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所大学

陈序经，字怀民，1903年9月1日出生于海南文昌县，早年随父两度侨居新加坡,1925年夏，复旦大学毕业后，陈序经到美国深造，1928年取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又前往德国留学研究欧洲的政治、哲学和文化。1931年陈序经回到广州在岭南大学任教。1934年夏，陈序经来到当时还是私立的南开大学，任职经济研究所，颇受校长张伯苓的器重。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北大、清华与南开决定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序经任法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回迁天津，这时陈序经身兼南开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三职，教学行政工作非常繁重。1945年8月，陈序经从美国讲学回到国内。一次酒筵上，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主动请他出任泰国大使，陈序经以“矢志教育不改行”为由，坚决推辞。1949年，国民党有意让其出任教育部次长，他又拒绝了。

陈序经的一生引发过三次大争论。其中两次，一是最著名的文化问题大争论，一是影响深远的关于教育问题的争论。针对广东当局泛扬复古祭孔的趋势，1933年12月29日晚，陈序经应邀到中山大学做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说:“中国前途的出路，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地西化。”演讲批评了“复古派”和“折中派”，指出这两派是没有出路的。由此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化大论争，论战的参与者，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的知名文化人，其中包括梁漱溟、胡适等。

关于教育问题的论争，源于胡适年发表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胡适在文中提出，要由国家出资重点扶持五所大学，使之成为世界一流。陈序经随即撰文反对，他认为不能忽略了私立大学。陈序经还对中国各地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感到忧虑。他在《论学术发展的计划》中说:“我国大学教育，一向集中于平、津、沪数个地方，这本来就不很合理……从地域方面看起来，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

1948年8月1日，陈序经离开国立的南开，到私立的岭南大学出任校长。在首次全校公开讲话中，他就强调学术不分宗派，提倡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自由。陈序经邀请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来校，其中包括陈寅恪、姜立夫、王力、容庚……在校董事会领导下，岭南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具体采用的是由五名教授参与管理的“教授治校”方式。陈序经说校长应从教授中选举产生，要兼任不要专任，期满了可以回去做自己的学问。他又说他自己的头衔是“教授兼校长”。由他主持的校务会议，其实就是一个教授会议，是由他们，而不是行政官僚来决定学校的事务。这种管理模式保证了岭南大学的学术风气。

他还结合广东的地域特点，增设了一些院系和研究机构。岭南大学商学院的前身是隶属于文学院的商学经济系。广州商业发达，选读该系的达三百人，为全校各系之冠。陈序经顺应社会需求，将商学经济系扩充为商学院开设经济、商业管理、银行学三个系。他主持校务后，十分注重与地域特点相关的研究工作，恢复了西南社会调查所的研究工作，并将该所扩充为“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开展专题研究，辑校有关西南社会经济的文献，翻译有关著作，并从事西南物产资源、农村社会经济、土地制度、物价等方面的调查。短短一年内，就有《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南洋与中国》等专著问世。

在陈序经到任后的一年间，岭南大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使学校逐渐具全国性与国际性，还扩大了向平、津、沪及外省其他地区的招生人数，而使岭南大学成为立足岭南、面向全国的大学。

(选自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等，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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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岭南大学是广东的第一所大学也是基督教会在广东的最高学府，对广东的影响十分深远。从1948年陈序经出任岭南大学代校长一职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后虽然只有4年时间，但这短暂的年却是岭南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摘编自谈火生《陈序经与岭南大学》)

②这位谦谦君子，在30年代却是力倡“全盘西化论”的得力猛将，名字与胡适等风行一时。在极“左”年代一直为“全盘西化”罪名所累的陈序经，其生活方式与待人接物之道，却一直都是中国式的。终其一生，中国传统贤者“恭宽信敏惠”的操行，在陈序经身上有很鲜明的体现。

(摘编自陆健东《陈寅恪与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成熟，应该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拓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来以人物为中心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向人们展现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

《史记》之所以能在历史与文学两方面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一方面固然取决于司马迁个人的天才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相当卓越的文学著作，这些著作对司马迁的历史观、文学观、审美观的形成及其具体的艺术操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左传》、《国语》、《国策》的许多章节，其叙事写人的方法，其描述用语及其人物辞令的巧妙，都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所不同的就在于它们还都不是以人物为中心，它们的写人仍然是为了叙事。先秦也曾有过名称上类似于传记的著作，如《晏子春秋》，可惜它的目的仍不是写人，而像是一本逸闻趣事的资料汇编，完全没有剪裁。因此，真正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只能归于司马迁了。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他著有《列传》50篇，这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近两个世纪。

从《史记》出现的西汉时期开始，到清朝被推翻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产生了浩如烟海的传记与传记文学。在历朝正史中，被后人称之为“传记文学”的首先是《史记》，其次是《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新五代史》的若干篇章，其他“正史”在中国文学史上一般很少被人提及。《史记》是历史性与文学性高度结合的完美之作，这种完美结合在史学史上和文学史上都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班固是司马迁的杰出继承者，也是古史传统的改造者。从班固开始，他在有意识地把“历史”与“文学”分开。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作为“史学”的品格，《汉书》无疑是更完美、更系统、更周密了；但从文学角度讲，《汉书》则无疑是在大踏步地倒退。但《汉书》毕竟因袭了《史记》的旧有成果，因此，《汉书》作为一部“正史”，其文学性在我国古代散文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佼佼者。

从传记发展的历史上看，两汉是我国古代“史传”文学最辉煌的时期，这时其他形式的传记文学还大都没有出现或没有大量发展起来。从魏晋开始，随着“史传”文学的逐渐衰落，其他各种形式的传记作品则日益兴盛起来。应该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衰落”，并不是指《三国志》、《后汉书》等这些著作的“历史”价值与“文学”品格，我们所指的只是它们的“文学”水平与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材料一：

中美两国贸易摩擦正逐渐升级。据美国白宫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3月22曰签署一份针对中国的贸易备忘录。专家指出这份备忘录应该包括对进口自中国的高达600亿美元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并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

这次对华商品征税的背景是，2017年8月特朗普曾下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开展所谓的“301”调查。据该调查，美国每年因向中国技术转让而损失300亿美元。特朗普却认为该数额远远不够，并要求进一步扩大征税范围。知情人士称，这个数字最终有可能是500亿美元甚至600亿美元。

中国官方已经就此轮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升级的问题表态，表明中方绝不会坐视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必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中国将顺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经济与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参与贸易壁垒制定的标准和规则的磋商。在融入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中方将加快制度的调整和创新，尽快建立符合WTO规则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消除可能诱发国际贸易摩擦的制度因素。

——（摘编自《2018年3月澎湃新闻：中美“贸易战”明晨开打?》）

材料二：

美股三大指数在今年前四个月全部取得涨幅，但5月份遭遇重创，三大美股相约大跳水：道指累计下跌6.69%，标普指数累计下跌6.58%，纳指累计下跌7.93%。其中，标准普尔500指数5月蒸发4万亿美元，是仅次于I960年6.6%跌幅的第二大“黑色5月”。分析人士指出，中美经贸磋商急剧恶化、华为遭遇封杀等因素是5月美股动荡的直接原因。

图1联邦快递5月以来的股价波动图

图2美国国债收益变化图

（摘编自2019年06月央视财经《美股暴跌，美国政客正在将美国经济推进“衰退”深渊》）

材料三：

面对美方贸易霸凌、极限施压，中方保持战略定力，因势利导，统筹谋划，精准施策，国内舆论也积极支持国家的方针政策，支持国货，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出谋划策。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4%，在压力挑战下实现平稳开局。其中，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去年全年提高0.4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较去年全年提高0.6个百分点。

“今年经济开局，稳投资进而稳增长初见成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

尽管外部环境严峻复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90万亿元体量的中国经济，“稳”的基础更加坚实。今年前4个月，城镇新增就业459万人，完成全年预期目标42%。同时，进出口同比增长4.3%，其中对欧盟、东盟等出口都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尽管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中国依然是外商投资热土。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万家，实际使用外资3052.4亿元，同比增长6.4%。

总之，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问题上，自夸自大也好，自怨自艾也罢，盲目自信也好，一味恐惧也罢，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特朗普坚持打中美“贸易战”中国应努力避免其负面影响，大力实现贸易全球化，推进自由贸易，积极扩大进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争取一个“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同时，努力提升企业生产率，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提高企业竞争力，从提高产品档次，形成产品的个性化竞争优势入手，打造产品国际品牌。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摘改编自2019月06月新华社《风雨不动安如山》）

细菌

美刘易斯·托马斯

①我们认为，人类疾病的肇事者，是一群有组织的，现代化的魔鬼。而在这敌阵中，最显眼的，坐中军大帐的便是细菌。我们断定，它们干起坏事来该是饶有兴致的。它们到我们身上逐利，它们数目太多，疾病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假如我们成功地剿灭了一种疾病，总会有一种新的疾病伺伏在一旁，等着取代它的位置。

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从来都只是那个庞大的细菌王国相对漠不关心的对象。细菌致病并非常规，疾病通常是为共生而进行的谈判无结果造成的，是因为共生双方中的一方越过了边界线。

③有些细菌只是在产生外毒素时才对人类有害，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在自身生病时才产生外毒素。白喉杆菌和白喉链球菌只有在受到噬菌体I淫l侵袭时才产生毒素。为毒素的产生提供密码的是病毒，未受感染的细菌是没有获得密码通知的。我们染上了白喉，那是一种病毒感染，但病毒感染的不是我们。我们卷入的不是一场跟毒素的直接对抗赛，而好像是无意中撞入了他人的麻烦。

④有些微生物具有侵害人体的特殊能力，如结核杆菌、梅毒螺旋体，疟原虫等。但从进化论的意义上讲，它们能引起疾病或死亡，对它们自己也没什么好处。对大多数细菌来说，引起疾病也许是它们的祸事，它们要冒的生命危险比我们的危险更大。一个人带上了脑膜炎病原菌，即使不用化学疗法，致命的危险也不大。相比之下，脑膜炎病原菌运气不好碰到人身上，它们致命的危险可就太大了。大多数脑膜炎病原菌很精明，只停留在人体的表面，在鼻咽部待着。脑炎流行时，在大多数带菌者身上，鼻咽部就是病原菌待的地方。一般来说，它们待在那儿对人是无害的。只有在原因不明的少数人身上，它们才越过了界线。这时人菌两方就一块儿遭殃了，而大多数时候，更遭殃的是脑膜炎病原菌。

⑤大多数细菌一门心思在吃喝，它们不断改变着有机分子的结构，这样，这些分子便可被用来满足其他生命形式的能源需要。总的来说，这些细菌相互之间不可分离，以相互依赖的群落的形式生活在土壤或海洋中。有一些细菌在更专门、更局部的关系中成了更高级生物的共生者，作为工作零件活在其组织中。如果没有根瘤菌，豆科植物的根瘤就不会形成。动物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成了动物营养系统的一部分。当然还有线粒体和叶绿体，它们在一切生物里都是正式居民。

⑥细察之下，最居心叵测的微生物——那些似乎真的希望我们得病的细菌，倒更像旁观者、流浪汉和偶来避寒的陌生客。它们一有机会就侵入人体，进行繁衍，有一些会到达我们肌体最深处的组织，闯入血流，但还是因为我们对它们的存在作出的反应使我们得病。我们身体中用以迎战细菌的火药这样猛烈，又牵涉这样多的防御机制，它们对我们的危险性比入侵者还要大。我们周身都是爆炸装置，我们全身布满了地雷。

⑦是细菌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受不了。我觉得，我们的大多数疾病很可能都是这样得的。有些时候，滥杀的机制是有免疫作用的，但我们因一些信号就把自己撕毁成碎片，我们在这些信号面前非常脆弱，比在任何食肉兽群面前还脆弱。实际上，我们在受着自身的摆布。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

（选自《细胞生命的礼赞》，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