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俗文化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深厚传统，而民俗文化学在中国则是随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其深厚根基则是在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据史料记载，起源古老的节日风俗乃至一切民间习俗，它们的成因一般说来总是与原始社会中一个部落、一个部族或后来的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最根本的共同愿望密切相关，往往是因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总有一种功利目的。而当风俗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生命流程，随着人类世代的绵延，风俗不断被补充、被修正，并被代代相传。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后代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远古祖先创造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遂根据各自的生存条件和状况，对这些习俗作出新的、合乎逻辑的解说，这样就造成了或附会了许多有关习俗的解释性民间传说。可见，传说的附会总是在习俗形成之后，实际上是为了延续或加强这一习俗才发生的。

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具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丈化之一。端午也称端五、端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节、诗人节、龙日节，等等。起初，端午节是 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图腾的民俗节日，因此可以称为龙的节日，是对龙图腾的祭祀，是先民希望证明和显示自己的“龙子”身份，以此祈求龙保佑健康与安全，从而达到驱邪、疗病或祷祝丰收等目的。可见，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为什么传说端午起源于屈原投汨罗江自杀？其根源于民众生活的某种实际需要，而用某个传说来解释它。正如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提到的，除屈原外，介子推、曹娥、越王勾践的遭遇也都曾和端午节发生过关系。其实，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民间流传的端午习俗传说一定还要更多更复杂，经过淘汰才留下了上述几种保存于古籍之中，又经过多少年的流传传到今天，现在人们已不再把端午习俗与介子推、曹娥、勾践并提，而只与屈原相联系了。不但在汉族地区如此，在少数民族中也是如此；不但在大陆如此，在香港、澳门、台湾，甚至在国外的华裔中也是如此。这就是说，屈原的传说战胜了其他所有的传说，与端午节俗建立了最牢固的联系。屈原的品质，显然更符合我们民族的理想。中华民族在节俗和传说的长期流传中，集体地选择了屈原，是存在于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深处，存在于融汇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乃至社会政治理想而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精髓之中。

端午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人类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发展而变化。从早期单一的辟邪驱瘟主题，逐步发展到兼顾辟邪驱瘟和纪念先贤，两个主题并重。其中既包含着我国古代天文学、医学知识，也体现着人民的忠孝观念。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端午节民俗中具有迷信性质的辟邪色彩逐步淡化，游戏娱乐成分（特别是其中龙舟竞渡游戏）逐步增多。可以说，同我国其他传统民俗节日一样，端午节的演变过程记录着中国人走过的历史脚印。

深沉的民族感情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培育。当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文化大举入侵，许多人沉醉于“圣诞节”“愚人节”等洋节，渐渐淡忘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节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民族节日在文化上的传承。今天，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捍卫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心怀敬畏，责无旁贷。

①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汲取现代以来各种文学流派、思潮、方法与观念的滋养，较之20世纪文学，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从手法更新上都已取得长足进步乃至超越。那么，为什么文学热门作品反倒少了呢？这意味着一定有某种文化格局和结构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从文学的内部、外部以及文学与生活之间的交互作用探讨此种现象的原因。

②从文学内部发展而言，新时期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向内转”之后，逐渐形成一套“纯文学”话语，倡言文学的自律性和主体性。这本来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发展到极致，则出现三种较为突出的特征：专事注重技巧的形式主义，与公共性脱离的个人主义以及娱乐取向的消费主义，它们共同指向思想性和主体性价值的缺失。这无疑会导致对重大社会议题的忽视乃至无视，使一部分创作者日益走向半封闭的圈子，自然不可能产生广泛影响。

③具体到小说门类上，社会的急速变革极大冲击了虚构写作。人们的认知常常赶不上社会变革的速度，这种不同步让小说滞后于热点话题，其传播空间被迅速崛起的各类新兴媒体上时效性更强的“非虚构”所挤占。当然，小说不同于新闻写作，本可以借助总体性把握、深度思考和价值观念的创设赢得更为长效的结果，但遗憾的是，在快节奏变革和聚焦短期注意力的语境中，当下不少小说失去定力，没能发挥所长。

④小说创作、流通与接受的外部环境，无疑也在发生持续性裂变。以媒体而言，从口头文学形态的人际互动，到超越地域和时间限制的书面印刷文学，再到全媒体时代全球范围内“全民写作”式的即时交互，传统认知中的“小说”在这种语境中只是人类抒情、达意、叙述、反思的诸多方式之一，不再处于审美艺术形式的中心地带，更多新型表述方式已经出现。

⑤从文学与生活的互动而言，现实社会生活无疑决定文学的形态。其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无疑是人，随着生产、传播和阅读样式的改变，创作者和接受者在交互语境中发生移形换位或者说互为主体，作者的权威在消失；读者的参与和介入，让文化消费的自由度和多样性得到彰显；读屏时代的到来，让具有反刍意味的沉潜涵泳的阅读方式转向快捷、直观、感受体验主导的阅读方式。当然，作为精神性产品，文学具有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人们的文化观念、美学趣味、伦理道德和价值立场。但它持续受到来自轻阅读、消费娱乐性文化产品多方挤压，除非真正意义上叙述新的经验，发明新的形式或者说树立新的价值观，否则不可能从中胜出。

⑥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小说会消失。小说拥有无法替代的优势，几乎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像文学一样更多是个人化的劳动，这使得它能够更大程度上避免来自外部的侵扰，而集中于情感、精神和思想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否成为短时间内的热点话题已经不重要，历史上那些产生强大精神力量与思想价值的作品，其发挥影响往往是静水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