方面．“西方”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地理概念，指不同于东方地域的欧美地区即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这种概念含义的复杂性导致中国话语图景中的“西方”成为一个自由阐释的对象，并使学“西方”的中国知识界面对成堆的问题：百年中国学西方是学古希腊文明中的民主、科学精神呢，还是希伯莱文明的基督神学精神？是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呢，还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是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呢，还是反现代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这些历时态的“西方”文化精神在百年间尤其是近十几年共时态地“涌入”中国，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汉语思想界究竟该接受谁？可以说，现代人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主要不是器物层和制度层的问题，而是观念价值层面上的迷失与失落。选择对象的复杂性和选择主体多层性，使中国知识分子心境极为彷徨苦涩。如今又迭加上经济热潮和市民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世纪末困境。

这种世纪末困境的文化表征是，中国文化面临从“五四”的“古今”之争到今天的“东西”之争、“南北”之争、“灵肉”之争，从而构成当代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古今”之争是价值冲突问题，核心是反传统价值；“东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否定东方；“南北”之争是后殖民问题，核心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渗透；“灵肉”之争是个人与群体、升华与沉沦问题，核心是沉重的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颠覆。这四种文化论争使今日知识精英与大众对话倍感失语和受阻，同时面对西力强大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西对话也十分艰难。

面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并寻求解决之策，已成为跨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新视界。这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保持民族精神，清醒地分析和选择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中国现代化展示其前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建问题，只有通过转型性创造，才能在批判的反思中发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曙光。

我常想，山比水更深奥、抑或水比山更辽阔?

是哪一个参访河山的古人，在踏破芒鞋之后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成了古往今来，登临山水者的箴言?   

山之仁，在于容纳参天古木，亦怀抱了任何一株愿意驻足的小草。既允许夜半狼嚎，空穴虎啸，又愿意开放枝叶，招待流浪的嘶蝉、迷路的啼鸟。山愿意合抱，让雨水注成湖泊，也愿意裂身，让瀑布发声。山裸露在天空之下，任凭雷劈雨打；也忍住干旱季节不知从何而来的火燎。山仍然沉默，像一位仁者在希望与幻灭共生的人世上闭目养神。

水的流动多么像智慧之路。水从来不眷恋过往，流动是它惟一的宿命。水或回旋于礁石间，思索如何绕身而过，轻轻地扬弃了河道上的顽石，既不争辩，也毋庸和解，只派——匹青苔教导他们水的涵义。至于飘落在水面的柳絮花片，水愿意负载它们，做它们的足，却在流程里教会它们，凡是离乡背井追寻更广阔天地者必须永远是孤独者。水不曾允许它们在河面上发芽，遂在途中，慷慨地收留它们腐朽的体肤。就连天光云影，也无法沉淀为水的四肢，智者不宜沉溺，不宜收藏过多的身外之物。水草不断招摇。鱼群愿意繁殖以丰富水的仓廪，但水哉水哉，流动是惟——的命运，纯粹的命运。   

水比山深谙随势应变的道理，暴雨只会丰沛它的力量，至于火，从来没有一场火在水面上进行。水只是它自己，千江与万川同一道宿命，朝着真理的海洋奔赴，为了呼应更辽阔的海洋的召唤，为了寻求更深沉的智慧。

雨岸桃李，是挥泪的宫女；那河腹的游鱼只是一群企图牵住水袖的童子，水回答他们，这一别就是永远了。   

山与水的对话，回响在天地之间，当山以洪钟形的绿意招呼，水回应以短笛，像两位久未谋面却又不曾相忘的故友，一路循声对答。

“为何你总是赶路，难道万顷田地不值得你献身?一塘鱼肥不值得你孕育?你口口声声要与海洋会合，如果千江万川不汇聚为海，这世上的生灵岂不拥有更宽广的土地，锄出他们的家园，种植他们的米粟?”山问。   

“我岂能成全短暂的荣华?如果千江万川沉溺于小小的宅舍，在草树鱼粱之中慢慢耗尽血脉，谁来成全沧海?谁显示给生灵——这繁华茂林的土地上有一片无法征服的海洋，像手中的繁华之钥无法开启永生的琉璃门?我多么希望微笑永远停留在子民脸上，但我更愿意海洋启示他们关于不可捉摸、无法猜测的生之奥秘。幻灭是惟一能洗尽他们脸上的油脂，教他们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缄默的人!”水答。   

“那么，我是你的反面了。生之短暂是你我都知道的，我担忧狂啸的浪头席卷一切，把短暂生辰里仅有的欢乐吞没。是故，我愿意永远固守在此，至少这世上有一座高山是狂涛追赶不到的，他们可以携带妻儿到我的怀抱里躲避，我预先准备柴薪与蔬果，让他们取火生烟。所有受苦的人看到烟，可以前来分食。如果，你执意以死亡惊吓他们，我亦执意张起绿荫，让他们在此成家、繁衍，以生命连接生命，以人造人，永远抵御你的偷袭!”   

“你岂能抵挡无垠之海?如果再有一群愚公，愿意子子孙孙荷锄移山，拿你来填平海洋。就算你填平了海，你原来的位置也变成了海。这世上，有多少繁荣之山，就有多少幻灭之海；有多少生之贪爱，便有多少死之恐惧。你我岂是为敌的?我们一动一静，一实一虚，无非为了等待一个真正认识我们的人。他站在你的颠峰吟颂水的歌谣，他坐在我的河畔，默读山的倒影。他能自你的多情中谛听我，从我的无情里注释你啊!”

山仍然盘坐，为了怀抱；水仍然奔赴，为了幻灭。仁者以身为泥，种植希望；智者只是冷冷地观照。当死亡袭击生灵，肉身还给山，而眸底的人泪属于水。

山水的对话在冰封的寒冬里沉默了。却有一名蓑衣戴笠老人，走入山林，劈枝削叶，抖落一树雪花。他削成竹竿，以竿为杖，踏着银白的雪径直来到江畔。江面浮着薄冰，仿佛一江冻结的语言。

钓叟朝无垠的江面，抛出不丝之竿，在冥冥的冰雪地，在生与死都无话可说的时刻，他只为了问安，用山的管弦问候水的歌喉。

案头清供

张中行

①名为书生的，室内都要有个书桌，也有人称为书案。如果略去多占地方这个缺点，书案以宽大为好，语云，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之义也。书案宽大，面上可以放各种用物，写写画画，以及钻研经典、攻乎异端等等；其下还有抽屉多个，不宜于摆在面上的，可以韫椟而藏。藏了，以不说为是；单说面上的，放什么，如何放，似乎也有学问，至少是习惯。记得多年以前，大学同学卢君以懒散著名，书案上的东西一贯是多而杂。有一次，我在场，他想吸烟，找烟斗和烟包，到堆满半尺高杂物的书案面上摸，费半天力，以为摸到烟包了，拉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只袜子。这是放物多的一个极端。还有放物少的极端，是已作古的友人曹君，书案面上一贯是空空如也，他说图看着清爽。我是中间派，实用和看着兼顾。都放了什么呢？写小文不同于填登记簿，决定躲开那些估计不能引人入胜的，只说我认为值得说说的一些。名为清供，清的意义是没花钱，供的意义是我很喜欢，甚至想套用乾隆年间陈坤维女士的一句诗——珍重寒斋(原为“闺”)伴我时。

②清供三件，先说第一件，是个黄色的大老玉米。这是北京通用的称呼，其他地方，如东北称为包谷，我们京东称为棒子，正名或是玉蜀黍吧。名者，实之宾也，关系不大，还是说。是去年秋天，老伴接受她的表妹之约，到容城县乡下去住几天。我，依义要陪着前往，依情也愿意前往，于是只是半天就到了鸡犬之声相闻的乡下。坐吃，游观，都是例行之事，可按下不表；只说我最感兴趣的，是年成好，所养驴、鹅、鸭、鸡、鸽等都肥壮，我可短时期偿与鸟兽同群的夙愿。人，古今一样，虽是逝者如斯夫，却愿意留些驻景。古人办法少，即如李杜，也不过写几首诗。今人同样可以写诗，只是因为不会或愿意更真切，一般是用照相法，个别的用录像法。我用照相法，请驴来，我紧贴在它身旁，照，成功。请鹅来，它摇头扭身，坚决不干，只好说声遗憾，作罢。活物不成，只好降级，院里黄色老玉米堆成小丘，坐在顶上也可以洋洋然，于是照一张，胜利结束。几天很快过去，离开之前，又想到老玉米，于是挑一个大而直且完整的，带回来。这东西在乡下不算什么，进我的斗室就成为稀罕物，常言道，物以稀为贵，所以它就有权高踞案头。

③清供的第二件是个鲜红色椭圆而坚硬的瓜，我们家乡名为看瓜，顾名思义，是只供看而不能吃。也要说说。是今年中秋，承有车阶级某君的好意，我到已无城的番河县城去过中秋节。吃各种土产，寻开天旧迹，赏月以证“月是故乡明”等等，都是题外话，可不谈。只说这个看瓜，是一位有盛情的杜君请我到他家吃自做的京东肉饼，在他的窗台上看见的。他说是自己院内结的，大大小小十几个，如果喜欢，可以随便拿。窗台上晒着一排六七个，我选了个中等大的，也总可以压满手掌了。返京的车上，还有家乡产的月饼等等，我把这看瓜放在最上位，因为有老玉米的成例，它是清供，下车之后理应高踞案头的。

④清供的第三件是个葫芦，不是常见的两节、上小下大的，是两节、上下一样粗的，据说这是专为制养蝈蝈的葫芦而种的，比较少见。也由说起，这回是由远在异县移到近在眼前。是同一单位的张君在单位院内种的，夏天我看见过，没注意。秋天，霜降以后，一次我从他的门前过，看见北墙高处挂着一排葫芦，也许因为少见，觉得很好看。我也未能免爱就想得到之俗，敲敲门走进屋。他热情招待，指点看他的鸟笼和鸟、已经制好的蝈蝈葫芦。我问他今年结了多少，有不成形的，可否送我一个，摆着。不想他竟这样慷慨，未加思索就说：“摆就得要好的，我给您找一个。”说着就上墙，摘个最大最匀称的给了我。我拿回屋，放在案头，使它与老玉米和看瓜鼎足而三。

⑤鼎足而三了，我当然会常看。是不是也常想，或曾想，这有什么意思？如果追得太深，也许竟是没有意思。所以为了不至落得没有意思，最好还是不追得太深。或者哲理与常情分而治之：坐蒲团时思索哲理，起身走出禅堂或讲堂时还是依常情行事。我是常人，因而也就如其他常人一样，有想望，也有寂寞。怎么处理呢？其中一种可行的是如清代词人项莲生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其实，这意思还可以说得积极一些，即如我这些案头清供，有时面对它，映入目中，我就会想到乡里，想到秋天，而也常常，我的思路和情丝就会忽然一跳，无理由地感到，我们的周围确是不少温暖，所以人生终归是值得珍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