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拔之姿

朱以撒

晋人普遍有好竹之癖，打开魏晋艺术史册，一群生机勃勃我行我素的人就涌了出来，在山阴道上的竹林深处，放浪形骸，快然自足，得大自在。

这当然是我三十几岁以后才意识到的。我和魏晋间人相近之处，就是有过比较长的山野生活，与竹相近。常常会站在山顶，看山峦连绵起伏，竹海无际。那时我想着自己的出路，如果能像一竿竹子这般凌空而起那就好了。竹海里纤尘不染，枝叶让天水洗净，摇曳中偶尔闪过阳光的亮泽，它们的顶端是最先接触到每一天太阳的光芒的，不禁使我艳羡。山野稼穑，先是基于温饱的认识——每一竿竹都可以构成生存的支架，把一个个家庭托住，不至于坠入饥寒之中。而每一枚笋，春日之笋也罢，冬日之笋也罢，对于一位腹内空洞的人而言，简单地烹调之后，无异于美味了。那些没有成为餐桌美味者，不舍昼夜继续伸长，令人仰望。那些被山农认为是成熟了的竹子，在叮叮咚咚的刀斧声中倒下，削去枝叶，顺着规划好的坡道滑下，被长长的平板车载着，进入再加工的程序。和竹子一样，人也是善于生存的植物，贫瘠清苦中也会挣扎着生长。我注意到一些竹子的确没有长好，是吃力地拱出石块的，此后也就一直不能顺畅，总是被压制着扭曲着，不禁让人生出怜悯。只是我一直认为它会更具备倔强的美感，它的根后来制成了一个老者形象的工艺品，比其他的更有铁枝虬干的峥嵘了。

待到我在鹤峰原度假，已经到了闲适的年龄了。风随夕阳西下而愈加强劲，一些植物已在形态上仓皇失措，叶片翻飞如鸟兽惊散。竹林在随风俯仰中显示了一种从容，在徐徐的摇曳里，山野之风的张狂之力往往被斯文地化解开来。在魏晋的文字中有不少“徐徐”的记录，“徐徐”看起来只是肢体上的动作，实则是内心的从容优雅。内心慢了，整个人的举止也就慢了，斯文了，有风度了。竹被称为四君子之一，它在四君子中是最为清俊的，风来了，风过了，余韵袅袅。

竹子从笋尖出土就开始了笔直向上的里程，追慕光明，从而略去了许多天下扰攘。竹子作为人格气节的象征是有道理的。屈原的《离骚》充满了香草的芳香，可惜，他写的都是湘沅泽畔之物。他一定离竹林很远吧，要不，他一定会以孤竹自况，向楚怀王表示自己砥节立行的井渫之洁和安穷乐志卓然自异于俗常的格调——以竹子作为喻体，会胜过那些优柔的香草，也会使屈原风骨遒劲，不至于最终绝望而自沉汨罗。当然，竹子在我眼中也有一些孤高兀傲的意象。争相轩邈，思逐风云，都像梁山好汉单干时那般独标奇崛。相比于王维在夜间的竹林里又是弹琴又是长啸，弄得一片喧哗，我则以为竹下独坐静听风来会更与竹默契。李白就是这般静静地坐在敬亭山上的。竹是清肃之物，郑板桥曾在《兰竹石图》上题写了“各适其天，各全其性”，认为它是循自然之道的。如果它是一个人，一定是心怀素淡，性喜萧散，有一些不可犯之色。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个位置来安放一竿竹子，或者一片竹林。所谓风骨，就是内在的支撑。

个人爱竹，在他笔下会有哪一些流露呢，真要用两个字说道，那就是“清”和“简”了。庾子山《小园赋》中有不少数字，不过最让人欣赏的是“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读到此处，清出来了，简也出来了。在魏晋这样一个尚竹时代，竹是环境的背景，也是心境的背景，如果观察他们的雅集轨迹，竹林七贤、金谷宴集、兰亭修禊，都是在茂林修竹间，在这里挥塵清谈、稽古观心，是很有一些清简之趣的。像王羲之的《大道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王珣的《伯远帖》，都那么小，一张便笺般大小，清简出风尘，三笔两笔，精气神都聚于此了。在笔墨清简的背后是唯美的人格——一个人可以奇点、怪点，也可以不循常轨剑走偏锋，却不可落入尘俗的泥淖里。想想当年的阮籍，以青眼、白眼待人，相比于今人内怀奔竞之心，好冠盖征逐之交，那时节的人在处理人的关系上显然清简得多。

我是在农耕兄弟的老房舍里大量的竹器中看到竹子之力的，力透到寻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紧紧地箍住了一家人的生活、一个村子的生活，不使失散。渐渐地，在竹林环绕中的人们也有了坚韧和忍耐。实在的劳作泥泥水水寒暑无间，使人长于自守，默然无语。而另一面又使我察觉到民风的强悍，只是平素在体内蓄积着，不使外泄。所不同的是农耕者远没有竹子的挺拔俊秀少年时过早地负重，后来再也长不高了。尽管我离开那里很久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他们就是一片会行走的竹子。

回到城里看到的更多是与园林建筑相匹配的纤纤细竹，优雅而有骨感。进入古色古香的庭院，玩味钟鼎彝器、瓦甓青花，又翻动图籍残纸。忽然有一缕淡淡的流逝感浮了上来——日子是越发小巧婉约起来了。算算此时，是农历的六月七月之交，时睛时雨，山野在潮湿中，无数的竹鞭在奋力吮吸，竹节争先向上，风雅鼓荡场面奇崛，整座山岭充盈着大气与生机，让热烈的阳光照彻。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节）

在干燥的风中

一束一束稻草，瑟缩着

在被遗弃了的田野

午后，在不怎么温暖

也不是不温暖的阳光中

吾乡的老人，萎顿着

在破落的庭院

终于是一束稻草的

吾乡的老人

谁还记得

也曾绿过叶、开过花、结过果

一束稻草的过程和终局

是吾乡人人的年谱

──吴晟《稻草》

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

①钱玄同到北京之时，虽然学术上已经是大师级学者，但他在思想上仍然认为推翻清朝之后中国的出路是要“光复旧物”，而且“愈古愈好”。但袁世凯借助复古企图恢复帝制和张勋复辟两次丑陋的政治表演，促成了关心国运的钱玄同反思他的复古主张。他由一个复古主义者迅速转变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这种转变体现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对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全面地展示了他的这种取向。

②今天我们熟知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是陈独秀和胡适，但新文化运动若缺少了钱玄同，是否能造成那么大的声势，则殊可存疑。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以骄枉过正的方式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各个方面展开全面攻击。对文学传统，他斥之为“谬种”、“妖孽”，提出“应烧毁中国书籍”；对中国戏曲，他认为“今之京戏，理论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他提出“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对中国古典小说，他认为“旧小说中十分之九，非诲淫诲盗之作，即神怪不经之谈。否则以迂谬之见，造前代之野史。”这还不算，最激进的是他甚至提出“废除汉文”，他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③然而问题是，若真如钱玄同所说彻底把中国古典的学问打翻在地，那中国该怎么办呢？钱玄同继续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把希望寄托于欧化。一个精通中国古典学问的大师，竟然能够对自己从事的学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颠覆掉，钱玄同可真敢标新立异！

④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这些主张，当然不可能全都实现，但也不是全无成绩。至于他提出新文学要新做的主张，则正是他促成鲁迅加入新文化运动，是《狂人日记》这篇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新文学杰作的催生者。鲁迅在《呐喊自序》里也说，是因为不忍抹煞钱玄同们“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终于答应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一篇《狂人日记》。”今天，鲁迅成为中国新文化无可争议的一面旗帜，钱玄同的催生之功不可谓不大。

⑤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显而易见，最明显的事实是，今天我们熟知并广泛运用的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及汉字横排等等，都是钱玄同率先提出的，正是钱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的结果。虽然时光流逝，白云苍狗，今天的读者大多很难再想起是钱玄同奠基了这一事业，更不会想到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标点符号、司空见惯的横排汉字正是出自这位文字音韵大家之手。

⑥钱玄同曾说：“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这很容易使钱玄同被误认为是一个崇洋媚外的家伙，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否则就不能理解钱玄同晚年的抗日行为。实际上，钱玄同不是当时普通的“全盘西化”论者，他对“欧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他认为，只要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就一定能赶上这位大号，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并辔前驱，笑语徐行”了。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钱玄同激烈的反传统行为，其实是对当时祖国的落后和混乱怒其不争，因爱之深才痛之切的正常反应。

（节选自袁贺《钱玄同：引领风气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