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落在乡村的果子

刘国芳

我们已经去过好几次黄源了，这个村有许多老房子。这天，我们又去了，才进村，就有一伙孩子跟在我们后面，这些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五六岁。见了我们，大一些的孩子会说：“又来看老房子呀？”

我们笑笑说：“来看老房子。”

然后我们在那些房子间穿行，孩子仍跟在我们后面，还说：“都是些烂房子，又没有人住，有什么可看的。”

孩子说对了，房子确实很烂，也没人住。莫说这些烂房子，就是刚盖好的新房，因为主人出去打工了，那些房子也是门上一把锁，关了。我们当中有个人，第一次来，见了那么多孩子，就问：“这个村怎么这么多小孩，大人倒见不到一个。”

一个孩子接嘴说：“我奶奶在家，她到地里去了。”

我说：“大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村里除了老人就是孩子。”

我说着时，看到一个老人了，站在一棵树下。是一棵枣子树，秋天时节，枣子熟了红了。一个孩子见了枣子树，忽地蹿过去。这个孩子，我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就叫康枣，身上的衣服脏得像刮刀布。看见这个叫康枣的孩子往枣子树下去，我以为他要摘枣子吃，但错了，康枣摘了枣子不是吃，而是当石头，往其他孩子身上扔。其他孩子也蹿到枣子树下摘枣子，摘了去扔那个叫康枣的孩子。然后便互相扔来扔去，跑走了。我们在孩子跑走后走近了老人，我说：“这些孩子怎么把枣子当石头扔呀，多浪费。”

老人说：“这家人打工去了，几年都没回来，每年枣子都烂了落了。”

我说：“你们也可以摘了吃呀。”

老人说：“村里人走得差不多了，到处都是枣子，哪吃得完。”

老人这么一说，我们才发现，村里真的到处都是枣子树。那些枣子都熟了红了，一些熟透了，掉得满地都是。

而且，不但是枣子熟了没人摘，柿子熟了，也没人去摘。因为过了几天我们又去了黄源，在村口就发现好几棵柿子树，那些柿子熟透了，掉了一地，也没人摘。这时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走来了，我便问老人说：“我们可以摘树上的柿子吃吗？”

老人说：“可以。”

那孩子也说话了，他说：“想摘多少摘多少。”

我看着孩子，问道：“你叫什么呀？”

孩子说：“我叫李子。”

孩子说着时，我们摘了柿子，给他吃，但这个叫李子的孩子不要，他说：“不要，我家有。”

我们只好自己吃，熟透了，好甜。我于是问老人说：“这么好吃的柿子怎么不摘了卖？”

老人说：“划不来，摘一天柿子也卖不了几个钱，而打一天工，可以赚好几百。”

我说：“那不浪费了？”

老人说：“浪费也没办法。”

在黄源，许多橘子熟了，也没人摘，那些橘子最后黑了，同样落在地上，让人可惜。

过来些时候，我们又去了。这天，看到的是很多柚子树下落了一地的柚子。康枣和李子还有其他孩子同样跟在我们身后，在柚子树下，他们把柚子当球踢来踢去。踢了一会儿，他们就打闹起来，那李子打了康枣一下，然后爬到柚子树上去。在树上，李子跟康枣说：“有本事上来呀。”

康枣也往树上爬，但康枣穿着大人衣服，很笨拙，他倒是爬了上去，但树枝被他弄得摇来摇去，跌下来不少柚子。

忽地，康枣也失足跌了下来。

跌痛了，康枣趴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那个李子看康枣跌下树去，便往树下爬，可能手忙脚乱，他也一屁股跌在地上，痛得哇哇大叫。

我看着他们，忽然想到，这些孩子，其实也是遗落在乡村的果子。

（选自《小说月刊》）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材料一：

知识付费是一种与知识传播相关联的商业现象，近年来的发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所谓知识付费中的“知识”，与传统媒体中的“知识”有所不同。这里的“知识”，其本质是通过交易手段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共享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认知盈余，是通过市场规律和便利的互联网传播达到信息的优化配置，其形态包括线上教育、数字出版及咨询业等多种形态。知识付费可以看作“信息付费”，即在信息生产和消费者之间存在消费差，并可以通过平台进行信息沟通和变现。

知识付费风口的到来给整个内容生产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对于知识生产者来说，知识付费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知识信息生产者的知识版权，激励优质内容的生产；对于知识付费的用户来说，在互联网信息爆炸时代，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却相对稀缺。知识付费能够使用户高效地筛选知识，获得更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摘编自王国英《知识付费对内容为王的反思与重构》，《新闻论坛》2018年2月）

材料二：

“知识付费”热在某种程度上是知识经济在人们生活中的倒影。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接入互联网的同时，也接入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即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知识经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进步，“知识”成为支撑经济和经济增长的首要生产力要素，相应的人力要素、物质要素被大大削弱。在今天的社会中，个人要想在经济生活中取得成就，知识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迫使个人不得不获取更多的“知识”。

从社会经济生活的角度出发，知识对于消费者而言已经是一项必须要进行的消费。随着都市生活节奏的加快，移动互联网下信息爆炸所带来的社会议题如走马灯般快速变化，消耗着人们的注意力。如果不及时吸收新的知识和讯息，又很容易与同龄人失去共同话题。这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被迫追赶的焦虑感，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们追赶时代步伐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即不停地学习以提升自己。

从知识付费者的角度而言，知识付费项目确实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调查机构的研究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内容付费用户规模为0.93亿人，同比增长93.8%，预计2018年将达到2.9亿人。

（摘编自张程《内容付费：知识经济的倒影》，《记者观察》2018年3月）

材料三：

知识付费产业要想向着更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必然会经历重大洗牌。洗牌后，未来的知识付费行业或许只能留下一两个平台，其他知识输出方只能在这些平台上生存。平台会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精准匹配知识分享者的产品和客户需求，保证客户找到有用的产品，而知识分享者找到能够“听得懂的人”。同时，平台要想做出声誉，就必须对知识产品严格评估。而知识产出者要想生存，必然会朝两个方向分化：一个是部分知识生产者会走向更垂直、更深度的道路，在某一领域深耕细作，保证自己提供的东西“有用”是他们的生存依靠；另一个是部分知识生产者会走向泛娱乐化的道路，他们提供的东西主要用于陶冶情操，扩大见识，保证自己提供的东西“有趣”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总之，所有的知识生产者都必须提供更专业、更聚焦、更精准的产品。

（摘编自易鹏《知识付费还得“洗牌”》，《环球时报》2017年11月21日）

此生致力传国学

1918年农历二月初六，南怀瑾出生于浙江乐清。他很小就被送到私塾学习。对先生摇头晃脑的吟诵，南怀瑾半是有趣半是懵懂地学着。私塾学习奠定了他传统学问的基础。

南怀瑾的父亲特别注重家风，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也要求儿子学行一致、知行合一。良好的家风使他从小志存高远，正是在父亲的引导和影响下，他也养成了同样的品格。

年少时，南怀瑾曾思索读书为何。与祖母的一段对话，意外地改变了他“读书为官”的初衷。一天，他坐在祖母床边读《三国志》，祖母突然放下手中针线活，说：“孩子啊，读书可以，千万不要做官哪！，正看书看得心潮澎湃的南怀瑾惊诧万分，问：“那我读书干什么呀？，祖母回答说：“一代做官九代牛。”祖母的这句话，后来常被南怀瑾在课堂上引用，告诫学生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要有更大的目标。也是这句话开启了他“不问禄位问功德”的修行之路。

南怀瑾一生涉猎颇广，研究儒、释、道经典，皆有建树。他全心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出版《论语别裁》《孟子旁通》等数百种著作，并被翻译成八种语言流通世界。但他最为著名，传播最广的著作当数《论语别裁》。

早在1975年4月，南怀瑾就开始了普及传统文化的探索。那时，社会上有人认为，传统文化僵硬老旧，不能用以解决现实问。题。但南怀瑾一直主张，传统是随时可以创新的，并非简单的复古。南怀瑾讲《论语》，不复古。他说，朱熹注释的《论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他一直试图还原孔子思想家的地位，让大家看到儒家思想是正向的。他说，那些强调纲常伦理。类的东西，是后代儒生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而逐渐附加上的；于是，孔子的思想在发展中被曲解和误读得渐渐多了，孔子也成了一个被随意涂抹的偶像。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南怀瑾一直在讲《论语》。他充分考虑到从未深入接触过《论语》的普通人的感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旁征博引，融合经史，将原文编成一个个历史故事，寓意深远而妙趣横生。一时间在台湾掀起了《论语》热。

半个多世纪以来，南怀瑾漂泊四方，一直为重整中国文化断层而奔走呼号。回到香港后，他开始着力推广儿童读经运动。读诵的内容，包括儒家、道家的基本经典。南怀瑾亲自为读经运动选编一套《儿童中国文化导读》教材。‘这一活动不仅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推广，甚至还影响到东南亚、北美、欧洲的华人社会。

2000年，南怀瑾又在太湖边亲手创办了太湖大学堂，秉承宋明书院之教育，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传道授业解惑，践行“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主张。

此生致力传国学，在南怀瑾将传统文化解读给大众之际，非议渐生。有人称其是“伪国学大。师”，也有人说《论语别裁》根本就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

对此，台湾学者薛仁明的话，也许能说明一二。“他将文史哲艺道打成一片，不受学术规范所缚，也不受学术流派所限，更不管枝节末微的是非与对错；他行文论事，总信手拈来，左右逢源；言说之方式，更是不拘一格。因此，他的书可风动西方，也可让没啥学问的人读之欣喜。于是，明白者，知其汪洋闳肆、难以方物；不知者，便难免有‘随便说说’‘野狐禅’之讥了。”

“从学术视角看，有些人认为南怀瑾还称不上是一位国学大师。但是从坚持和传播传统文化方面看，今天又有哪一位学者能超过南怀瑾先生的社会影响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楼宇烈砖南怀瑾的贡献感佩不已。他还说起了南怀瑾和北大国学研究院之间鲜为人知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楼宇烈曾经两次去香港拜访南怀瑾。南怀瑾非常关心北大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多次建议北大能够成立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表示自己可以出资支持。1992年1月，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它就是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前身。此后，南怀瑾如言。为研究中心提供经。费予以支持。

南怀瑾之子南一鹏一语道出父亲的心思：“不同于学院派中规中矩的思路，这就是他讲学的风格，大抵能引起人们关注传统的心思，父亲的目的就达到了。”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3日第11版）

（相关链接）

①1966年，南怀瑾配合台湾当局，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倡导“伦理道德”。，后来，他又在台湾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十方书院”等文教机构，传扬文史哲佛学说，提升民众文化水平。   

（《台湾周刊--忧国忧民的儒道学者南怀瑾》）

②南怀瑾的一生不能仅当作“国学大师”“禅学大师”看待，在学术研究中也多有创新，在有的读者看来，可能有常识性的错误，但总归成绩是主要的。他经历的事情很多，不管是怎样的质疑，他看得都很淡，甚至很少去谈论，在他看来，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朱晓剑《知行合一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