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在国家政策与市场力量的双重驱动下，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动能激发下，呈现出蓬勃的创作发展态势。

中国纪录片始终保有与时代共进的创作传统。作为中国改革发展的见证者，《辉煌中国》《复兴之路》《一带一路》等经典作品先后涌现。近年来，中国纪录片的“主流化”气质回归，注重现实生活和主流价值传播。《记住乡愁》《本草中国》等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成为延续中华文脉、树立大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影视载体。《乡村里的中国》《中国人的活法》等反映时代发展和百姓生活的题材不断增多。自2012年开始，《舌尖上的中国》让纪录片成为全民话题，纪录片“年轻化”特点愈发凸显。近两年，《我在故宫修文物》《寻找手艺》《人生一串》等纪录片在视频网站上受到了年轻人热烈欢迎。

纪录片的精品化趋势也与制作技术提升直接相关。新型前沿拍摄技术的运用及对录音、音乐音效、视觉特效等技术手段和纪录片工业化流程的重视，让中国纪录片在制作品质和观看体验上更具“大片感”。电视媒体也推出像《如果国宝会说话》这样的微纪录、短视频、纪录电影。大体量的精品力作与小而美的纪录“小品”形成高低搭配，让中国纪录片创作更具层次性和良性化。

近年来，“中国主题”正在成为全球纪录片市场的热门资源，很多国外大型传媒机构推出了中国题材大型纪录片，中外合拍、国际传播成为纪录片制作传播的重要模式。

（摘编自韩飞《中国纪录片的新动能与新趋势》，《人民日报》2019年2月7日）

材料二：

如今，纪录片市场迎来红利期，种种资源向纪录片领域倾斜，国内纪录片生产一改往日困窘，开始吸纳越来越多的商业元素加入，诸如《舌尖上的中国》《了不起的匠人》《风味人间》等依托互联网平台的传播优势构筑自己的生态圈。这似乎标志着这个原本游离在市场与艺术之间的小众品类开始走出市场化的第一步。

在这一过程中，难免有资本改变了创作者的目的，侵蚀了纪录片的真实边界，让作品在商业性与公共性之间进退两难。在这样的作品中，过分商业化使作品“铜臭味”过重，纪录片与广告片的界限不清。各大赞助商品牌和产品强行嫁接，不但打断了故事情节和逻辑的流畅性，而且降低了剧集的艺术水准。同时，强行娱乐化也让纪录片与剧情片难分你我，大量娱乐性的、非严肃的内容挤占了真实内容的空间。

（摘编自牛梦迪《纪录片商业化之路别走偏了》，《光明日报》2019年1月10日）

材料三：

《国际先驱导报》2015年10月13日刊登一篇题为《西方涉华纪录片不断升温：从好奇到研读》的文章。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的提升，以前相对强势的西方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在反思自己的同时，希望通过研读中国寻找出路。随之而来的是，近两年西方纪录片对中国题材的关注一直在升温，即将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西方涉华纪录片的拍摄曾达到一次小高潮。20世纪80年代，更多国家加入记录中国这一队伍中来，直到现在全面铺开。不管哪一个时期，拍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的原因无外乎好奇和需要——希望了解和传递关于中国的信息。相比之前的那次高潮，现在的涉华纪录片更倾向于研究和研读的视角，从过去的误解和片面认识的阶段回归更加客观、平和、直面的阶段。一方面，以中国的经济崛起为出发点，他们表现出充分肯定的态度和希望寻求更多合作机会的意图。另一方面，从自身利益考虑，希望保持本国强大的经济地位，害怕中国的崛起所造成的威胁，表现出对中国的警惕和批判。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5年10月13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