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有光明的底色”

上官云

面对困难不绝望

王蒙出生于1934年。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到《青春万岁》《布礼》《活动变人形》等,王蒙的作品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1956年,在洋洋洒洒20多万字的《青春万岁》还在修改之时,那部名噪一时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率先出版了。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王蒙高调跨入文坛,随即陷入争议漩涡。1963年,王蒙来到新疆,一住就是16年。

在外人看来,生活条件变得艰苦了。但王蒙始终认为,就是这个比较困难的时间段对他来说仍然有许多正面的东西,比如说扩大视野、甚至是锻炼身体等。少年时代的王蒙身体非常差,疾病连连,“有人说我能活到30岁就不容易了”。乐观的心态支撑王蒙坚持下来。他学会了做饭、磨面,甚至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还当过炊事员,无论如何艰难,从来没有悲观到彻底垮台的境况,“有个朋友说过一句话,只要自己不垮,别人是搞不垮你的。这也可以用到我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使我们对国家、民族,对自己的生活与未来充满了一种光明的期待。”这种期待构成了王蒙生命中光明的底色,同时,他也有一种来自对自身为人、智商的自信,“即使在最国难的时候,我没有绝望过”。

视写作为中心

在新疆的10多年,王蒙的写作受到了一点影响。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在那段时间内,他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出版。王蒙坦率地承认,那会儿对写作在短期内是没有抱什么希望的,“但是喜欢写作的人有个好处,一切的经验对他都是有意义的。有好事儿当然高兴,遇到不好的事儿,有无奈、悲哀,但也‘不糟践’,你的人生和历练是不会糟践的”。

“另外,在我人生的历练上,有城市生活也有农村生活;有首都生活也有边远地区生活;有汉族生活也有其他兄弟民族的生活经历。这都是用黄金也换不来的。”王蒙的话给自己的经历做出了最好的注解,“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越要给自己找到正面的东西,给自己寻找正能量,让自己能以阳光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各种遭遇”。

回到北京后,王蒙担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开始连续发表作品:长篇、短篇……令人目不暇接。那会儿,他已经是一个年过40的中年作家,并在随后的时光里历任《人民文学》主编、文化部部长等职,工作愈加繁忙。但他的创作生命却仍然是青春的,他的作品数量与质量,让很多年轻作家望尘莫及。

“写作仍然是中心。那么多的生活面儿呢,给了我写作的资源,给了我精神的力量。”提起那些成就,王蒙淡淡地回答,“至于在乐观不乐观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商量的。不乐观,那您能选择什么呢?”

“萌萌哒”的学者

熟悉王蒙的人都知道,他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并不比年轻人差。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对“神马”等一些网络流行词都了如指掌,喜欢调侃。

熟悉新生事物,也关注传统文化。在对生活进行文学式浪漫表达的同时,王蒙还是一位学者,从近年起,王蒙开始研究老庄之学、研究《论语》。“作家是各式各样的,不可能都学者化。我提倡作家们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准,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懂外语,懂得自然科学,希望更多的作家认真读一些书。”

在王蒙看来,传统文化的主要作用就是能够优化人心,“使人心多一点善良、道德,多一点君子斯文,少一点野蛮,少一点小人的毛病,社会就好了”。当然,王蒙也认为,这种传统文化要和新文化结合,“也得跟全世界的先进文化接上茬儿”。同时,王蒙对文坛的现状也颇为关注。他认为,现在(文学)内容多样,那种消费性、娱乐性的东西比过去更多,同时受到新媒体的冲击。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月31日第6版)

在楚文化土壤中，孕育出荆楚方言的最初原型。从历史地理环境的因素考察荆州方言中的许多原型词汇，都有充分的文献依据。如《离骚》中“朝发韧于苍梧兮”的“韧”（阻车之木），“及年岁之未晏兮”的“晏”（晚）等等，仍然在今天的荆沙方言中使用。这些都足以说明荆州方言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与特定的区域环境因素。由于荆沙方言是在楚文化的熏陶下延续发展起来的，其词汇在历史的传承中，有自身的系统性。几乎所有普通话词汇，都在荆州方言中有相应的说法，如天道（天气），袱子（手巾），訍（约、邀请），地噶（一点点），黑汗水流（汗流浃背）等。

发生在荆楚大地上的许多次移民，造成不同地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交流中产生新的文化，推动文化的新发展。

武王伐纣之时，楚国有先人名为“熊绎”者，起于今天的香溪河畔的秭归，参与了武王伐纣的壮举。周王封熊绎管辖今秭归、宜昌、远安、兴山等若干县市，熊绎苦心经营，筚路蓝缕，逐渐壮大，因秭归是大山区，加之巴国正强盛，不好发展，所以终于走出秭归大山区，来到沮漳河平原，即远安一带，约历二十君后，又在西周末年迁至今之江陵。由于以上原因，今天的秭归、兴山、宜昌、枝江、远安、荆门、当阳及荆州区大部分居民的口音尾音多带卷舌，如“鸡”称为“鸡得儿”，“猪”称为“猪得儿”。这些地方深受古楚语的影响。

楚国消亡，代之以秦汉，汉时天门、京山、潜江、石首、公安等以荆州口音为主，荆州市所辖的江陵县，即沙市东区以外，都是汉话，即荆楚底层方言。

南北朝时，时局动荡达五百多年，民族融合，陕西、安徽流户分别大量进入钟祥、松滋侨立为县，唐代安史之乱，导致荆南人口上十倍增长，元末明初，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又有“江西填湖北”的人口大转移。

清朝顺治年间，清军（满族旗人）驻防荆州时，于荆州城里筑一道贯通南北的城墙，将荆州城分隔为东、西两个部分，东城大而西城小，汉人居西城，满人居东城。这种分城而居，异族又不通婚的方式，造成了语言上的封闭状态，直到民国前，荆州满族人的语言，一直不受干扰地保留下来，在东城形成一个“北京话方言岛”，从而与属西南官话的荆州西城的荆州方言形成鲜明对照。

辛亥革命后，荆州城分城而居的局面被打破，满族人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转折。“东边腔”不由自主地向荆州方言靠拢，到解放后，“东边腔”已不复存在，现在60岁以下的满族人，讲的已是一口标准的荆州方言了。

明清之时，资本主义已萌芽，商业发达。沙市，武汉等为长江天然良港，南来北往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开放沙市为长江九大码头之一，沙市市尤为繁荣。武汉、四川客商云集于此，西南官话（即今四川话）统治一时，人们总以口音定身份。

抗战之时，民国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四川话”的流行加速了“荆沙腔”的发展。沙市靠近码头，“武汉”及“四川”味当然比城内要浓一些，至今如此，这是荆州城话与沙市话的区别。所有这些由政治、军事、社会动荡或变革产生的正常与非正常的移民现象，都会造成荆楚方言与外方言的交流与互渗，使之不可能保持纯粹的远古楚人的方言而呈现出“南北兼容”的多样化的特点。

总之，方言是历史的产物，相信随着信息共享的实现，人口的不断融合以及交通、通讯的发展，全国一盘棋的形成，方言最终会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保存下去。

(黄晓南《浅议荆州方言的演变》)

故乡·老屋·故人

方能

此刻的我仿佛就坐在老屋屋檐下一木椅上，望向对面的山。山风吹来,使山上树叶的阴面翻作阳面。绿波一波波推涌,传递飒飒声,并于绿波间耸出一线线金纹,那是阳光、叶片与风协作出的美景。

我九岁那年父母建了这栋木屋。父亲是铁匠，能打铁,却打不出木屋,所以木屋还得请木匠师傅来建。约一个多月后正式起屋了,百多人来帮忙。高潮是最后把堂屋顶上的主梁架上去，架梁之前有个仪式，称“赞梁”。木梁横卧在堂屋地上，系着红布，爬在两边已立起的木柱横方上的人，手牵着系着它的棕绳索,先不忙着往上拉，而是对着它大声念:

赞梁,赞梁，

贺喜主家修个好华堂。

红漆桌椅摆中央，

高头大马走四方……

父亲系一个围裙,围裙里兜着预先准备好的包封(红包),谁赞了梁,就抛给谁一个包封。那天大雨,他还把自己披的蓑衣也给了别人,自己淋雨,后来因此大病一场。

这地方叫方家坳,却无一户人家姓方,听说方家后代早迁走了。我家却来补空似的,买了栋旧屋开起石家铁匠铺来。但开着开着,传到远方竟传为“方师傅铁匠铺”了。原来老辈人讲,几百年前这里出过一个会武的方师傅,大名方世友,打遍天下无敌手,路见不平就是一拳,比你爹铁匠师傅的一锤还重一百倍，强盗恶人铜头铁身也被打成烂纸,所以一听方师傅来了,都望风而逃或跪地求饶……这故事很令我神往，想;长大了要做方世友,不学打铁学打坏人。

屋的木架子立起了,父亲却病了。昏厥中,本地郎中开的中药汤喂进去马上呕出来。祖母颤着小脚赶到公社总机房给县城打电话:“邓坤山哪,你三哥病得危险了哇,快想办法来啊。”

邓坤山是祖母的几个女婿中的一个,最豪爽热情。邓坤山上一月工资要了救护车,但那时全县只有一两辆护车,这车还在路上救送其他病人,要两个小时后才能到我们公社所在地杨林——那时杨林才有公路,从公路步行八里山路才到我家。邓坤山要赶上这个时间,得先步行二十多里赶在车到杨林时把病人搬到公路边。

他哪里只是步行,他是跑,长跑二十多里。

邓坤山那时约三十岁,县城东坪人,长得如欧洲美男子,娶了也长得美丽的我大姑,我们叫他“大姑爷”,他因此多了几十个乡下亲戚。但他愿意总热心相待、相帮。他在跑,手中提着给病人带的四个梨子,解开他的白衬衫的扣子散热,衬衣一路鼓荡得像披风。山风把他满头汗吹掉又溢出新的汗,所以当他跑进我家喘着气喊“三嫂,快喊人抬三哥到杨林上救护车”时,我母亲最深的印象——母亲常常回忆这印象——是他跑得满头满身大汗,额头亮晶晶的。

“海老倌哪,冬文哥啊,快来抬人到杨林上救护车啊!”我母亲朝对面山凄声急喊。乡邻都在对面山捡茶籽,闻声立马救火一样奔下来,抬起简易担架上的我父亲就随邓坤山跑。邓坤山帮我母亲提着换洗衣衫等全部物品,母亲空手也追不上。

这一次,父亲被救回来了。出院后重新做铁匠挣钱养家,我得以继续读小学及中学。不然,九岁丧父,身为长子,是不能读书以至于走向山外的。

如今是快五十年之后记这一节,父亲和大姑父均已作古,但大姑父奔向老屋的身影我永远记得。

病愈后两年,父亲不打算再带外人做徒弟了,想带我,把他的铁匠技术传给我。我刚满十一岁,系上围裙还裙边扫地,父亲就在徒弟站的位置垫一块厚木板,使我增高几寸，又给我换一个小一号的大锤,让我勉强抡得起。反正是一定要我抡大锤做铁匠徒弟,不准上学了。

我刚读完小学五年级,接下来是读初中——那时是“文革”期间,学制缩短,而且是春学年制。过完年,立春了,小学五年级时的同班同学挑着被褥箱子经过铁匠铺,经过了一个,“石万能,一起上学呵。”,又过了一个“农农,还不去?”关系近些的直呼我小名。

同学过完了,开学一个星期了,看来从此学打铁成定局了。

我不反感打铁,但很想到很大很远的世界里去,所以想继续读书央告母亲,母亲劝父亲,父亲不改主意。父亲病后力气弱,需要一个人帮打大锤才行,而我是长子。

一星期后,正在打铁,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康安邦走进了铁匠铺,避开打铁溅出的火星,站到打铁炉后笑眯眯地看父子二人打铁。

母亲赶快给老师装碟子煮荷包蛋,“康老师,你来干嘛子?”

康老师笑答;“我来接你屋里崽去读书啊。”

父亲客气地说:“劳烦康老师教过他,他今后学打铁”康老师见说不通,就不多说了,仍笑着看打铁,看上半点一点钟,走了。

第二天,康老师又来了,“我来接你的儿子去上学。”说不通,仍笑眯眯看打铁,然后走了。

第三天,他又来了,不再说什么,只笑。

我父亲历来是顽固的,当康老师面还是不认输。但记不清是到第四次还是第五次,康老师走了以后,他不看儿子只看铁,口里说:“你去,跟你的老师去。”我欣喜地解下围裙,一蹦老高。

迟到两星期的我也上中学了,把被褥箱子挑到学校,才知康老师不再教我们,他仍教小学。从杨林学校到我家,是八里路,那时门前刚挖出的土公路还没有通车,他就沿这条土公路来来回回走。春天多雨,走得两脚泥,他进门前把鞋上的烂泥刮掉,然后撩起一脚在打铁炉后烤干,那样子好像是专为烤干鞋子才进我家的。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到了父亲经历过的半老年龄,而我的女儿长到了我当年似的年纪。弟弟的新屋建好了,新崭崭,得老屋更老更暗了，但老母留恋老屋,到今天还没有搬。

未来的事情,也就暂不写。只有老屋里的人、事,在脑里久久回旋……

(本文有删节,节选自《上海文学》2018年第9期）

张打油、胡钉铰，在古代诗坛，他们只能算是与诗搭了点边的边缘人物，但要说写打油诗，他们则是最著名的人物。史书上当然没有他们的位置，但野来杂钞里却留下了他们的逸事和传说。他们虽不入流，却毕竟与文化史有关。了解打油诗的来历还是有意义的。

打油诗之“打油”二字，出自人名张打油。张打油确有其人，有学者认为他是唐朝人，也有的历史材料说他是元朝人，并说他曾在河南开封做过官。相传张打油擅作诙谐通俗的诗，其代表作是《雪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其观察之细致可谓慧眼，用语也很巧妙，老姐也能看懂，看后还要哈哈大笑。张打油虽有大名，但他的诗留传下来的却不多。没有人，也没有办法为他编诗集，他的那些打油诗只是散见在一些笔记杂著中。但打油诗的标识性人物，却并不只张打油一人，还有一个叫胡钉铰的，《辞源》上有几句简单的介绍：“唐贞元元和间人，名本能。以钉铰为业。能诗，不废钉铰之业，远近号为胡钉纹，其本名转不著。”胡钉铰写的诗，《全唐诗》竞收了四首，可见他写过一些不错的诗。代表作据说是《小儿垂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写小儿垂钓时的天真、童趣，蛮有诗意，绝不像“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那样俗白。但他之所以能与张打铰齐名，肯定是因他曾写过不少类似“黄白狗”之类的打油诗，只是那些打油诗没流传下来罢了。在民间，胡钉铰还被金匠、银匠、铜匠、铁匠、锡匠和小炉匠奉为祖师爷。

（选自李乔《从张打油说到胡钉绞》，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