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百姓

赵 新

村里人把在国家机关正式上班的人叫作公家的人。他就是一个公家的人：市政府上班，名张亦然，男性，35岁，举止文雅，某某局办公室主任。

过了中秋节，草木上有了一层霜雪的时候，张亦然到郊县下乡。办完公事开着车往回走，张亦然看见了大路旁边红了叶子的柿子树，红了叶子的柿子树上挂着密密麻麻的大柿子，那柿子就像灯笼一样，红得耀眼，红得透明，红得热烈。正是傍晚时刻，夕阳西下，山野苍茫，那一棵又一棵的柿子树就是一团团烈火，就是一簇簇落霞。

心里一激动，张亦然就把轿车靠路边儿停了下来。张亦然是个喜欢吃柿子的人，张亦然的夫人是个非常喜欢吃柿子的女人，张亦然12岁的女儿是个特别喜欢吃柿子的孩子。他们一家三口，脾气秉性各不相同，但都喜欢吃硬柿子、脆柿子。

下了车，立在田埂上看了看，前边的村庄炊烟缕缕，朦朦胧胧，有饭香时隐时现地飘过。张亦然感到很有诗意，也感到很是奇怪：这么繁茂的一大片丰收的柿子树，怎么没有看护人员呢？

张亦然笑了，抬手在树上摘了三个柿子，心里说：“够了，我们家一人一个，拿回去尝尝新鲜，意思到就行了，切不可‘人心不足蛇吞象’，摘了一个又一个。”张亦然走了几步又返了回来，又从树上摘了三个：啊，我反正是来了，反正是摘了，那就好事成双，一个人吃两个吧！

这一次他拔腿要走时，背后响起一声怒喝：“站住！你为什么偷我的柿子？”

张亦然浑身一颤！回头一看，一位老汉从柿子树后面转了出来。老汉中等个头，黑红面孔，身板硬朗，60岁左右。在一片落霞里，手里握着的镰刀寒光闪闪，给人冷飕飕的感觉。

张亦然立在那里，低头说：“大叔，您好。我错了，我不该摘您的柿子。”

老汉走到张亦然跟前：“光天化日，你那是摘吗？你重说！” 张亦然血红了一张脸：“老人家，是偷，是偷。”

老汉不依不饶：“你说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呢？无非是拿出一些钱，赔偿人家的损失罢了。张亦然很虔诚地问：“大叔，您说吧，您要多少钱我给您多少钱！”

老汉从头到脚把他大量了一番，然后问他：“你能给多少钱？”

张亦然没有说话，从兜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一伸手递到了老汉面前，他想早些回去。

老汉斜斜地看了张亦然一眼，啐了一口唾沫说：“你很有钱是不是？你太小看人了，我几个柿子能值那么多钱？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张亦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赶紧把那张100的换成50的。

老汉把张亦然的手推回去：“多，多，多！”

张亦然又换成20的。

老汉把脚一跺：“多，还是多！”

张亦然真的迷惑了。他说：“大叔，我还急着赶路呢。求求您，您老人家高抬贵手！”

老汉缓和了口气，很认真地问他：“看你也是一个公家的人，你说这世界上只有钱才能解决问题吗？”

张亦然马上回答：“当然不是。还有政策，还有章程，还有纪律，还有思想觉悟，还有真诚和友谊，还有人格和品质……”

他把那六个柿子掏出来，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老汉面前。

老汉说：“还有规矩，还有教训，还有良心！同志，你给我5块钱算了，5块也不少啊！”

张亦然把一张10元的钞票塞到老汉手里，说自己身上再也没有比这小的零钱了。

老汉说：“你一位国家干部，为什么要在野地里摘人家的柿子呢？”

张亦然很难堪，很羞臊。他眨了眨眼睛，低下头回答：“大叔，我老娘已经上了年纪，她非常喜欢吃新鲜柿子，作为她的儿子，我……”

老汉挥了挥手：“明白了，你走吧。同志，我想搭你的车回家，到前边那个村你给我停一下，行吗？”

张亦然拍手欢迎：“大叔，那太好了，您收拾收拾，就来上车吧。”

想了想，张亦然又问了一句话：“老人家，您挺好，您是村干部吗？”

老汉摇了摇头：“哪呀，我就是一个老百姓，就知道耕种锄耪收获庄稼！”

太阳已经落山了，山野一片烟霭，一片朦胧。老汉坐上张亦然的车之前，张亦然足足等了他15分钟。

第二天张亦然上班时突然发现他的车里有个鼓鼓囊囊的书包，书包里塞满了红得透亮的柿子。张亦然倒出来数了数，一共18个。还倒出来一张10元的钞票。

张亦然沉默了，心里却波涛滚滚：这柿子是给老娘吃的吗？可老娘远在乡下，有千里之遥。这柿子不给老娘吃吗？可那话是他亲口说出来的……

张亦然拿出那张钞票看了又看，倏忽之间，闻到了一股汗腥。

（选自《百花园》，2019年第1期，有删改）

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时还是一位音乐家。孔子对音乐的兴趣与他对周礼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南宋史学家郑樵曰：“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孔子对周礼的倾心追慕和深入钻研，使他对“音乐”的社会文化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

“礼崩乐坏”之所谓“乐坏”，一方面表现为周代典章制度中用以昭示“以仪辨等”的用乐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贵族群体审美倾向的转移，即厌古乐而喜新乐。二者的实质，都是“乐”与“礼”的分离，即“雅乐”精神的失落。孔子适逢这段文化裂变期的时空中心，对行将失落的周代雅乐进行修复、改造和传播，是他必须面对的、不容回避的文化使命。

“正乐”是孔子为纠正礼乐秩序倾颓采取的重要措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载：“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的“正乐”是对《诗》的乐章和音律的规范整理，使之符合周礼对雅乐的要求。

孔子的“正乐”还包括对乐器使用制度的维护。《左传》记载：成公二年，卫国侵齐，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救了卫国主帅孙良夫，卫穆公想赏给他城邑，却被仲叔于奚辞谢了，而请求得到诸侯用的曲县的乐器和马饰。对于这件事，孔子认为，“不如多与之邑”，因为“器以藏礼”，曲县的乐器制度和繁缨的马饰，都是诸侯才能用的礼器，仲叔于奚本为大夫，因战功而拥有这些礼器是不恰当的。乐音和乐器在孔子那里，不仅是供人欣赏、上下和合的表演艺术，也是载礼之器、行礼之仪，因此孔子“正乐”的实质在于为乱世“正礼”。一提到“正礼”，总会有人把它与简单机械的“复古”联系起来，仿佛孔子总想以一己之力，紧紧握住历史前进的车轮，使其倒退到西周时代。其实不然。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礼记·中庸》）孔子对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一方面礼崩乐坏，另一方面复兴礼制的呼声四起，特别是理性主义、辩证思想的集中出现，为春秋士人对西周礼乐制度的反思和超越提供了历史依据。

因为“正乐”即“正礼”，所以孔子在谈及自己的为邦理想时，多次强调要“放郑声”。孔子说“郑声淫”“乱雅乐”，是因为郑、卫地区的音乐十分讲究艺术技巧，情感力量大于伦理力量，世俗的娱乐之情大于典礼肃穆之情，不符合周礼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的艺术精神。孔子对郑声的放逐并不意味着对音乐美学功能的忽视。事实上，孔子是第一个指出音乐美学功能的人。孔子说，如果没有音乐，礼的仪式就会显得质补无文。“文”这个概念在孔子的语义系统中是宽泛多样的，但无论是指社会文化还是指个人修养，都明显包含着感性形式美的意义在内。孔子所说的文，是包含了审美的，没有文，也就没有审美，没有音乐参与的礼是素的，是不文的，也就是不美的。“乐”之于“礼”的功能，是礼在形态世界中美的呈现。经过孔子整理发展的周代“礼乐”，“礼”不再是苦涩的行为标准，它富丽堂皇而文采斐然，它是人的文饰，也是导引人生走向理想境界的桥梁。

（摘编自赵玉敏《孔子和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