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浪潮中，土地问题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为君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把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民牢牢控制在手中，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推行来实现。西周建立后推行分封制与井田制，使得王权和土地开始真正结合在一起。

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往往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商末周初的政治变革在历史上影响甚巨，其以“授民授疆土”为核心的封建体制便是最重要的代表。周初重器大盂鼎铭文中记载了周康王封赐给一位名盂的贵族土地、人民的情形，就是这一制度的生动写照。作为配套制度而行的井田制在当时也举足轻重。春秋中期以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走向瓦解，新的土地关系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由此引发了政治领域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便抓住了土地这一关键问题，在地方行政和土地分配两方面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以皇帝为主导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巩固，土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

西汉中期以后，聚敛了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地方豪强严重危及了中央的统治。对此，大儒董仲舒曾建议通过“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但未被采納。自此以后，严重依赖地方豪强的中央政权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最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达数百年的门阀政治。中央对所辖区域内土地与行政权力的控制越来越弱，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政权对土地关系地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节与整顿。于是，在隋唐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与土地变革。

隋朝建立，推行均田制。这些本应在打击豪强大族势力方面效果显著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却稍显操之过急，根基未稳的隋王朝也迅速覆亡。随后崛起的李唐政权在土地分配方面延续并完善了均田制。使得唐朝开始走向强大；但自天宝之后，中央政权失去了对地方行政的主导权，出现了藩镇割据、边疆不守的局面，以此走向消亡。此后，北宋政权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以土地的控制与分配为中心，将地方权力大都收归中央， 改变了地方势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局面。

元明清三代，虽然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他们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与两宋时期边患屡兴相比，元明清对边疆的控制也明显加强，而黄册和鱼鳞图册、“摊丁入亩”等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依靠的正是国家对土地所有与分配体系的绝对控制。

中国古代政治变革与土地权力发展的关联使我们认识到，土地与中央集权抑或君权的一体化在全国范围 内形成了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土地与君权的联动机制也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较为固化，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新的政治因素的萌生与发展。而当土地与君权出现矛盾冲突时，往往会出现政治危机甚至政权更 迭，这又促使掌权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缓解矛盾冲突。

（摘编自刘伟《土地问题决定中国古代政治走向》，有删改）

百鸟朝凤（节选）

肖江虹

晒花节刚过，土庄又热闹了。人们槐花串似的往焦三爷的院子里跑，扛凳子搬桌子的，遇上闲逛的路人，就有人招呼:“焦三爷传声了！”路上的人一听，一睁眼就怒放了，随即融入队伍，往焦三爷的院里迤逦而来。

土庄人等这个盛况的日子已经很久了。

无双镇的唢呐班每一代都有一个班主，上一代班主把位置腾给下一代是有仪式的，这个仪式叫“传声”，不传别的，就传那首无双镇只有少数人有耳福听到过的《百鸟朝凤》。接受传声的弟子从此就可以自立门户，纳徒受益了，而且从此就可以有自己的名号。总之，那不仅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荣耀，他似乎是对一个唢呐艺人人品和艺品最有力的注脚。

这个仪式最吸引人的还不是它的稀有，而是神秘，在仪式开始之前，没有人知道谁是下一代的唢呐王。

人实在太多了，师傅的院子都装不下了，于是屋子周围的树上都满满当当地挂满了人参果。我和我的一班师兄弟坐在院子正中间，两边是我们的亲人，我父母还有两个妹妹都来了；我的师弟蓝玉坐在我的旁边，他的家人也来了，比我的父母还来得早些。

师傅坐在八仙桌后面。他一直在闷着头抽烟，很快，师傅的一张脸就不见了，他的半截身子都藏在一片雾障中，像一个踏云的神人。我竟然生出一些隐约的幻意。

良久，师傅才站起来，四平八稳地杵灭手里的烟袋，对着人群，平伸出双手往下压了压。喧闹的人群瞬间就安静下来。

“我快要吹不动了，可咱们这山旮旯不能没有唢呐，干够了，干累了，大家伙儿听一段还能解解乏。所以啊！在咱们这地头唢呐不能断了种。我寻思了好久，该找一个能把唢呐继续吹下去的人了！”师傅咳嗽了两声，停了停，下面又开始有响声了。这个时候我偷偷侧目看了看蓝玉，我发现蓝玉也在偷偷的看我，他的嘴角还淌着一些笑。四目相对，我的脸唰就红了，像是心里某些隐秘的东西被戳穿了似的。蓝玉的脸没有红，他的脑袋抬得更高了，像一只刚刚得胜的大公鸡。我就升起一些不快，想还没见底呢，咋知道水底是不是石头？又想想，我的这班师兄弟里，也只有蓝玉最适合了，他人精灵，天分高，也勤苦。反正最后是他我也不会惊奇的。最后我觉得我那几个师兄也可怜，为什么师傅不全给传了呢？那样就整齐了，人人有份，个个能吹《百鸟朝凤》，焦家班、蓝家班、游家班，还不响亮死啊！

师傅又开腔了:“我们吹唢呐的，好算歹算也是一门儿匠活，既然是匠活，就得有把这个活传下去的责任，所以，我今天找的这个人不是看他的唢呐吹得多好，而是他有没有把唢呐吹到骨头缝里，一个把唢呐吹进了骨头缝的人，就是拼了老命都会把这活保住往下传的。”师傅对旁边的师娘点了点头，师娘过来，递给师傅一个黑绸布袋子。师傅接过来，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抽出来一支唢呐。远远地我就感觉到了这支唢呐该有的年龄了，铜碗虽然亮得耀眼，却薄如蝉翼，杆子是老黄木的。

“这支唢呐是我的师傅给我的，他已经有五六代人用过了，这只唢呐只能吹奏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就是《百鸟朝凤》。现在我把它传下去，我也希望我们无双镇的唢呐匠能把它世世代代地传下去。”师傅举着唢呐说。

院子里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只听见我的师弟蓝玉的喘息声，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师傅手里的那只唢呐。我相信这一刻的土庄是最肃穆的了，这种肃穆在无声息中更显得黏稠，我最后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了。

我侧目看了看我的师弟蓝玉，他紧缩着脖子，脑袋花骨朵似的。慢慢地，他的脖子被拉长了，成了一朵盛开的鲜花，花朵儿正期待着雨露的降临，焦虑、渴望在稚嫩的花瓣间涌动着。蓦然，盛开的鲜花枯萎了。几乎就在一眨眼间，正准备迎风怒放的花儿无声地凋谢了，花瓣起来了一层死灰，花杆儿也搓短了半截。这朵刚才还生机蓬勃的花儿，转眼间铺满了绝望的颜色。悲伤一下从我的心底涌起来，我的师弟蓝玉迅速的在我的眼睛里枯萎，他的目光慢慢地转向了我。我能看懂他的眼神，有不信、不甘、绝望，当然，还有怨恨，可我看到的怨恨很少，很稀薄，星星点点的。

这时候我父亲在旁边喊我:“你呆了，师傅叫你呢！”

父亲的声音像耍魔术使用的道具，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材料一：戏剧的最初踪影，远不是戏剧本身。探求戏剧的渊源，实际上，就是寻觅古代生活中开始隐隐显现的戏剧美的因素。一切向着文明进发的原始民族都不会与戏剧美的因素决然无缘。但是，使戏剧美的因素凝聚、提纯的条件却出现得有多有寡，有早有迟，因此各民族戏剧形成的时间也有先有后。有的民族，戏剧美由发端到凝聚成体，竟会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也有某些民族，戏剧美始终没有真正凝聚起来。

芬兰美学家希尔恩认为:戏剧，在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上它必然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甚至是最晚才出现的。它是艺术发展的一种结果，这可能是文化高度进步的产物，因此它被许多美学家看作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后的形式。然而，当我们面对原始部落时，应该采取一种比较低的标准。最简单的滑稽戏、哑剧和哑剧似的舞蹈常常可以在原始部族那里发现，而这些部族往往还不能创造出一首抒情诗。由此可见，从戏剧这个词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它是所有摹仿艺术中最早出现的。它在书写发明之前就有了，甚至比语言本身还要古老。因为作为思想的一种外在符号，原始的戏剧行为远比词语更直接。

（摘编自余秋雨《中国戏剧史•最初的踪影》）

材料二：中国古典戏曲的源头说法不一，一说源于俳优，但这仅包含了戏剧的一些表演因素；另一说是源于具有宗教祭祀性质的巫祭祀仪式，但它对中国戏曲的形成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达成共识。中国戏曲正式形成较晚。北宋时，为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各种民间技艺便纷纷从各地汇集到城市里来了。其中，对戏曲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主要有说唱性质的艺术——诸宫调，歌舞性质的艺术——大曲，扮演性质的艺术——傀儡戏、参军戏等，这三种性质的艺术样式相互吸收，才形成了戏曲的雏形阶段——宋杂剧、金院本。这些都是多种民间（或已经走向民间）的娱乐样式的杂合。北宋末南宋初，宋杂剧的一支演变为南戏，中国戏曲才发展成熟。

（摘编自张宜昂《俯视与仰视——谈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

材料三：从中西戏剧形成可以看出，西方戏剧产生于祭祀，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严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祀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祀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祀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此后，戏曲走向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走向农村集市庙会的庙台，走向农村庆丰收的草台，它的观众都是怀着喜洋洋的轻松心情去俯视它。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庄严神圣的宗教氛围。

（材料同上）

材料四：

注：以上数据出自2018年国人观看戏剧的相关调查

（摘编自“搜狐网”）

院子

董改正

有个朋友写了一首诗，叫《如果，有个院子》。他在院子的左边种了几株蔷薇，右边栽了两棵芭蕉，中间留一条小径，“看阳光和风在这里停留、扬弯/像亲人从远方归来”。他说有个院子，是为了给他“寂静之美/和它虚度”。“虚度”这个调打动了我。

炊具在厨房，饭桌在餐厅，接待客人在客厅。书在书房，床在卧室，洗漱方便有卫浴，晾衣服在阳台，瞭望有窗户。一个人的业余完全可以在屋内完成，为何你我的心里，还盼望有个院子？

在文章《我心目中理想的房子》里，作家冯唐说：“要有个大点儿的院子。有树，最好是果树或花树或者又开花又结果。每年花树开花那几天，在树下支张桌子，摆简单的酒菜，开顺口的酒，看繁花在风里、在暮色里、在月光里动，也值了。”

林语堂在台北“有不为斋”居住时，看着自己的院子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果然快哉。老舍的院子叫“丹柿小院”，因为种了柿树，他说：“院子必须很大，靠墙几株小果木树，除了一块长方的土地，足够打开太极拳的，其他地方就都种着花草。”

叶圣陶的院子有三进，院内有一字影壁、倒座房、走廊。正房院带垂花门，内有抄手廊、坐凳栏杆，廊墙上嵌有什锦窗。正房院内的四棵树，北屋两棵海棠，南院一棵白丁香，一棵黑枣树。“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就写在这个院子里。

院子也看不少了，它都有些什么用呢?看花，花树下喝酒，看树，看树上的天和月，看柿子，院内“抄手”，闲庭信步。好像都是一些“虚”的东西，花大力气整来一个院子，就是为了“闲”后的“信步”，值吗？饭后去公园不也行吗？种花裁树喝酒，似乎都是些无用的事，都是虚度时光。

人生这要怎样才叫不虚度?一个人的生活若是密不透风，他的心庭里一定荒芜不堪，他一定会觉得喘不过气来。一个富商让画家给他画一幅荷花，画家画了一杆荷，其余都是粼粼水纹，索银十两。富商心疼银子，央求他多画一点，他就加了一些荷叶，退给富商二两银子。富商高兴了，让他再加几杆花，画家添了三杆，退银三两。富商乐坏了，说：“您给我再添几片叶子吧！”画家把剩下的银子全部退给他，将砚池里的墨一股脑泼到纸上，说：“你拿走吧，已经满了！”填满工作和 “实”的生活，就是那一纸浓墨。

生活需要留白，那些看起来无用的“虚”，就是留白，如裁花种树，如月下独酌，如庭中听箫。这些“虚”成了图画;这些“无”，让“有”意蕴悠悠。屋子虽然具备了休息的一切功用，但它不像院子，院子是诗歌、是戏曲、是散文。院子是心灵的延伸，院子是屋子的留白。

院子是家与世界的缓冲。开门即红尘，进门即家庭。有院子就好，进来院子，有花有树，有石桌子，桌子上画着棋盘，母亲坐在矮凳上择菜，妻子正在晾衣服，孩子正在观察一只妈蚁的去向，你就莞尔了;从家出来，院子里有落叶，菊花夜发了好多枝，叶片上的白露莹莹，一只鸟抓着树枝，好奇的歪着脑袋看着你，你就微笑了。

庭院深深深几许，赏心乐事谁家院？一个院子隔出了神秘和传奇：“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一个院子隔出了诗意和怀想：“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一扇院门，关出一个心灵院落。

摘自《思维与智慧》

当前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实实在在写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作为国家地情资料最权威也最为完备、最具连续性的地方志，即便最新编撰，也已经明显跟不上新时代巨变的节奏。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学反映现实并及时记录“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就变得非常紧迫、必要甚至时尚起来。这样的作品既尊崇以文学方法反映新时代巨变的美学规律，又是对方志记录地方舆地、物产、风俗、传说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可称之为“新方志文学”。

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的文学性、时代性、连续性、史志性表达，是我对“新方志文学”的一个基本界定。这里的“地方”当然不是地方志所指的狭义的行政区划，而是包括特定的行业或领城在内，如教育、科技、航天等。另外，面对新时代的历史巨变，新方志文学所采用的，也并非狭义的纪实手法，而是包含了叙事、抒情、政论、新闻、口述实录等多种方法，而且文体也比较开放，可包括写新时代巨变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并不单指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

时代变革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当前，推动文学创作关注现实、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呼声更为强烈。《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第12期开始推出的《新时代纪事》栏目、就在这方面立起一面旗帜。栏目不仅发表报告文学类的纪实性作品，也发表长篇小说。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2018年出版的一套20部“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系列长诗，分别以少数民族村寨及特色小镇、古镇的历史变迁为题材，以诗配画的方式讲述贵州儿女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精彩故事，也颇具新方志文学的品格。可以说，从创作观念、写作姿态、创作方法到文体，近年这一类作品一直在引领文学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的热情。新方志文学的命名，即是对这类作品美学特征的概括。创造新时代文学的历史，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作品。

方志与文学，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有些地方志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两京赋》《三都赋》。不少地方志的“艺文”部分，或收录文人的作品，或关乎他们的经历、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至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一方之事”，则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与地方自然地理、名胜古迹有关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中大量地收录的“景观诗文”即是突出的例子。直到当代，这样的作品仍不少，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之类。显而易见的是，融入了时代变迁内涵的独特自然地理、山川名胜，能够唤醒诗人沉睡的诗兴。反过来，景观诗文亦能提升地方的文化品相，让它们享有更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便是“诗以地兴”“地以诗传”现象，在中国文学文上并不鲜见。

（摘编自杜国景《关注时代变革，新方志文学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