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是儒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人们对它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就连孔子的三位高足，理解也有高下之分。《荀子》记载，孔子问：“仁者若何？”子路认为，“仁者使人爱己”。孔子的评价：“可谓士矣。”这个评价已不低。子贡认为，“仁者爱人”。孔子的评价：“可谓士君子矣。”这比对子路的评价高了一层。颜渊认为，“仁者自爱”。孔子的评价：“可谓明君子矣。”显然，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评价。

为什么孔子高度肯定“仁者自爱”？这是因为，在儒家看来，一个有仁德的人一定是自爱、自尊、自立的人，而一个真正自爱、自尊、自立的人一定会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他就会爱人，也容易赢得他人的爱。儒家的这一理念对我们今天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很有启示。

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之势前所未有，西方强势文化深刻影响甚至侵蚀着一些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华文化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主体意识，就有可能被其他文化侵蚀甚至同化，沦为“文化殖民地”。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提倡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就是要做到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是中国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只有坚持并不断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有益养料，滋润、丰富和繁荣、发展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有足够的智慧与气度消化外来文化，佛教被成功消化吸收就是一个例子。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广泛吸纳各种文化养料而始终具有自身鲜明特色，就因为它对外来文化并不是简单地拿来或拒斥，而是始终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然而，近现代以来，一些人对文化的认识存在两个显著的不平衡：一是中西文化比重的不平衡，二是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体现在教育中，就是对中华文化关注不够，而西方文化却占极大比重。这是有失偏颇的。

《论语》记载：孔子和弟子周游到卫国，看到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弟子问：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孔子曰：“富之。”弟子又问，如果大家都富裕了，该怎么办？孔子曰：“教之。”当前，我国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甚至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也“富”起来了。接下来该怎么办？“教之”！教什么？是沿着西方文化的“引导”来教，还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看来，后者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当前，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最迫切的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认真研究和吸取传统伦理观念中的合理因素，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

总之，我们既要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又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既要有开放接纳、交流融合的雅量，又要有不削足适履、不买椟还珠的智慧和定力，这样才能在文化精神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摘编自“国际儒”楼宇烈《中华文化有智慧和气度消化并吸收外来文化》）

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好像是很主观的感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若深入地问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手段。一个人想要赚钱赚得多一点，这本身并不是目的，他是为了因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就要反驳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也可以幸福。比如说我读几本好书，就会感到很幸福。其实对后一种人来说，读书就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

对于什么是幸福，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两个派别。一派叫做“快乐主义”，其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以来，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休谟对此也有所阐发。这一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就是幸福。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结果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的完善，或者说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认为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要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包括马克思，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满足。

这两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十分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如伊壁鸠鲁强调，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生命需要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快乐，但是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反而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则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是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他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

在中国哲学里，我感觉，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强调生命本身的快乐，还强调精神自由的快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儒家比较接近“完善主义”，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最高的享受就是道德上的完善。

也有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人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就意味着匮乏，你缺什么往往就对什么有欲望，而匮乏意味着痛苦。所以，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但是欲望满足以后，人是不是就快乐了呢？非也。欲望满足以后是无聊。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满足身体的、物质的欲望层面来理解的话，幸福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欲望层面来看幸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比如如你非常爱读书，你渴望去读那些好书，你知道一些好书在等着你读，那个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不会。读完了以后你会无聊吗？不会。你感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你会因此快乐。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谈幸福问题，一定要超越纯粹欲望的层面，要从价值观角度去谈。

（摘编自周国平《幸福的哲学》）

松柏树林

林斤澜

⑴北京的冬天，全靠松柏树保留点绿色。松柏树到处都被赞赏，在寒冷的北方，挺立在风沙里、风雪里、风暴里，就更加英雄了。

⑵北京四郊都有拿松柏树取地名的：一棵松、五棵松、柏树坟、柏树地……西山的山沟里，有个地方叫三棵松。真有三棵抱不住的松树，鼎足而立，枝杈舒展，气宇轩昂。老乡们说是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三位“忠义千秋”，并肩拉膀地站着，成百年就这样儿站着，一般的好哥们是比不了的。要问这不累得慌？据赶车的说：有天深夜惊了马，一看是遇见了张三爷下来遛弯儿。据放羊的说：有年大风雪压塌了羊圈，关二爷还来敲过窗户。他是拿马鞭敲的，要是青龙偃月刀，窗户早给敲碎了。

⑶听了这些传说，如果目不转睛地看着松柏树，大有可能得到老乡们得到过的启发：松柏树是神灵的树。

⑷偌大的北京城，东南角上有个小小的龙潭湖。龙潭湖的东南角上，有一片小小的松柏树林。清晨，走到河沿，就会有略带辛辣的清香，扑鼻而来。隔三五棵树，就有一个人贴近针叶，深深呼吸，好像亲吻。双手动弹，帮助呼吸，就像拥抱。功夫到家的，一呼一吸，鼻子里全带出哨声来。据研究家说，这清香里饱和着“臭氧”，这“臭氧”延年益寿，消除百病。据说第一百几十中学的一个小姑娘，前两年眼见不行了，现在中学毕了业，考上大学了。那边那个半老汉，呼吸的哨音好像鼻子里养着只黄鸟，他是准备提前退休的人。现在做完呼吸又去上班了……

⑸是   的树吗？只怕是    的树吧！

⑹北京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松柏树早不耐烦，冒犯着霜冻嫩绿了起来，翠绿起来，油绿起来……坚定不移地浑身显出碧玉的光彩来。北京人这时却爱说：“隔河看柳。”那柔柔的柳条，透出来嫩黄嫩黄。它有金黄的颜色，又有黄金没有的妩媚。为什么不说“隔河看松柏”呢？也许只有饮食清简的人，才更喜爱冷静的碧玉。

⑺这时，鸟儿们一阵阵飞过天空，它们看见了龙潭湖水，看见了水边的嫩黄新绿，就唧唧啾啾地下来歇一歇，找一找吃的。爱鸟爱到馋得想占有的人们，就在树林里张起挂网，地上布置了拉网，常常和遛弯儿的人发生矛盾。

⑻但松柏树林里没有这些事。偶然也有零星小鸟，下到松树枝上站一站，失望地呼叫着伙伴们飞走。柏树上连这样的偶然也是没有的。鸟儿们对“臭氧”的辛辣有敏感吗？还是柏树太严肃了，成了禁区，“红子”、“黄鸟”的小夜曲轻音乐在这里不自在，更不用说那百灵鸟的电子音乐了。

⑼多么美好的事物也有缺点，连灾难也难得避免。

⑽有年夏天，松树林的西北角，出现了红蜘蛛。这东西有个血红的肚子，另外就是许多只脚，整天忙忙碌碌地爬来爬去，吐着丝，结成网。有时用一条丝吊着，有时在网上横行，和道士画符一样。血红应当是鲜艳的色彩，丝也和丝绸的丝差不多，可是构成了肮脏、霉烂、窒闷、怪异，最后是恐怖。

⑾松树干了，黄了，枯了，死了。那样英雄的形象，却叫这些小东西弄得毫无办法。一棵树弄成这样，已经叫人难过。十棵二十棵就是一片，叫人看了只好掉头走开，说恐怖那是不假的。松树有另外的一面：太老实，太驯服，太顺从。它不长刺不长毛，也不长臭胶和毒汁儿。

⑿那年冬天从西北来了寒流，白天也是零下好几度，持续了十几天。大雪压枝不化，树根的雪堆冻成冰坨。等到又一度春回大地，雪化冰消，咦，红蜘蛛死绝了。

⒀树干滋润起来，有个把地方鼓胀起来，拱出来一星嫩绿，绿得闪亮。日长夜长，长出一枝新松，和枯枝对照，衰老和青春同在，死亡和生命并存。这是哪位诗人还是哲学家说过的吧。我好像这才认识了松柏树。

奶奶的玉簪子

王秋珍

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

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它安安稳稳她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

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

奶奶終日愁眉紧锁。

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們眼晴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侯,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

父亲回家了。

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

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前,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

田塍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仰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說话话。奶奶轻轻地碰了它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拔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肩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說:“小时侯,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

迈进菜地,一畦畦的菜妤热闹呀。它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簪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拔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說:“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进谗言,要宰相比干挖心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給了他一道符,教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立策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莱。比干好奇地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

奶奶点了点头,说:“小时候,你最发看小人书。

奶奶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她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細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得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

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本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晴突然定住了。

那里藏着什么?

一只已經缺脚的弹弓、一个早已褪色的风车、一叠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鸫看很多扁豆花的画。

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晴有些发涩了。

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了。

他看到了什么?

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

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了。

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在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找不到呢?

奶奶总是笑而不语。

(节选自2017年7月日《郑州月报》)

诗歌在中华文化里成就较高，在整个中华文化大系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的一部分，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华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诗歌里。

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因为“诗”在中国艺术中占有着特殊地位。从“诗经”到“楚辞”再到“乐府”，从“唐诗”到“宋词”再到“元曲”，再到现代的自由诗，形式虽然千变万化，但却始终占据着中国艺术的主导地位，并渗透到以后出现的其他艺术形式之中。无论何时，都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由于传统中，人们将“意境”作为一切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目的，而诗词更重意境，因而，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统的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诗歌无处不在，无处不用，它的精神主宰着中国艺术的整体精神。凡有人烟处，皆有诗歌：喝酒、行酒令，说的是诗；奏乐、起舞处，唱的是诗；挥刀、舞剑时，吟的是诗。如果说，艺术的发展总是以“人生”做基础，总是激励人们思考生活、批判生活和指导生活的，那么诗歌便指导着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我们追求诗中的理想境界，感悟诗里的人生哲理，不论是低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是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们都能从诗词中领悟生命、从诗词里关照人生。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与西方语系相比，汉语的精炼美妙是不言而喻的。汉语在词汇上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特点，在语法上具有灵活性、随意性的特点，在语音上也会因声调不同而带来不同的色彩。更何况诗词讲究对仗、平仄、押韵等音乐性的特点，所以诗歌具有音韵美，和谐美。一个民族的语言，不但是一种特殊的表述方式，而且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感受乃至存在方式。诗词有利于形象性的表述和艺术性的展现，中国人自古就以一种诗性的思维和诗性的态度来对待世界。

古代中国，无论是自发的艺术创作，还是自觉的艺术理论，都没有将感性和理性割裂开来。这使中国文化长于实践理性而短于思辩理性，而西方文化偏向理性。例如，传统的火药不是依据化学方程式配制出来的，而活字印刷更不具备理论科学的特征。在雕塑、绘画、书法、小说，甚至园林艺术方面，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人一开始就不以纯粹科学的手法来摹仿自然，不以纯粹客观的态度来再现生活，于是，无论是雕塑、绘画还是小说或书法，总有一种“气韵生动”的美学效果，都达到了一种“登山而情满于山，观海而意溢于海”的精神境界，而在戏曲文化和园林艺术上，总让人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实现了一种“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审美理想，实为一种登峰造极的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