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编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①年是新的，也是旧的。因为不管多么生气勃勃的日子，你过着的时候，它就在不经意间成了老日子了。

②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沾染了这样气韵的北方人的日子，定然是有阴霾也有阳光，有辛酸也有快乐。

③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显得格外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莹莹的茄子、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④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

⑤我去香港两次，唯有这次时间最长，整整一个月。浸会大学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八位作家进行文学交流，主题是“大自然和写作”。为此浸会大学组织了一些亲近大自然的活动，如去西湾爬山，去大屿山的小岛看渔民的生活。香港的十月仍然炽热，阳光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运动是惹人上瘾的，逢到没有活动的日子，我便穿着一身运动装出门了。 去海边，去钻石山的禅院。有一天下午，走出地铁站后，觉得困倦难当，就到对面的公园睡觉去了。别看街上车水马龙的，公园里游人极少。我躺在回廊的长椅上，枕着旅行包，听着鸟鸣，闻着花香，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向西了，我听见有人在喊“迟——迟——”，原来是爱尔兰女诗人希斯金，她正坐在与我相邻的椅子上看书呢。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在国外，蜷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的，基本都是乞丐。

⑥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绿。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当参加座谈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 一种温暖啊！

⑦十一月上旬，我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⑧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是艾芜先生的儿子儿媳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灿烂。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

野草斜阳清平川

（1）越看《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这本书，我就越想知道，一个能成就作家史铁生的山乡，那个留下他许多知青记忆的村庄，是什么样儿？6月间，在陕北榆林访民俗后顺210国道回延安，路过延川县时，我拐弯进沟，弯弯曲曲，翻一道梁，在急雨之中寻找村落。待眼前忽然开朗，蜿蜒小路间架一石桥，我便找到了往事如烟的关家庄，走进了雨后斜阳的清平川。这便是史铁生那个“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了。

（2）天下喂牛人里，史铁生最著名。停下车，我便打听他当年喂牛的牲口窑。村里人说，早塌了，甚也没了。但同村知青孙立哲给老乡治病做手术的窑洞，还整整齐齐。那里面没炕，依然干净，有当年手术室迹象。其实，孙立哲最早的针灸技术，是史铁生传授。他贸然在乡间行医，也是因史铁生耍笑撺掇，把他“赶鸭子上架”了，未料他竟造福一方百姓。

（3）牛倌史铁生村人带我走去村东，指点路边一个高高的小土峁，劈山修路剩下的，孤孤零零，尖尖突起，上面顶着两孔古窑，灰黑颜色，半塌半立。村民说，那窑洞原来是一大排，北京知青刚来插队时做过知青医疗站，修路给斩断了。我想到《生命》书中（下同）陈冲的《青春小子》记的，不知是不是这排窑洞：“在关家庄的黑窑里，借着鬼火般的油灯，劳累一天的兄弟们，围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我有心一睹知青故址，便爬上土峁。但面对残迹，看见斜插垒起的石墙积攒下的那些古老黑色，仿佛听到年久的碎石透露出遥远时间的消息。我竟有些思绪茫然。

（4）这样的古窑洞，陕北常见，说不清它们来历。它或许曾留下匈奴的脚印，或许曾闪过党项的剑影，或许停留过金兵蒙营的铁骑，或许喷溅过回回刀下的血浆。还或许，它听到过传教士的循循善导，看到过游击队的晃晃钢枪。那早已烟消云散的一切，都只是历史的瞬间，转眼而去，谁都不会万年。和那些古往的故事一样，知青也只是古窑里的过客，“来了来了都来了，呼撩撩又走完了”，留下些真实的往事、演绎的传说，仍然是“天上乌云搅黑云，什么人留下人想人”。

（5）站在高高的土峁上，偶一回头，忽然惊讶。这时我的眼前，云间的蓝天刚刚洗净，寂静的村庄身边，伸展开一片雨后的川道，落日放松地洒去阳光，河滩绿草如毯，树影下边浓淡相间。那其中弯曲着一缕明亮，迤逦而来，是河水泛映些金光。岸边淡绿的梯田，浅棕的坡地，层层往上，缓缓爬山，爬到那山顶的老树，接上了蓬松的云朵。

（6）我在陕北深山久住，奔走陕北各处，沟岔梁峁，近水远川，望连綿无边的黄土，炙火焰焰的红日，脚下长河般流动的白云，头上空旷旷辽远的蓝天，看遍了高原的贫瘠、荒古、粗犷、高远。不料，关家庄里，回首之闻，怦然心动。黄土高原上，竟能有如此的细腻，这般的温婉。湿润的宁静里，是谁画出柔美的光彩，如此迷人？仅仅一缕斜阳、一河野草，就能让这片山野醉人至此？我心中一惊：哦，我遇到最美的清平川了。

（7）清末年间，延川县出过一位女诗人李娓娓，在《村居即事》诗中，记过陕北农事，“正值炎天麦已黄，无情岁月逼人忙”、“荞麦开花远望红，一年农事尚匆匆”等，诗里并写：“家住三台杨柳村，一湾流水抱柴门。浣衣石上愁春去，野草斜阳欲断魂。”此时，在春去的季节里，我也看到了一湾流水，一重柴门，野草斜阳间，古窑断人魂。

（8）不知道这关家庄始自何时。只知那一带山间，五千年前已有先民村落，那里出土了些觚、瓿、枓、舜等怪怪的青铜器，和战国的带钩、汉朝的玉璧。离关家庄仅十里地的关庄村，出土了囫阎的汉代铜壶。到了隋文帝手上，在那儿设了县，叫了“延川”。不知有过多少拨儿的统治者，从那里杀伐而过，永远美丽的景色，记住的却是先民永远的苦难。“大旱饥荒人相食”、“人畜死亡过半”、“僵尸遍野人民逃亡”、“换子相食”、“人相食死大半”等等记载，不绝史书。清同治年间，民族仇杀使这里乡民百姓多死于乱刀，田园荒芜，处处鬼歌。平乱后，左宗棠又将些汉人安置过来。李娓娓亲历了那次血难，诗中注记：“延川城破，少年妇女被虏者甚多，惨不忍闻。”“同治丁卯戊辰，回匪土贼之乱，贼骑邻村，几不可脱，庐舍焚掠一空。”一湾流水、野草斜阳后的记忆，竟是如此心痛。到史铁生来这儿喂牛，也留下记忆：“在青天黄土之间用全部生命去换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粮。”

（9）村庄对面的远山半坡上，有一围小小的建筑，被大树遮抱在身下，黄土坡上突兀起一团浓绿。那就是李子壮《绝地自拔》中所记小庙。他曾和史铁生一起，在庙里拆泥塑，砍树枝，取木柴。现在人去了，庙空了，只留下这段关家庄的故事。庞沄的《最后的聚会》一文，记述了史铁生笑谈的关家庄故事：“见没人，“哐哐”地就都吃了，差点没噎着！”“正玩牌或者赖着不起，忽然他妈的晴了！”“惨淡的月光，突然从草料堆里站起个人来！”这个关家庄，见证了史铁生的命运变迁。站在村头远望，半隐的古庙，浓郁的树团，在雨后初霁的野草斜阳间，却似一团恍然的旧梦，一把远去的陈年，一堆生根刻骨的记忆。

（10）据说，隋朝年间，曾有一个家住延川的匈奴混血后裔，利用佛教聚众起事，封文武百官，自称光明圣皇帝，被官军斩杀。因这事，延川好歹也算是出过皇上的地方了。但这不属于它的灵气。梁向阳《人杰地灵》文中提到的陕北俗语才是：“文出两川，武看三边。”延川便是“两川”之一。整个陕北历史上出过的唯一状元，唐代的，就是延川人。明清则多进士举人，当代则多作家诗人。路遥是其一，谷溪是其一，史铁生也是其一。

（11）同样经历着苦难的黄土高原，为什么偏这片地方多进士举人、作家诗人？看野草斜阳里，雨后清平川，我想：因为这里美。美产生灵气。这种灵气的美，留给了铁生恬静的记忆，使他能平缓地叙述苦难，温情地洞见人性。这种地方一般都这样儿：美的是山川，苦的是山民；美的是天地，苦的是人间。史铁生对此是深有所悟的。

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学形式，必须具有艺术的终极属性，即诗性，必须立足于现实且对现实进行艺术化和文学化处理，而不能直接描摹现实，过度的绝对的“写实”、过分注重“故事性”，则会使其沦为平庸。唯有“艺术的真实”，才能使小说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恒久的魅力，才能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诗意。当下一些作品过分注重对于真实的开掘和叙写，偏执地沉溺于追求故事性，而缺乏或者忽略将其提纯为艺术的手段和能力，迎合了大众猎艳猎奇阅读心理，却丧失了其应有的文学蕴涵和诗性品格。另外，现今某些小说创作者似乎过度热衷于书写“恶”与“丑”，而忽略了对于“美”的发掘。小说并非不可以写“恶”与“丑”，但写的目的应是为了反衬出“美”，要注意限度和分寸，过度的书写甚或是带着欣赏的眼光、陶醉的心态去表现“恶”和“丑”，只会使人心生厌恶，从中不可能感悟到“美”和“诗意”，这显然有悖于文学的审美追求和目的。

最后，要注重意象的营构。“意象”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为出彩的因子，然而它并非为诗歌所专属。如果在小说中能营构出鲜活的意象，必然能够增强其诗性魅力，从而焕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意象应该成为小说内容和意旨的聚合体与浓缩体，它涵盖、表征、提炼小说文本的终极诉求。一个鲜活的意象能够产生恒久的诗意和震撼力，能够在读者的心中芳华常驻，让读者时时品味——正如“边城”之于沈从文，“晚饭花”之于汪曾祺，“野地”之于张炜……带给读者的审美冲击力是何其强烈而持久！凡此诗性十足的小说作品，似乎皆离不开一个鲜活而成功的意象。当代小说创作者应该从中汲取经验，在自己的作品中苦心经营意象。

（摘编自仕永波《小说亟待提升诗性品质》）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1942年夏，陈忠实出生在陕西农村。上中学时，陈忠实读赵树理的《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得到滋养，萌发了文学梦。也许是好事多磨，1962年高中毕业后，他未能如愿上大学读中文系，这个20岁的青年，常常一个人坐在家乡的灞河边，想着文学，想着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三年之后，陈忠实的散文《夜过流沙沟》在1965年3月8日的《西安晚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他的文学生涯由此正式开始。但直到1979年小说《信任》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才确立了文学上的自信。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业余作者了。是年9月25日，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又一个三年之后，陈忠实40岁，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乡村》出版，赢得“小柳青”的名声，工作单位也换成陕西省作家协会。他终于是一名专业作家了。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时代的变化，陈忠实越来越觉得要从赵树理、柳青的文学中剥离出来。他将这个愿望写进了小说《蓝袍先生》中。小说写于1985年，一个认知作者的标志性年份。这年的最后10天，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泰国。第一次走出国门的陈忠实特意置办了一套质地不错的西装。当他第一次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站在穿衣镜前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刚完成的小说的主人公蓝袍先生。蓝袍先生多年以来一直穿着蓝色长袍，受到同学讥笑以后才脱下蓝袍，换上“列宁装”。陈忠实认为那是摆脱封建残余桎梏、获得精神解放的象征。脱下了几十年的中山装、换上西装的那一刻，他切实意识到自己就是蓝袍先生。

1985年的泰国之行让陈忠实深受刺激，他联想起家乡人自嘲的称呼。相比那些见多识广的城市人，他们把自己称作“乡棒”。游逛在曼谷的超市大楼，看着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服装，作家觉得眼花缭乱。那一刻，他觉得不仅自己是“乡棒”，教他观察服装的北京作家郑万隆也是“乡棒”。面对世界，1985年的中国人大都是“乡棒”。他痛感自己需要从什么地方剥离出来，将自己彻底打开，不仅要在生活上打开自己，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打开自己。

在剥离的愿望中，陈忠实认识到必须写一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才能在文学上确立自己。这时，各种新近阅读过的长篇小说萦绕心头，作家备感困惑，又备受启发。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结构像网一样迷幻，王蒙《活动变人形》的结构自然随意，却俨然大手笔，张炜《古船》的结构完全不同，有一种精心设计的刻意…… 而结构背后似乎还有更深的东西。陈忠实最终发现，不是作家先别出心裁弄出一个新颖骇俗的结构来，而是先要有对人物的深刻体验。寻找到能够充分描写人物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恰当途径，结构方式自然就出现了。恰巧此时兴起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给了他决定性的影响。他相信，人的心理结构主要是由理念支撑的，而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决定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决定一个人性格的内核。如果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冲击，人就将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陈忠实感到自己终于从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说中剥离出来，仿佛悟得天机，茅塞顿开。多年以后，作家回忆往事，认为自己就是在1985年开始重建自我，争取实现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独立表述的。

 陈忠实后来寻找到了什么是人所共知的，1992年开始在《当代》杂志连载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学经典，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位置也随之奠定。此后，功成名就的作家继续在文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2016年春天，陈忠实走了，属于陈忠实的句子永留人间。

（摘编自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李清霞《陈忠实年表》等）

相关链接

①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树一帜的。

（何西来《〈关于白鹿原〉及其评论》）

②陈忠实常讲，创作到了一定阶段，不一定是拼生活、拼艺术，而是拼人格。好一个拼人格！这正是作家自身博大的人格魅力的反映。这就不难理解他最终被公认为描摹巨大民族悲剧的圣手，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大家之一。

（李满星《陈忠实：回首六十五载风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