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其价值性评价大于分析性评价，因而二者的兼容和自治也就难以顺畅实现。而士人文化的核心则是审美文化。士人文化及其文艺评论的出现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门阀士族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格实力的社会阶层崛起；二是文学艺术作为独立的文化精神活动从其他实用性社会文化功能中分离出来，这两个前提的出现，既保证了士人作为独立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的实体存在，又为文艺评论价值评价内核发生的时代性转换创造了必要条件。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框架有较强的体系感和科学性，相比于帝王文化背景下某些越过学理直接用政治褒贬进行文艺评论价值判断的方式更具有真理性的含量，因此，其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之间的兼容和自治程度最高，最为成熟。

市民文化的核心是实用文化。从需求的动力来看，帝王文化通过政治手段达到“载道”和“教化”目的是出于专制统治的需要，士人文化以品鉴方式达到审美目的是出于士人“修身”“怡情”的需要，而对于市民阶层来说，“载道”“怡情”都是很遥远的，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的现实生存问题。市民文化从文艺样式到价值诉求再到文艺评论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中国文化舞台的底色，在诸多方面呈现新的文化风貌和价值标准。

从时间上看，市民文化大幕正式拉开是从元代开始。但宋代市民文化的文艺创作和评论均已初具规模，为元代开始的市民文化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由于自身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的限制，市民阶层自身难以完成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为目的的文学艺术创作及其价值评价工作，所以，市民文化的创作和评价需要借助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

对于市民阶层来说，诗歌、散文这些传统主流文学样式不仅有接受和传播的困难，而且它们已经为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所操控垄断，成为宣扬各自文化诉求的创作渠道和价值评价对象。在以往的文化舞台中，代表市民或下层民众文化属性的小说、戏曲等各种通俗文学形式已经被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所贬低、否定而处于文化舞台的门外，所以，市民文化想要登堂入室，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反映自己阶层文化精神的各种样式载体的社会地位。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取代诗歌、散文的主角地位，成为元明清以来文学舞台的主流文体和文艺评论价值评价的主要对象。这等于为文艺评论的价值评价内核从士人文化背景下的“修身”“怡情”转向市民文化背景下的求真求实，扫清了障碍，搭建了基本平台。

（摘编自宁稼雨《中国历代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及其评价特色》）

随着制造业产品复杂程度的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世界工业化趋势呈现出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服务型制造发展迅速。所谓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企业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比重，从而实现向消费者提供“制造+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重构价值链和商业模式的全新生产经营方式，进而在产业层面表现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这种产业形态既是基于制造的服务，又是面向服务的制造。其本质是制造业或制造环节与服务业或服务环节之间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

从制造业发展看，各国都将服务型制造作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方向之一，原因在于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制造业效率提高的重要源泉，有利于延伸和提升价值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尤其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还为服务型制造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信息技术尚不发达时，制造企业很难监测自家设备运营状况，也难掌握个体用户对产品的使用状态和身体状况，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逐步成熟和产业利用，使这些都成为可能。目前，制造企业并没有局限于研发、制造、销售产品和简单的售后服务，而是向它的客户（包括企业客户和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服务，如个性化定制、综合解决方案提供、智能信息服务等。对制造业来说，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可以减少对资源、能源等要素的依赖，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同时能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增加附加价值、提高综合竞争力。

从服务业发展看，以餐饮、商贸、流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传统服务业，主要服务于生活消费，附加价值和生产率都较低；而作为制造业向高端进阶过程中分工细化产物的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既包括采用高技术装备的部门，如电信、金融，也包括本身创造高技术服务的部门，如软件、互联网信息服务等，主要服务于生产性活动，附加价值和生产率都较高。由于制造业发展不仅是整个国民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服务业向高端发展的重要支撑，制造业是科技创新最为活跃的部门，既是创新的方，也是创新的应用方，这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必须和制造业紧密结合，为制造业创新发展服务，才能寻求到持续的效率源泉和发展动力。因此，对于服务业而言，服务型制造发展本身也是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摘编自黄群慧《中国制造如何向服务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