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获取信息的便利，世界变得既立体又平面。所谓立体，是指信息的丰富性使我们很容易较为全面地了解事物，使我们处在一个与世界的立体联系之中；所谓平面，是指大家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权威似乎在逐渐消逝。

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时代。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普遍的焦虑弥漫在年轻人中间：我想知道一切，我也似乎能够知道一切，但却不知道我应该知道什么。这使年轻的朋友们感受到了前辈们从未有过的恐慌。

网络信息与传统出版业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较少受到社会理性的约束和过滤。网络上，越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就越具有吸引力，越容易受到追捧，这样的东西有很大几率是“脾气”，而不是具有深厚时代文化内容的个性。阅读上的羊群效应使人产生从众心理，很多青年人在潜意识里以为通过这种“海量”阅读就可以产生知识和智慧，就可以建立“三观”，但最终，他们得到的却只有空虚和焦虑。

这时候，基础阅读或者叫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永不过时的东西，它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根本利益共同选择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文化基础。

经典阅读，会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习得珍贵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比如读四大名著，孩子首先会为故事所吸引，而这些故事本身，都深深镌刻着中国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故事的演进，会帮助孩子们辨别正邪、建立是非观念，也使他们从中感受到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快乐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燃起追求正义的热情等等，而这些，都是生活的精神原动力。

如果说小说主要作用于人的思维方式，诗词则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模式。比如小儿皆可诵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光美好，生命美好，不能因贪睡而错过，对春光的珍爱与对生命的珍惜已拆解不开，春光与生命，时代与生活是如此让人爱恋，以致使人们不愿放弃片刻的光阴；诗中即使含有一丝丝的伤感，也立刻在这种青春的情绪中蒸腾为对生活与生命的深情感受。爱读这些诗的孩子，一定是热爱生活的。

打个比方，经典阅读带来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就像是我们大脑的最佳操作系统。越早安装越好，任何时候安装都不算晚。有了这个操作系统，我们就能更从容地面对海量的信息，摆脱喧哗和浮躁，消除恐惧和焦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沉静下来，知道哪些是要选择的，哪些是可以忽略的，世界因此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有意义。

（选自《人民日报》）

①城市管理者创办大型文化活动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考量，当然其中也有民生的考量。然而，大型文化活动在创办、设计，评估等一系列环节中如何强化民生意识，却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②考查如今众多的大型文化活动的创办动因，我们发现，过多重视精英需求，过量强调经济效益，轻视民生需求，忽视百姓意愿的现象不乏其例。这样的功利目的是大型文化活动的目标追求吗？必须承认，正如多元社会是由不同阶层的人群组成一样，我们的文化活动也应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但我们还应承认，现代耗费巨资的大型文化活动往往是由政府创办，而政府代表的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理由只为少数人服务，将一个牵动全城甚至打造城市标志的大型文化活动办成少数人的自娱自乐。民生意识是大型文化活动创办之本，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如上海国际艺术节，从第—届开始，“人民大众的节日”这一办节宗旨就牢牢扎根在每一个操办者的脑海中，将艺术节办成万民同乐、百姓共享的文化大餐，正是艺术节所有工作者的共同追求。

③现代大型文化活动不管是专业类的、综合类的，打的都是组合拳。上海国际艺术节不仅总体结构上有演出、展览、群文、论坛、交易会、节中节六人板块，每年平均有近百个项目，品种繁多，样式丰富，风格迥异；而且一个板块，如演出中，就有芭蕾、交响、戏曲、话剧等多个艺术品种。但不管有多少品种和多少项目，不管从总体设计到项目设计，自觉的民生意识都是设计的灵魂和源泉。

④首先在内容设计上要充分反映民众的接受能力和需求。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设计承载着许多功能需求，既要服从活动定位的制约，活动目标的导向；又要服从个性要求、文化追求的满足；还要服从市场繁荣、产业发展的支配。然而民众需求和接受能力却是内容设计的根本立足点。不要说本来就以吸引最大化民众参加为目标的上海旅游节以此为首要考虑，即使是艺术含金量较高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聚焦电影艺术家和专业人士的问晌，也不敢稍存怠慢民众之心。

⑤其次在形式设计上要细心考虑民众的参与欲望和方便。一方面大型活动的举办有凝聚城市人气的动因；另一方面已逐步殷实起来的市民有参与文化活动、追求精神享受的需求。两者的聚合是大型文化活动之所以越办越多，越办越兴旺的根本原因。因而在大型文化活动的形式设计上，就必须细心考虑民众的参与方法和途径。

⑥再次在总体设计上要高起点考虑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大型文化活动应该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是政府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切实保障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地享有这种高质量服务体系的需要。上海国际艺术节运作体制的四句话：“政府推动，社会支持，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就精辟地体现了这—理念。

⑦评估一个大型活动成功与否有很多指标：内容是否精彩，形式是否创新，票房是否火爆，等等。然而，在诸多评估指标中，最根本的应该是民众的反应。没有这—点，其他指标难以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活动本身也难以实现它创办的宗旨和目的。因此，大型文化活动在建立自己科学的评估体系中必须自觉强化民生意识，将民众的反应放在首位。

⑧大型文化活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眼球经济。社会的关注度是任何一个活动的操办者所极其看重的，然而在具体考量中常常会偏重专业界的关注而轻视百姓的关注，将专业关注代替社会关注。我们并不否认，大型文化活动大多带有一定的专业性．需要专业界的认同。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不能引起音乐人和音像公司的关注，很难想像它能够成功举办。但如果它只能吸引专业人士的眼球，而无法打动广大民众，也很难想像它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

⑨一个大型文化活动其内容的构成难免有雅俗之分，自古以来众口难调。从专家明星到平民百姓都一致叫好是—种理想境界，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却是一种常态，关键是我们以哪一张“嘴”的评价来作为活动评估的主要标准。大型文化活动因其公益性质，政府背景及其承载的社会功能使我们不得不把评估的天平倾向于民众的”嘴”。我们需要专家的百张“嘴”，更需要民众的万张“嘴”。

⑩笔者曾经观摩过—场耗费巨资、场面壮观的大型情景剧。这台原被炒作成大型文化活动亮点的剧目，吸引了两万多观众前往。然而演出未经过半，观众不仅不给掌声，甚至干脆起身走人。事后，一位专业人士对笔者说：老百姓用手和脚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这场演出的态度。而著名盲人歌唱家波契利上海演唱会尽管没有豪华的布景和精妙的包装，但全场八千多名观众把如潮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地献给了这位音乐界的奇才。不给掌声和如潮掌声，鲜明的对比给出了真实而残酷的评判。

(节选自张福荣《大型文化活动的民生意识》，原载《文汇报》。有改动)

论科学家与明星

科学家屠呦呦一句“诺奖奖金不够在北京买半个客厅”的笑谈，让影星黄晓明那场高调奢华的婚礼备受非议。有人搬出了“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陈年论调，感慨“科学家的一生努力不敌明星一场秀”。

我们当然可以奉劝一些明星在私生活上注意社会观感，也可以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钻研学术的科学家呼吁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但是,即使媒体大可不必无限制炒作明星婚礼，让所有记者都弄明白青蒿素的来龙去脉也不现实。首先两者不矛盾，其次两者不可比。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然而，“戏不如娼”“戏子不入下九流”的老旧思想，依然如幽灵一般，时不时地出现在媒体上。但实际上，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

评价文艺工作者的首要标准是作品。一个很久没有作品问世的明星，通常会很快淡出人们视野---即使制造再多绯闻，走再多的穴，结再多次婚，也无济于事。然而，娱乐界是不折不扣的名利场，人们在消费明星私生活的同时，也确定了他们的市场地位。黄晓明的财富多寡是由他在影视界的地位决定的，而这种地位的取得与其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这是市场机制对一个演艺工作者的回报，并没有太大的不妥。

科技工作者的评价标准，则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科技领域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什么是好，什么不好，隔行如隔山。可能很多百姓宁可去问江湖郎中，也没兴趣关心屠大科学家的论文，但这不妨碍科技工作者的贡献得到专业认可，并在更大范围内造福人类。

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PK，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但是，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屠大科学家的科研项目放在市场上，论斤卖能卖多少钱？更进一步思考，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甚至不让网友围观“黄晓明们”的婚礼，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涂洪长、刘旸)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2016/2/15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