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文化不仅承载着汉民族自古以来传统的社会物质文化，而且还积淀了更加深层次的民族精神文化。

由于受五行学说的浓重影响，古代中国人的基本宇宙观念就是天圆地方，天地上下又分为东、南、西、北、中五方，它们分属木、火、金、水、土五德，各具青、赤、白、黑、黄五色。或许因为这五色是天地之间五大地域的本体颜色，所以历代视五色为正色，而把五色相杂而成的颜色如青黄之绿、赤白之红、青白之碧、赤黑之紫和黑黄之骝黄，看作间色。古人认为，正色的象征通常是正面、积极、向上的；间色的象征是负面、消极、低下的。班固《汉书·王莽传赞》中称王莽的政权是“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意思是说王莽新政就像间色、邪音和多出来的月份一样，是非正统的、不合法的。《礼记·玉藻》：“衣正色，裳间色。”孔颍达疏引南朝皇侃曰：“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骝黄是也。”朱蓝为正色，故常用于比喻纯正的品德和文风，《文心雕龙·情采》：“正宗耀乎朱蓝。”绿为间色，所以扬雄《法言·吾子》：“绿衣三百，色如之何矣。”注曰：“绿衣虽有三百领，色杂不可入宗庙。”

颜色赋予的涵义，与统治者的提倡有直接关系。紫色是蓝红合成的间色，其象征意义应该是负面的、消极的，本来不被人们所看重。可是，由于皇家的提倡，紫色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飙升为压倒一切的主色，几乎成为帝王的专用颜色，是皇帝化身的象征。《后汉书·霍谞传》注：“天有紫微宫，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之宫象而为之。”紫微宫，星官名，在北斗以北，以北极为中枢成两屏藩的形状。《广雅·释天》：“天宫谓之紫宫。”帝王为天帝之子，即天子，天子所居宫殿为紫宫。紫微宫成为皇宫的代称，紫城指皇帝居住的区域，以紫微垣喻帝居，故称禁中为紫禁。帝王的服饰尚紫，其它与皇帝行为有关事物都冠以“紫”，如诏书用紫色泥封口而称紫泥或紫书；紫历，指王朝享国的年数；甚至紫气也成为附会帝王、圣贤的祥瑞征兆。紫色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是非常复杂的，它通常是人的感情和主观观念的体现。

许慎《说文解字》中出现的众多颜色字：“红”、“绿”、“紫”、“绛”、“绯”、“素”、“缟”“绀”、“綦”、“缁”、“缇”、缥”等。显然，这些都是形声字，以“糸”为惟一的表义偏旁。“糸”作为细丝，乃是古代人们主要的人工服饰质料。由此不难发现，在古人的心目中，颜色与人的衣饰似乎具有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古代服饰的颜色具有区分贵贱及官职品位的意义。不同的时代中，同一种颜色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古代官服颜色是职位高低的象征，是有严格规定的，不可随意穿戴。战国以前，服色还没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帝王之服色，百姓可仿效，故有“邹缨齐紫”之谓。《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由此可见，服色逐渐具有区分贵贱意义，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摘编自佚名《浅析中国古代的颜色文化》）

弟弟的来信

中师毕业的弟弟高高兴兴去清泉乡小学报到，以为那是个好地方。两天后回来了，垂头丧气地闷在家里。我问了许多遍，弟弟才闷出一句话：那不是人呆的地方。

一天后弟弟又走了，是爹拿着木棒撵了二里多地撵回去的。爹一直在骂：咋不是人呆的地方?只要有人住，就是人呆的地方!你个兔崽子，要再随便跑回来，瞧我打断你的腿!

于是我就不能瞧见弟弟的人，只能隔上一段时间天外来客式的瞧上弟弟的信了。弟弟说：

“这是个兔子不屙屎的地方，没有电，没有水，如果拍鬼子进村的电影，这里最合适。”爹听完哼一声，说：放狗屁!

后来弟弟又来信了，说：经常能吃到乡亲们送来的肉块，红红的，白白的，因为他们的孩子认字了。那种肉很好吃，吃得很多，后来才知道是耗子肉、蛇肉．又全部呕了。我笑着读完信。爹却一脸慎重：“那肉我吃过．味道很好。”我问哪一年吃的．爹说是三年灾荒时期。

再后来，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件毛皮坎肩。爹摸摸，惊呼：“黄鼠狼皮的，真不容易。”弟弟附信中送来了几句话：“乡亲给的。想爹年事已高，送给爹吧!．．爹把坎肩摸了又摸，说：“寄回去。”我取出了纸笔说：“捎带着写封信吧。”爹蹲在大门口抽烟，闷闷一口，闷闷一口，闷了半宿．闷出一句：“勿挂念。”

那件黄鼠狼皮坎肩后来弟弟卖了，换采一点钱，买了些粉笔、教具之类，信中说：没有粉笔的日子，就用抹布蘸了水写，水一干，字就消失了，这倒反而提高了识字的速度，全乡比赛，夺了头名!弟弟寄回一张奖状。爹看了又看，说：”贴上，哪儿显眼贴哪儿!”

没有粉笔使用的事儿吓了我一大跳，小心翼翼地寄信去问。弟弟回信说：“张艺谋拍的《一个都不能少》，看过吧?人家小魏老师有一个学生跑去打工，她去找，不仅找回了学生，还找回了一车学习用具。我呢?我的学生让他少都少不了!因为，乡亲们就算累死饿死，也不会让儿女们休学!”

再后来来信：弟弟谈自己的事情就少了．提他的学生渐渐多了．全是些猫三狗四的名字．

谁谁谁的名次提前了，谁准谁考了满分，谁谁谁到乡里、市里比赛啦，等等。我高声读信．爹在一旁就直点头。我把信读完了，爹还在点头：“不孬，咱于老三的儿子，不孬……”

我把爹的夸奖给弟弟寄了去。弟弟来信说他哭了。

过春节的时候．弟弟没有回来。爹提了红灯笼在村头站了半宿，弟弟还是没有回来。

年还没有过完．爹终是耐不住了，闯关东似的周身挂满物品找小儿子去了。

爹是哭着回来的。爹泪汪汪地望着我：“你知道吗?你弟不回来，是舍不得那几十块钱车票。你知道吗?”爹说他瞎子似的在山里转，好容易逮着个人．上前说：兄弟，问个路。那人一回头：“啊呀一是爹!”

这以后．爹一直闷着气转悠。问问，爹说：那不是人呆的地方!

爹让我去信把弟弟叫回来：不用教书了，跟爹在大棚里种反季节菜，挣钱!．

弟很快回信了．说：决定了，不回去!弟弟还在信中说，春天到了，许多花儿都开了，学生们上山采花，不是掐断，而是连泥挖回，种在教室外，有许多蜂儿来采，很美丽……

背叛炊烟

胡宗波

“背叛”炊烟，需要勇气。

生活在鄂西南山区的人，似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已被命运圈养在了重重大山怀抱里，整日里要和炊烟相依为命。

或许是命运的驯化，温顺的山区人顾家，更恋家。每天，村人执拗地在炊烟上挂满家的味道，倔强地把炊烟定格成为家的方向。一天天，一年年，炊烟被雕琢成了人们心灵的归宿，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炊烟划出的半径。

我一直认为，我是炊烟喂养大的。少时的我，对炊烟的惦念近乎痴迷。甚至刚吃了饭，就挂念起了炊烟，盼它早点站在屋檐上，手搭凉棚，呼唤我的乳名。

在我眼里，炊烟就是宣布吃饭的口令。

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食物散发出的诱惑，无疑令我无法抗拒。至于下顿将着落在哪儿，我大抵是不会去理会的。我心里只有炊烟。发展到了最后，就算全村的炊烟同时升起，哪一道炊烟是自家的，我也能一眼分辨出。

那时，炊烟不仅滋润了我的肠胃，也滋润了我的梦。可我从来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相反，我回报给炊烟的，大多是怨，是恨：恨它营养不够丰富，恨它花样太过单一，更恨它有时还填不饱我肚子。

与我对炊烟的矛盾态度相比，父母从来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他们能看懂炊烟的表情，也能读懂炊烟的语言。炊烟生病了，父母精心呵护着，助它早日康复；炊烟失落了，父母安慰开导着，帮它尽快振作。炊烟有灵性。虔诚的心，换来了炊烟的信任。它配合着父母，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日子。

然而，在父母虔诚的背后，其实也蜷缩着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父母领着我在日子里摸爬滚打的同时，矢志不渝送我去读书。他们已领教了日子的苦。他们不想将这种苦留成“财产”，等我去继承。为了孩子长远计议，父母替我谋划着对炊烟的“背叛”。

背叛，是需要勇气的；勇气，则需要成本。为了抵抗不断膨胀的生活，搀扶起勇气，父母几乎把腰弯得和大地平行，瞪大疲惫的眼睛，在日子里翻拣着能对抗生活的元素。其间，父母还要顶住村人随手扔来的冷嘲热讽。那大都是些认为读书没用的村人。他们将自己的讽刺和挖苦当“礼物”，总是不失时机地免费赠送。

父母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向导。站在父母的“背叛”上，我把父母的期望打包，系在肩膀上，在“背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若干年后，我彻底“背叛”了炊烟，走出了乡村。在异乡，任我踮脚眺望，却看不到一丝炊烟。内心的空虚惆怅如同滚着的雪球。在炊烟的浸泡里长大的人，炊烟就是他的根。一个人，一生里烙印着三条根，那是从国别、地域、家庭三者文化差异中沉淀出来的。“背叛”了炊烟，就斩断了地域和家庭这两条根，我这一生，注定将处于失根后的无根状态。这时，在记忆里存活的新鲜炊烟，仿佛一封封家书，用眼眸盖上思念的邮戳，不时呼唤着我回去。

每一年，我都会回故乡，只为亲手摸摸升腾的炊烟。摸着它，我才能暂时找回丢失已久的乡音，才能短暂回收久违了的内心踏实。

这些年，每次回去，家乡都有变化。村人的生活水平真正像是芝麻开花。在欣慰的同时，我却觉得与故乡又生疏隔膜了几分。现代化的炊具，不断打压着炊烟氤氲的范围。我希冀的炊烟，越发地单薄瘦削。

尽管，那些还对炊烟心怀感恩的人，就像我父母，还忍受着烟熏火燎，顽强地坚守着，但他们培育的那点炊烟，不过蚍蜉撼树。我知道，终有一天，故乡会被膀阔腰圆趾高气扬的现代化日子改写。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再也看不到炊烟。我更知道，一缕缕炊烟，终会在我记忆的窖藏中酝酿成一种乡愁，继而在我的记忆里，站成一道道风景，更站成一位位亲人。背叛，总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了炊烟，也就失去了故乡，再也没有远道而来的消息，能把一种叫幸福的感觉催生。失去了炊烟，我们注定还有别的希望。

（选自《人民日报》）

乌镇的修辞

茅盾、木心这两个乌镇之子，应对乌镇熟稔于心并萦回于异乡的梦中。

茅盾，1896年生于乌镇东栅，本名沈雁冰，后外出求学、从文、投身社会变革运动，先后用过几十个笔名，最终以“茅盾”和《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小说确立其在中国文坛的位置。“茅盾”这一笔名，显影出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左翼文人的苦闷、犹豫和矛盾——人生困境表现为语言的困境。正因这双重困境，他在1949年之后处于一种微妙、尴尬的位置，反复检讨其内心与行动的革命坚定性，站在了那些表面上从来没有苦闷、犹豫和矛盾的文人的偏远处。而正是这种“偏远”赢得我的敬意，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小人物的敬意，分量不大。

在乌镇上可以找到茅盾笔下林家铺子的原型——一家老杂货店，现改成专营字画古玩的商铺，在观前街茅盾故居对面。当然，眼前的老板并不姓林，却按《林家铺子》里的描写来打扮自己，着长袍马褂，表情灿烂像乌镇上的晴空，没有一丝面临破产的忧愤。我伏在柜台上问他，那林老板的后人还在乌镇上否？他说，都去了国外。因茅盾小说，一个普通店铺有望永远保持其格局而不被拆迁，显现出了修辞的力量。

木心，本名孙牧心，1927年生于茅盾故居附近一富裕人家，入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求学，师从于刘海粟、林风眠学习油画。1971年蒙冤入狱，三根手指被折断，仍坚持写作，在纸上画出白键黑键“弹钢琴”，后获释。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以作画、讲学谋生，后尝试写作，出版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十多部，像文坛突然出现的一个新人，语言充满汉语言的诗意、别致，例如：“公园石栏上伏着两个男人，毫无作为地容光焕发。”“昨夜有人送我归来，前面的持火把，后面的吹笛。”“秋天的风都是从往年秋天吹来的。”——这风，也都是从乌镇吹来的吧？晚年，木心乘风还乡，2011年辞世。

木心家的“孙家花园”，是乌镇最美的私宅。花园应该有鲜花和如花的女人。当时乌镇码头上搬运的麻袋，都印着一个“孙”字。仆人打扫房间，把花瓶抱出抱进重新摆在案头时出错，会遭到主人责备：“怎么把明代的花瓶搬出来了——去，摆宋朝的，要记住样式的不同。”一个富贵华丽之家，1949年后相继改造成为农具厂、铁器社、五金轴承厂，乃至成为野草高过围墙的废园。九十年代，木心声名大动于华语文学界，乌镇政府开始在画家陈丹青指导下，于孙家花园原址重建“晚晴小筑”。2006年，木心回乌镇在此居住五年，去世，晚晴小筑改为“木心纪念馆”，展有各种版本的木心著作、手稿、乐谱，及其用过的写字台、礼帽、皮鞋、手杖等遗物。依然是修辞的力量，在挽留一个人的余温和气息。

木心不是游客，大概不会喜欢乌镇的面目一新。在剧变中的故乡，一个人，反而会加重异乡感吧。孙家花园转化而成晚晴小筑，木心如落叶转化成树根处的泥土，大约会想：乌镇还在乌镇吗？我还是我吗？“从前的那个我如果来找现在的我，会得到很好的款待。”木心这样说，充满对“从前”的留恋和对“现在”的谅解。从前的玉勒雕鞍、锦帽貂裘，现在的霜天断雁、淡茶清酒。

留恋和谅解，我大抵上也是如此态度，对乌镇，对青春。

（选自2017年第3期《散文选刊》，有删改）

材料一：

自5G面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就是，5G技术跟传统的3G、4G技术有什么区别？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介绍，传统的3G、4G技术主要影响人们的通信方式，而5G主要应用于“人—机—物”互联，将解决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沟通，更多的是实现与垂直行业融合，提升垂直行业信息化水平，“5G的大规模应用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社会信息化水平将显著提升。人们每时每刻都能享受高速宽带网络冲浪服务，打破环境、时间限制。”

技术的进步往往是层累叠加，比如越来越快的处理器，越来越清晰的屏幕，以及越来越快的网络速度。这些变化甫一出现，便将带来革命，科技创新无疑会使这场革命加速。2019年将是5G元年，也将是5G竞争真正开始的一年……

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彭木根表示，“人—机—物”互联未来将成为常态，物联网或成为最大的主战场，各种物联应用将层出不穷，同时，彭木根也提醒，5G技术在为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因其特有性质，也将带来信息安全和用户个人隐私等方面的问题。

(摘编自《全国两会“联姻”5G：科创引擎轰鸣，强国未来可期》，2019年3月3日，人民网)

材料二：

材料三：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消息，近期，西班牙、德国、奥地利、阿联酋等多国业界相继表示，不会排斥中国企业的5G技术，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将向中企5G技术打开大门。当前，全球移动通信网络正面临从4G向5G过渡的关键时刻。5G具有速度高、反应快容量大等特点，有助于大幅提升沟通效率，在与其他行业结合后，能够加速产能转换与技术创新。5G的到来，将为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带来重大变革。目前，在5G标准版本中，中国企业占有重要份额，并在大规模天线、超密集组网、车联网等关键技术方面具备领先优势。中国有可能成为最先实现5G商用的国家。为了抢占先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这个技术进步的潮流中落后。欧洲等地区业界以及舆论普遍指出，排斥中国企业可能导致自身5G普及的速度变慢，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因“安全原因”而对中企采取压制的做法，业界广泛表示，网络安全的未来应该取决于事实而非臆断和凭空指摘。欧盟委员会警告“不要在片面分析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