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日，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今年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提出组建三级、二级公立医院及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参与的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在城市主要组建医疗集团，由三级公立医院牵头，联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护理院、专业康复机构等，形成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管理模式；在县域主要组建医疗共同体，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与乡村一体化管理有效衔接；跨区域组建专科联盟，以专科协作为纽带，组建区域间若干特色专科联盟，重点提升重大疾病救治能力；在边远贫困地区发展远程医疗协作网，公立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远程医疗、远程教学、远程培训等任务。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资源纵向流动。医联体内部形成分工协作机制，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家庭医生服务等分级诊疗模式。

不论哪种合作模式，其目的都在于通过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局，提升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能，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连续、省钱且优质的医疗服务。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5月2日）

材料二：

2015年8月，深圳以罗湖区为试点，启动了医疗机构集团化改革。

罗湖区整合区属 5 家医院和 23 家社康中心，成立唯一法人的基层医疗集团——罗湖医院集团，形成“ 人员编制一体化、运行管理一体化、 医疗服务一体化”的“ 管理共同体”。该集团重新调整和明确集团内各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医院逐渐向提供危急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的诊疗服务和科研教学转变；社康中心逐渐向提供常见多发病诊疗、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转变。成立罗湖医院集团不是为了做强做大医院， 而是为了举集团之力做强基层。因此，罗湖医院集团不断将工作重心和优质资源下沉，并建立财政补助、收费价格激励引导机制，做强做实社康中心。为此，集团采取了如下改革措施：一是公开招聘优秀全科医生，聘请外籍优秀全科医生对集团内全科医生进行培训，组织专科医生进行全科医生转岗培训，鼓励集团专科医生到社康中心开设工作室；二是社康药品目录与集团内各医院药品目录一致，达到 1350 种，针对缺药品种，集团 24 小时内配送到家；三是改善社康中心医疗装备水平，在部分区域社康中心配置了 CT、胃镜、眼底照相等设备，并打造“ 社康检查、 医院诊断”模式。

同时，罗湖医院集团对医保基金管理方式进行突破性改革，对签约参保人的住院统筹基金实行“ 总额管理，结余留用”的制度，发挥医保支付经济杠杆的倒逼作用，促使集团主动下沉资源做强社康中心，做好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让签约参保人少得病、少得大病。签约参保人越健康， 集团越受益，推动医保从“ 保疾病”向“ 保健康” 转变，促进医院集团从“治病挣钱”向“防病省钱 转变。

改革两年多来，“罗湖模式”试点正在逐渐破解社康“缺医少药”“检查不方便”“只签约不服务”“重医轻防”“医养分离”五大难题，初步实现了社康中心能力、预防保健能力、患者满意度、 医务人员收入“四提升” 和医院运营成本、居民就医成本“ 两下降”。“ 强基层、促健康”的医改目标成效初显。

（ 摘编自 2017 年 9 月 1 日深圳新闻网）

材料三：

目前，全国医疗联合体的建设多数以临床医疗服务的简单“联合”为主， 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下派医生去基层坐诊往往靠所在医院的行政指令，而非本人意愿，因而大多应付差事。而基层医生仅靠在三级医院进行的短期培训，也很难真正提高水平、获得患者信任，导致这一做法徒有虚名，没有实效。

医联体的政策本意，在于“小病在社区，大病在医院”。然而，现实操作中，医联体帮助大医院在基层社区中建立了更多的“挂号窗口”，方便了患者进一步向上聚集，也加剧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一些三级医院院长甚至坦言，牵头形成医联体的一大动力就在于与其他三级医院竞争，吸引下面县乡更多的患者。同时，也通过医联体寻找下级医疗机构中的管理与临床人才，将优秀的人才向上虹吸，这显然也会带来对患者的虹吸。

从一定程度上讲，医联体已经变成了大医院重分势力范围、 从基层汲取医生、 汲取患者的捷径。依托医联体来建立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长效运行机制，困难重重。

（ 摘编自搜狐网）

利用传统街区发展经济，早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城市趋之若鹜的举措，大家热衷于把这些街区“打造”成一个地方的“名片”，以增加城市的影响力，招徕商家和顾客（特别是游客）。充分利用好历史资源，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对传统街区新意选出的“打造”中，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问题，甚至导致传统街区面目全非、名存实亡的悲剧，令人痛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弄清传统街区本身的性质，以及该如何保护和利用。所以，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传统街区的价值就在于其“传统”，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几乎稍有名气的传统街区，其形成的过程都比较漫长，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比如西安的西羊市，元朝时即已出现。传统街区产生于人民群众的长期创造和积累，其住宅区、崇祀区、商业区、公共活动区等的构成，都体现着人民的生活理想与生存智慧，体现着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也体现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街区的灵魂即维系于此。传统街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人文信息，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谐统一体。以此观之，传统街区最值得关注的地方绝不仅仅在于那些年代不一、外形各异的房屋建筑，更在于这些建筑所承载的生存方式、风土人情。

因此，保护和利用传统街区，必须明白它自身的社会意义，明白它是否存在问题、我们需要做什么。把原住民大量迁走，对街区进行彻底的改造和招商，是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因为，若没有对街区历史和现实的尊重，街区的文化特色将逐渐失去，其内涵必然会受到重创，所谓的招商引资能否产生长久效益十分令人怀疑。十年前的北京前门大街改造就是前车之鉴：迁走了老住户，推倒了旧房屋，建成了气派的新街道，招来80多个京城老字号以及许多国际连锁品牌店，后来却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本地居民及游客均不买账，有数十家店铺又陆续撤走。

当前对待传统街区还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号称将其打造回清朝或民国的某个阶段，似乎回归的年代越早越好。此举就如同要把百岁的老人整回童年，也是妄自菲薄的无知行为。你把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街区压缩至某一年，把它搞成往昔特定时期的模样，那么之后的这几十年、上百年算不算历史、算不算是街区的生命历程呢？况且，即使真有街区百年前的照片或资料可资参照，但没有了那时的人、技艺、材料、社会环境，你能把它不走样地整回到过去的年代吗？整回去之后又希望什么年代的人来生活？这么整的结果，必然是把真的整没了，搞出个不伦不类、缺乏生命力的假古董，哪怕看着再奢华，也不过是基因突变的怪胎，甚至是僵尸。对待传统街区，最好的办法或许是采取逐步维修与更新的方式，对不得不修缮的才采取适当措施，对违章违法的私搭乱建行为坚决予以纠正和制止。

（摘编自马奔腾《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材料一：

空巢老人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旁的老年人。据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客观地讲，在我国目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要彻底解决空巢老人“不敢老”的问题仍存在困难，需尽量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老年人的担忧。

（摘编自王庆海《破解空巢老人养老难题》）

材料二：

空巢老人的问题，折射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交织着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候鸟式的迁徙就不可避免；社保制度的割裂，使各种保障难以无缝衔接；户籍制度的坚冰，让老年人随子女迁徒难度加大；政府投入不足和民间资本进入不畅，导致养老服务供给不够且水平较低……时代的列车一往无前，老年人却已步履蹒跚；而最为弱势的空巢老人，更是难以承受的时代之重。

从要求各级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性资金重点向农村倾斜”，到提出“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问题正在破解。而此前不久，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无疑将有助于解决老人们面临的问题。

（摘编自贾壮《“空巢”之痛时代之重》）

材料三：

农村空巢老人安全现状令人担忧。具体体现在：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面临着外在危险的威胁，由于年老体弱，老人在受到外力侵害时无力抵御和抗衡；另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多陷“内在疾患”。调查显示，农村空巢老人的患病率在80%以上，甚至有50%以上的老人患有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农村空巢老人安全问题主要发生在以下六个方面：自理能力下降，慢性疾病，消防隐患，用药不当，不法分子诈骗、入室盗窃、抢劫，住房老旧。

下图是对农村空巢老人猝死家中的原因的调查统计分析。

（摘编自张晓琼、侯亚丽《晚年何以安度：农村空巢老人安全保障问题研究》）

材料四：

一方面是老龄化社会的步步逼近，一方面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如何把“互联网+”和养老服务结合？南京市民政局目前正在进行这样一种有益尝试。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一键呼叫式”养老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便利，而便利也往往是老年人群体所最为期待的。通过“互联网+”把以上这些老人在居家养老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各种资源、服务整合到一起，老人身边只要有一个电话或手机就可以轻松享受这些资源和服务。

养老服务网络等于是通过“互联网+”这种新的技术手段，在市场和老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进而实现双方的共赢。

但我们也要看到，老年人群体要想充分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便利，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对那些被纳入养老服务网络的企业、商家在服务质量、服务价格上给予必要的引导，以避免有企业和商家哄抬服务价格，导致老年人群体消费不起的情况；二则，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老年人群体，政府应该加大养老补贴和救济的力度，以类似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享受养老服务网络上的各种资源和各项服务。

（摘编自苑广阔《盼“互联网+”惠及更多空巢老人》）

中国书法：作为—种文化

①我们提出书法是一种文化，并不是为书法下定义，只是一个范围的界定。时下人们为“中国书法”已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表述的方式各不同，但使用的一个关键词和核心概念是一样的，那就是“艺术”。特别是几位著名的学者提出书法是“艺术”，甚至是“纯粹艺术”、“最高艺术”等等，影响甚大。

②人们把中国书法定义为艺术是基于中国书法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把汉字的字形放在“中国书法”作为文化层次的结构中来审视，就会发现，汉字符号的审美效果是在书法文化结构的物态文化层面体现的。在整体的书法文化或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中，字体书法形态属于物态文化层，这是书法“本体”结构的“外显”的表层部分。当人们对汉字结构的科学性、艺术性及书写出来的笔法、字法、章法给予充分的估量和赞美的时候，我们看到研究者往往只限于对“作品”“物态文化层”的分析说明。并且往往忽略字体得以显示的“物器”、材料本身的质地、色调因素；忽略一件书法“作品”的美是在书体形态与材料形态有机融合中显示出来的这一重要事实，所以人们对书法“物态层”的研究与描述也往往是不全面的。在多层次结构的书法文化中，只就其表层结构进行分析，把它当作书法“本体”、全体，并由此概括其性质并作定义，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都值得斟酌。

③在对一种文化形态作文化结构的观察中，我们分出物态、制度、行为、心态四个文化层次，以求全面认识其内部结构中的各个文化层次并非具有同等的意义。其中心态文化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这个核心部分体现着该文化形态被创造的目的，因而也集中体现着该文化形态的价值、功能。就具体的书法作品来说，展示汉字字迹的形态不是目的，展示出一定的文字的内容，以实现文字的记录、传播功能才是目的。各种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体现着作者、书者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等，展示出蕴含着经济、政治、宗教、家族、社会风习等内容的无比丰富的“意义世界”。如果说在对“书法”这种文化现象的考察中，对物态文化层次专注而对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在物态文化的体现可能有所忽略的话，那么忽视对书法“作品”文字内容的考察、认知则是完全不应该的。文字内容属于书法文化的“心态文化层”，是体现“作品”价值的核心部分，丢弃了文字内容而只专注文字的物态形式，这还是一个完整的书法“本体”吗?

④如果我们从“汉字”与“书法”的关系方面作观察，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中国书法与汉字密切相关，而汉字同其他文字一样，有形、音、义三要素。书写者总是为显“义”而构形，而并非为构“形”而构“形”，为书写而书写。现在的问题是，“书法”研究者仅着眼书写者的构“形”和接受者的识“形”、观“形”，把书写者显“义”和接受者会“义”的目的丢掉了。这样，＿＿＿研究者把汉字的“形”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抽掉了汉字“文化”核心内容，也便不能认识汉字及其显示形态的功能价值。

⑤一些论者强调汉字字形独立的审美功能，对“形”本身的艺术价值扩大、拔高，其基本论据是将汉字与绘画相比符，这是违背文字的本质规定的。汉字是一种符号而不是图画，符号是约定的，其“形”与其表示的“义”没有必然的联系。作为符号显示的汉字字“形”，其本身的文化意义、审美意义是稀薄的，不确定的。一个个汉字字“形”并非一个个独立的审美对象，而且字“形”方面所显示出的点画(笔法)、结体(字法)、布局(章法)虽然可能显示出某种“形式美”，但它在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中毕竟属于“形式”，从根本上说都服从于表达内容的需要，并受到这种目的的制约。那些被称为中国古代书法的各种书迹，都是具有“郑重的用途”(启功语)的实用性书写，绝不是书写者自由“创作”的“为艺术的艺术”。只用“艺术创作规律”和“艺术发展规律”难以讲说这些书迹的产生与变化发展。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

（节选自钱钟书《谈中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