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60 年代起，随着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引起了国际人士的关注。人们一般认为这些国家（地区）经济奇迹的创造，跟他们信奉或推行儒家文化有关。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儒家为核心的国学再次进入国人视野并受到热捧，儒家思想在当前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首先，儒家思想有利于精神充盈。与人要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来满足物质需求一样，人类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同样需要付出辛勤的劳作，只不过这种劳作需要通过修炼的方式来完成。在儒家看来，人最重要的价值以及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精神。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要想获得人的至高价值，就要有对人之为人的正确认识。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知行合一，精神充盈的过程才算完成。其次，儒家思想有利于人际和谐。儒家的精神修养说以“仁”为基础，因而它能促进人际关系的改善与社会风气的好转。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但如此，孔子还指出了“仁”由近到远的实施方法，他说，“仁者爱人”，“爱必由亲始”，所以，“孝悌”是“仁之本”。孟子更是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儒家不仅重视人际关系，也十分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种有着既爱他人又爱万物的“民胞物与”思想，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充满温情。儒家思想还有利于文明养成。儒家不仅提出“仁爱”思想，更是通过“礼”和“仪”把它落实于人的行为之中。儒家文化的“礼”，既是一种修养，又是一种规范与秩序。作为修养，它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至诚至敬；作为规范，它要求人们对不同人与物要有不同礼数；作为秩序，它要求人们在不同领域遵守不同规则。儒家也很重视丧礼和祭礼，孔子的学生曾子就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当然，儒家思想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明显的重义轻利、重私德轻公德等弊端，我们不能因今天精神匮乏就盲目推崇儒家思想。毕竟我们在解决精神文明问题的同时也需要强大的物质文明，可这些单靠儒家思想是无法根本实现的，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念明显不合时宜。因此，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节选自杨生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有删改）

台风的功与过

①台风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急速旋转的热带气旋，它像在流动江河中前进的涡旋一样，一边绕自己的中心急 速旋转，一边随周围大气向前移动。由于台风带来的狂和暴雨常常会造成人类重大的生命或财产损失，因此，人们提起台风总是望而生畏。然而多数人并不了解，如果没有台风，人类可能会遇到巨大的生存危机。客观地说，台风有过亦有功，而且台风的功甚至大于过。

②盛夏时节，我国由于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常严重干旱，造成大片农作物干枯，这时人们会盼望台风带来降水。台风降水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夏季降水的主要，根据统计，这些地方每年7月—9月有59%—76%的降水是台风带来的；未来，由于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自然降水将越来越少，而台风带来的暴雨性降水和丰富的风能资源量所占比重将增大。

③台风可调节地球温度，维持全球热量平衡。台风最高时速可达200千米以上，巨大能量的流动在直接给人类造成灾难的同时，也使地球保持着热量平衡。台风发展和维持的主要能量是水汽凝结释放出的潜热能，其水汽主要来自低纬度的热带洋面；随着台风从热带向中高纬度地区的移行，由其携带的大量热量和水汽即从热带输送至中高纬度地区，它给酷暑难熬的人们带来了清凉。

④台风 一方面通过缓解高温酷暑，节约了因防暑降温支出的生活用水和用电量，缓解了电力的紧张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大、中、小型水库蓄满水，使水力发电机组正常运转，从而节约了大量原煤；而且台风登陆时陆地下垫面会迅速削弱其风速，因此风害也被大大减轻，甚至不再成害而可以被人们用于风力发电。

⑤台风过后海洋表面温度明显下降，其原因是台风中心的低气压、近海面的巨大风力和强烈的气流旋转迫使海浪剧烈运动、海水上翻。由于海水上翻，海洋底部的浮游生物和营养物质会被卷上来，鱼饵增多，自然有利于鱼群生长。

⑥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益处外，台风的气压会引发地面上无法察觉的“慢地震”，使地壳中的能量逐渐释放，避免产生大型地震。慢地震是以数小时到一两天的时间，用温和的断层滑动方式，释放地底能量，与一般地震在数秒、数分钟间产生剧烈的震动方式完全不同。2009年6月，英国《自然》杂志上刊发了我国台湾地区一个研究团队的论文，文中数据表明，每年侵袭台湾的台风在地震活动上扮演了压力阀的角色，会引发长时间而缓慢释放能量的慢地震，这或许反而让台湾免于受到可能造成摧毁性灾难的大地震的侵袭。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①中国人喜欢赞美苦难，认为苦难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从而使一个人变得坚强和伟大。过去有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因而，现在的“成功人士”都喜欢把自己的过去说得一无所有，几乎每一个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告贷无门，最后忍辱负重，不惜腆颜事敌，终获成功。流风所及，甚至一篇普通的中学生作文也总是喜欢讴歌母亲的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终将自己拉扯成人。但母亲的苦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谁应该对这种苦难负责？但在这些作品里，现实的苦难远远没有浪漫的抒情重要，不但不重要，好像还应该感谢似的。

②其实，苦难并不总是孕育伟大。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中国人在讲到苦难时，喜欢引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①》；屈原放逐，乃赋《②》；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几乎所有的引用者都忽略了前面的几句话：“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谁也不能说，文王不拘就演不出《周易》；仲尼不厄就写不出《 》……

③这牵扯到中国人如何对待苦难的问题。苦难在一定的意义上，提升了人的精神品质，增强了人自我实现的能力，使得一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生命的庸碌。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转化为创造的动力，苦难转化为创造的动力是有条件的。首要的条件就是苦难的承担者必须具有非凡的毅力和超人的心智，以及对自己牺牲较低价值换取更高价值的坚定信念。对处于历史关头的承当者来说，这种选择有时会变得异常残酷。因为它不仅要牺牲自己的健康、安逸和生命，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别人的健康、安逸和生命，而且更令人丧气的是，即便牺牲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安逸和生命也不一定能换回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它需要牺牲者的才力、勤奋和机遇都处于一个比较协调的状态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的创造精神被苦难和凄惨的生活窒息。在荣誉、金钱和地位的诱惑面前，在只有按照既定的方式生活才能获得尊严的社会里，要让所有的人都顶住贫困、疾病以及各种世俗专断势力的压迫从事他所心仪的事业，未免是一种奢望；在离婚、抄家、监禁、杀戮、秘密处决、甚至灭门九族的威慑面前，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向撒旦宣战，而大多数人则选择了投降。在他们看来，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要牺牲世界上那么多的好东西来保全它，就未必值得。这就是历史上被处宫刑的人多矣，而司马迁只有一个的原因。

④其次，对制造苦难的人来说，也要有最低限度的容忍。一般来说，不能剥夺受苦难者的生命，因为生命是创造一切价值的基础。仁人志士可以不顾及自己的生命，但如果牺牲了生命也无法换取更大的目标，这种牺牲就变得毫无意义。在生命保全的前提下，牺牲者必须要能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 “文王拘而演《周易》”当然是历史佳话，但我想，商纣王的监狱里一定没有牢头狱霸，否则，保命尚且不暇，哪里顾得上推演八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冠归乡，写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隐逸诗篇，但本人自述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如果土地收归国有，房屋又面临强制拆迁，恐怕他老人家也难吟唱“归去来兮”。

⑤中国的传记作家喜欢描摹传主的不幸，最终给人一个印象：这些传主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不是靠他们自身的才华和努力，而是靠苦难本身的孕育。而且，越苦难越磨练意志。在游览长城、兵马俑、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时，我们常常听到一句陈陈相因的话：“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解说员甚至是学者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这些古代劳动人民”是不是愿意发挥他们的智慧？这些“结晶”又是怎样形成的？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不要总是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也不要总是赞美农民勤劳憨厚。如果不问选择和被迫的区分，一味赞叹受难者的勤劳勇敢，即使他们的工作真对后人有意义，也显得我们全无心肝。

⑥中国的文人学士喜欢把一切问题都“泛道德化”。一座偌大的城市十里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角排泄，论者归结为“素质低”，而全然不管市政当局的不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节用，自费买砖，亲自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媒体高度赞扬他的“主人翁精神”，而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一个云南乡村的女邮电员工资不够坐车，步行穿山，独自往返数百公里，好多地方要靠溜索穿越，记者采访完毕，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她的任劳任怨……

⑦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之为“瞒和骗”。“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真实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然后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术改进。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就这样一起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