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雄鹰和蝴蝶

迟子建

①在墨西哥城国民宫观看壁画大师里维拉的作品，那斑斓的色彩，汹涌澎湃的气势，立刻让你觉得你与大手笔相逢了。这数十米长的巨幅壁画，向我们展现的是20世纪40年代以前墨西哥民族历史的风云画卷，画面上刀光剑影，战马、铠甲、长矛、弓箭、炮火、枪支，硝烟，向我们讲述了不同时代的血雨腥风。相比于这些充满了战争意味的壁画，我更喜欢二层回廊的几幅作品，那里有头戴花冠的神灵，染布和造纸的妇女以及持锹种玉米的男人。环绕着他们的，是火山、庙宇、水渠和树木。这些风景和人物，好像沐浴在晚霞中，给人无以伦比的安详感。 

②那一瞬间，两个里维拉站在了我面前，一个是拔剑怒吼的斗士，一个是柔情似水的诗人。

③里维拉不仅仅因为他的壁画在墨西哥家喻户晓，还因为他的第三任妻子，也就是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和热爱的著名画家——弗里达·卡洛。 

④弗里达·卡洛出生于墨西哥，6岁时患小儿麻痹，18岁遭遇车祸，一根钢柱刺穿了她的骨盆，全身十多处骨折。这次事故造成的恶果，使她一生经历了大大小小三十多次的手术。然而病床和轮椅并没有囚禁她，卡洛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她在自己的蓝屋中作画。蓝屋是卡洛的出生地，也是她的死亡地。卡洛的作品，大多诞生在这里。蓝屋外的墙壁是一色的海蓝色，花园里生机盎然。这亘古常青的海蓝色和这绿树红花的花园，对比起卡洛伤残的一生，总让人有些压抑和忧伤。

⑤展厅里有很多幅卡洛不同时期的照片，她那几乎连成一体的漆黑浓重的一字眉、深沉明净的大眼睛、似笑非笑的唇角、微翘的下巴，看上去是那么的坚毅、高贵而冷艳。卡洛因为不堪病痛的折磨，依赖上了烈酒、香烟和麻醉品，它们像火焰一样为她照亮了画布时，也让她的身体经受了一次又一次静静的焚烧，将她无声地推到了悬崖边。同行者中，有人在寻找那幅几乎成为她的代表作的《断裂的脊柱》，可我不想再看刺中卡洛的钢柱，不想看她的眼泪和遍布于身的钢钉，因为已看到的画作中，她那裸露着的滴血的心脏，身上横插着的箭矢，以及那哀怨而不屈的眼神，已深深刺痛了我。

⑥1954年，她画了《生命万岁》。画面是剖开的西瓜，汁液旺盛，鲜浓欲滴，那些满月、半月和锯齿形的刀痕，触目惊心。与其说这是一幅静物画，不如说这是卡洛的一幅自画像。她的一生，正是这样，刀痕累累，鲜艳夺目。辞世的最后一天，卡洛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我希望永不再来。”

⑦卡洛是不会再来的。她和她的作品，带着鲜明的个性色彩，无法模仿和复制，已成传奇和经典。卢浮宫收藏的首位拉美画家的作品，就是卡洛的自画像《框架》。卡洛的作品尖锐、深刻、如梦似幻，法国超现实派领袖布鲁东称卡洛的作品充满了超现实的意味，可卡洛说：“我不是什么超现实派，我画的只是自己，我所经历的一切。”这句掷地有声的回答，可以看出卡洛确实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天才。这也说明，任何的流派，对于天才的双足来说，都是可笑的小鞋。

⑧里维拉和卡洛，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在我眼里，他们就是废墟上的精灵。里维拉为了复兴墨西哥文化，在废墟上翱翔，以强健的翅膀，搏击出一片幽深广阔的艺术蓝天；而卡洛置身“废墟”上，在蓝屋里曼妙起舞，浅吟低唱……

（有删改）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教育并进步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来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

如今“读书无用论”渐渐流传，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长大以后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了。

读书又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却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 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这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 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二是，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介制、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

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

天人之学是贯穿中华文化数千年发展史的主线之一。在很长时间里，一提到天人关系，人们就会想起“天人合一”，认为它是最恰当的表述。这个看法值得商榷。“天人合一”出自西汉时期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按其思想体系，这种提法其实是“天人感应”论的一种表述，变为天、人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联系，天主宰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这明显带有天命决定论的色彩。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天”的认识，大概始于夏、商时期。从西周时起，“天”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天命、天神，一种是自然界的天体。以《周易》的经文为例，其中有此对“天”的理解是指自然的天体、天象，但多数是关于天命、天神的记载。至于西周时的重要政治文献《尚书》，其中“天命”一词比比皆是。这种状况到春秋时期才发生变化，出现了重人事而轻天道的观点。

思想上的这种变化，首先见于兵家著作。齐国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首次提出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他说的“天时”，指阴阳、寒暑、四时等自然现象；“地利”指路途远近、面积大小、形势险易、环境利弊等方面；“人和”指得民心、得民力、上下同心同德。《孙子兵法》变为，军事家运用好这三个方面，才能取得战争胜利。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者缺一不可，而人和最为重要。我国古代重人事轻天道的理论于战争实践，同时又能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予以总结，因此不是思想家们空想的产物。

孟子之后的大儒荀子提出的天人之学则认为，在天人合一之前先要有天人相分的观点，这和天命决定论大异其趣，将古代的天人之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荀子本着孔子的思路，寻求“和”而否定“同”。“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建立在事物相互区别的基础上；而“同”是排除矛盾的一致，是没有生命力的单一。荀子探讨天人之学的名篇《天论》，把这个道理阐发得深刻而清晰。他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又说，“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如果看不到人的作用，只是祈求天的恩赐，就和天人关系的真实情况想背离。基于上述分析，荀子认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意思是说，只有深刻认识了天人之分的内涵，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中华文化以人为核心进行探索，才产生了天人之学、变易之学、为人之学、会通之学，构建了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荀子关于天人既相分又相合的理论，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的王充、唐代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等都 在这个重大课题上作出了贡献。历史上的宋、元、明、清时期，由于本土和外域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产生了新的思想课题，但天人之学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失去它的光泽，只是变换了形式。

（摘编自张岂之《从天人之学看中华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