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之心

张晓林

清早起来，范希文搬一个小木板凳，去院子里的那棵槐树下弹琴。槐花已经开了，一串一串挂满枝头。坐在槐树下，槐花的清香让人沉醉。这样的心境，最适合弹琴。

琴声在槐花间穿梭。槐花和着琴的旋律开始舞蹈。这个时间，范希文的妻子李氏开始下厨做饭。李氏对这支曲子再熟悉不过了，这些年来，她都是听着这支曲子做早饭的。这是一支名叫《履霜》的曲子，是她手把手教给丈夫的。范希文只会弹这一支曲子，再教他，他说：“会弹一曲《履霜》就行了，会那么多干什么？”李氏就打趣他：“我看干脆叫你范履霜吧。”

李氏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世代书香门第。这样的一个女人，也是打心底敬佩范希文的，在她看来，能遇到这样的丈夫，也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刚过门的那些日子，她那脸上皱纹多得像几张重叠的蛛网一样的婆婆，常常向她谈起范希文小时候的事，每逢谈到儿子，婆婆满脸的皱纹就一下子舒展开来。

婆婆说：“希文进京赶考前，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为给家里节省点口粮，他就住进了淄州长白山下的一座寺庙里，和他一起住的还有个姓刘的秀才。每天黄昏，他们都在一口锅里煮粥，这些米粗糙无比，咽下去刮得喉咙疼。煮好一锅粥，倒进瓦盆里面，算是第二天的三顿饭了。经过一夜，瓦盆里的米粥结成了块，希文他们用刀把粥切成六块，吃的时候各捞出一块儿用开水泡着吃。”

每当婆婆说到这儿，李氏都要插话问一句：“他们也不吃菜吗？”

婆婆瘪瘪嘴，慈祥地看着媳妇，说：“有时吃有时不吃，全凭老天爷了。春夏二季，去山上寻些野葱，七八根，十几根，就着下饭；十冬腊月，雪封住了寺门，就倒上小半瓶的醋汁，加上一小勺盐……”婆婆开始用衣襟揉眼，“这种日子，希文一过就是三年呐！”

婆婆心疼儿子。在李氏看来，这三年未必不是好事，也许因了那三年里，范希文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每天睡觉前，都要核算一下今天花了多少钱，这些钱花在了哪些地方，到底该不该花。如果这些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他就会把双手搭在已经有点发福的小肚子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否则，一夜将不能入眠。第二天一定把昨天不该花的那点钱省回来才心安。

其实，希文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他的心胸大着呢。李氏很清楚地记得，在苏州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块宅基地，一个堪舆大师看后私下对范希文说：“世代当出卿相。”希文笑笑，说：“若果如此，我不敢一家独享，应为天下人所共有。”于是，就把这块地捐出建了苏州府学。

想到这儿，李氏为丈夫自豪起来。

李氏在想着这些事的时候，范希文一曲《履霜》弹完了。他收了琴。他要简单吃点早餐，然后到朝堂去面见仁宗皇帝。一想起要见仁宗皇帝，范希文的心里就有些堵得慌。前两天西京光化军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如何处理这件事上，他与枢密副使富弼的意见简直是水火不容，二人争吵得面红耳赤。今天就是要到仁宗皇帝那里去寻个结果的。

平日里，他和富弼相处得很融洽，富弼像对待长者一样地尊重他，帮了他不少的忙。但希文也深知富弼的脾气，犟得很，他认准的事，八匹马去拉，他也不会轻易回头。这年暮春的一个上午。范希文和富弼一同站在了仁宗面前。仁宗问：“光化知军弃城逃跑一事如何处置，二位爱卿可商议好了？”富弼率先往前迈了一步，口气决绝地说：“应按军法处置，斩了他！”仁宗看了看范希文。范希文不慌不忙地向仁宗行了君臣之礼，然后说道：“光化城既没有城郭，也没有兵卒，强盗来势凶猛，光化知军不逃匿躲藏，他又能如何呢？望陛下从轻发落。”仁宗沉思了一下，说：“准范爱卿的奏。”

走出朝堂，富弼的火气还没消。范公太宽容罪犯了，这让仁宗如何治国！他第一次对范希文说出不恭敬的话：“参政是想修炼成佛的啊！”范希文笑笑：“我只是个普通人，不想成佛。但我的话有道理，等到政事院再给你细讲。”

富弼愈发显得不高兴。

到了政事院，二人坐下来，范希文从容地问：“你希望把皇上教唆成一个暴君吗？”停了停，他放缓了语气：“仁宗还年轻，我们岂能动不动就教他杀人，等他杀得手滑了，不但我们做大臣的常会有杀身之虞，天下百姓也会因此遭殃啊！”

富弼猛然惊醒，额头的汗水密密一层。

范仲淹，字希文，书法方正清劲，通脱儒雅，一如其人。

（有删改）

民法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民法典编纂历来是成文法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工程。如今，中国的民法典编纂工作正在蹄疾步稳地推进，这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举措。

从历史上看，民法法典化能够成为影响世界许多国家的一场运动，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是民法法典化顺应了以集中立法承认和保障民事权利的需要。编纂民法典，可以将对民事权利和义务的理性认识和实践经验固化在体系完备、逻辑周全的法律形式里，尽可能从立法上实现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二是编纂民法典往往能切实推动社会进步，为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支持，为现代工商业繁荣铺平道路。

我国编纂民法典，必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尚处在大变动之中,不具备制定一部体系完整的民法典的现实条件。因此，立法机关首先制定了一批社会生活急需的民事单行法，待时机成熟，再考虑制定民法典。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取得很好效果，体现出立法智慧。从那时起,我国陆续制定了民法总则、继承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从各方面看，在民事法律基本形成体系、国家经济社会获得巨大发展的情况下,编纂民法典已具备较好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适时作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人们期待编纂一部体现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民法典来促进民事法律秩序更加健全，加强对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规范市场秩序和保障交易安全,推动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因此,编纂民法典既是我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必然，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应当指出的是，编纂民法典是对分别制定、现行有效的民事法律进行科学整理。不仅要刪繁就简，还要对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对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这就要继续运用立法智慧、发扬科学精神。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中国民法典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体现民法典的时代性。各个国家和地区编纂民法典的时代背景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法国民法典制定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之时，因此法国民法典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我国是在21世纪编纂民法典。当今的中国，有5000年文明传承，也有工业时代的特征,更有信息化时代的特征。因此，我国民法典既要吸收传统文化精华、符合工业时代需要，也要满足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体现民法典的民族性。民法典编纂要立足中国，体现民族特色。一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的具体制度和内容中，融入民法典编纂全过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强化规则意识，增强道德约束，倡导契约精神，维护公序良俗。二是将我国独有的民事制度在民法典编纂中予以完善和发展。

(摘编自孙宪忠《让民法典编纂体现时代性与民族性》

   一到冬季东南亚就会出现危险病毒在传播的消息，这已成为一种传统。中国内地—香港—泰国这个“传染病三角区”此次也不例外。泰国爆发的禽流感（几乎200万只家禽遭感染）还夺走了一些人的生命。1997年的历史再度上演，当时香港有6人死于这种疾病。

动物疾病能传染给人，这并不新鲜。这是一个自然且十分古老的过程。俄罗斯医学院伊万诺夫病毒研究所主任德米特里·利沃夫说：“病毒、微生物以及一切致使人类患传染病的病菌都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体的。在人类走出洞穴和动物受到驯化的几万年间，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菌转移到家畜身上，再由家畜传染给人。”难怪医学界很早以前就试图将大规模流感的责任归咎于动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对流感这种令人困惑的疾病的解释是因为周围马和猪患病。19世纪，在布哈拉酋长国行医的俄罗斯大夫认为，游牧部落患流感与大量养马有关。甚至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爆发，顷刻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一开始也被认为是“猪流感”。只是到了后来才搞清楚，这种疾病其实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近年来对于普通人来说，真正骇人听闻的是“禽流感”。对新疫病的恐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严重的疫情有可能导致60%的人口受感染。在官方证实的患禽流感的人中，多数病例是致命的。这是否意味着，禽流感带给人类的是无法回避的灾难？

世界卫生组织流感问题专家尤里·根东说，如果自然界并不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的话，就不会在不同物种之间设置防传染屏障。禽类病毒要传染给人是很不容易的，否则人类早就灭绝了。几年前在英国做过一项实验，给志愿者接种禽类常见的各种流感病毒，结果无一人感染。要使病毒进入机体细胞并开始传播，必须具备一种能使血红蛋白分解的特殊酶。进入每种动物的机体都得有一把钥匙，禽类病毒没有进入人体的钥匙。人患上禽流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首先必须是人的免疫机能或其他系统出现紊乱。当然，这种紊乱的特点还有待研究。泰国人口6000万，约200万只家禽感染病毒，禽流感以闪电速度迅速蔓延。但即便如此，已确诊的感染者仅为12人。

专家谈到的另一个情况能够平息对禽流感日益加剧的恐慌。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整个历史上，这种疾病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官方记录只有两例。目前尚无人受到病人的传染。因此说疫情即将来临显然过早。不仅仅出现过禽类灾难，尤里·根东说：“现在很少有人记得上世纪60年代美国士兵感染猪流感病毒的事了。那时，美国也作了疫情来临的准备，甚至迅速生产了1.5亿支疫苗制剂。”结果疫苗不仅没用上，还在接种时带来种种麻烦，耗费大量资金，尚未发生一例人与人之间传染猪流感的事件。可见，物种间的防传染屏障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