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鲁迅正在离我们远去，周作人正在向我们走来，我却并不以为然。我是31年前读的鲁迅，1年前读的周作人，中间隔了30年，但鲁迅仍然离我很近，周作人仍然离我很远。

一个人，在他的青年时代，首先读的是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可能对他的一生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个时代，是提倡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对于今后整整一代人也会产生很不同的影响。对今日中国青年，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更需要的还是鲁迅而不是周作人。周作人与鲁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这不仅是从文学史角度的评价，而且是就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的。鲁迅，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而且是新的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重铸者；鲁迅所批评的不仅是那一种制度那一个阶段那一派文化现象，而且是在几千年封建文化“酱缸”浸泡中、在近百年半殖民地政治“囚笼”扭曲中霉变畸形的民族灵魂。鲁迅积其一生之力铸造国人的灵魂。他自己也成为我们民族的不朽灵魂。周作人也曾是新文化的发言人，也曾是传统伦理文化的批评者。但很快，新文化只沦为他的工具；他仍然以传统士大夫心态用冲淡的白话语言去娴熟地把玩起中国器物文化来。悠悠五千年，中国的器物文化博大精深，世所罕匹；吃喝玩乐衣食居行，随手拈来就是文化，就是文明。这自然使周作人大有用武之地——今日提倡“玩文学”的青年哪能玩过周作人呢？玩物丧志，周作人最终几乎是自愿地出卖自己的灵魂成为民族的罪人，这并不偶然。如此一个周作人如何能与鲁迅相比呢？

今天的周作人可以摆在地摊上大畅其销，因为它好读——茶余饭后，躺在沙发上，借周作人之笔触，摩挲一些小摆设，品味一些小感触，体验一下昨日的民族风情，未必不是一件乐事。何况今日玩风甚盛，有闲者甚众呢？而鲁迅是不能躺着读的，重读鲁迅我仍然时时如针芒在背，为自己的灵魂所承受着的拷问。中国知识分子都应经受鲁迅的拷问——因为鲁迅本人已经千百遍地拷问过自己。传统文化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积淀形成的某些劣根性，是难以自省自察自知的。但它却是妨害我们民族进取现代文明的痼疾。一个民族具有庸人气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人自卑自负又自慰的阿Q精神。德国在普鲁士时代曾经是庸人气息弥漫的民族，但经过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批判，经过贝多芬这样伟大的艺术家的陶铸，百年过后的德意志民族已是世界上最有自信和自尊、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之一。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当代意义正在于此。虽然今日中国的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据说已到了可以说“不”的时代，但从器物文明建设上处处散发出来的暴发户气息中，从种种时髦的学术论争和学术命题所暴露出的盲目的民族自卑与自傲文化心理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唤出阿Q主义的味道——今日之新国粹主义不正是在国学热、国故热中疯长么？如果我们不能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培育出刚健峻拔的民族品格和自信自谦的民族精神，最终，精神的贫乏将使中华民族难以真正崛起。

当然，我并不排拒周作人。今日中国毕竟处于歌舞升平的时期，有些人欣赏周作人也很正常。但不能以此排拒甚至贬低鲁迅。尤其作为民族精神体现者和创造者的知识分子，不能媚俗从众、丧失操守，不能靠作翻案文章靠出卖民族的良知，哗众取宠，谋利发财。在鲁迅的伟岸形象面前，周作人永远是一抔黄土，鲁迅，不应也不会离我们远去。

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在很多人的观念里，现在的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在中国文化中，从西周以来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它的思想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是16世纪以后传教士们从中国传回去的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重点就在于人不是由命运主宰的，不是神的奴隶，而是要靠自身德行的提升。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以“德”为本，而不是外在的“天命”。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大学》的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第一个“明”是发扬光大，第二个“明”是形容这个德是光明正大的。每个人都有明德，我们要把它发扬出来。《大学》还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中间修身是关键，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自我德行的提升和完善，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认识上，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提升自己。

为了 不断提升自我的德行，就必须防止物欲的引诱和腐蚀，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先秦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在书里记载了一句谚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思是说，君子能够控制和管理物，而小人会被物控制住。《管子·心术》亦云“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人如果放纵自己，对欲望无止境地追求，就会被物控制住，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而沦为物的奴隶。随着科技的发展，受“科技万能”思想的影响，人类喊出了“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为了满足贪欲，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改造异化成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掠夺，这使人沦为物欲的奴隶，也使人本主义逐渐被异化为人类要去主宰天地万物的“人类中心主义”了。

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传统是“以天为则”。人绝对不能去做万物的主宰，相反，恰恰是要向天地万物学习，道法自然。天地有很多品德。我们看到天地从来没有因为喜欢不喜欢而舍弃一些东西，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也是光明普照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地是这样广大无私，包容万物。天地又是非常诚信的。我们观察天的变化之道，看到春夏秋冬四时是没有差错的，这就是诚。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也就是说，人道是从天道学来的。天道是诚，所以我们人也要诚。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化讲的是“天人合一”，其实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在德行上的一致。

（选自《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有改动）

从整体而言，大和以后的诗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是为“晚唐”。从表面上看，晚唐诗人的苦吟精神或许颇近于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然而杜甫的诗兴或萌生于民生疾苦等社会现实，或有感于悲欢离合的内心情思，或触发于山川云物、草木虫鱼等自然景物，为情造文。晚唐诗人则陷入了一种为文造情的窘境，咏物与咏史两类题材在这一时期也便特别繁盛。诚然，晚唐诗人并未满足于咏物与咏史这两类题材，他们也力图开拓新的题材范围来达到创新，但他们的求新由于胸怀眼光的原因，往往流于险怪、荒诞，与创新题材随之而来的，则是对细枝末节式的具体技巧的刻意求新。这使晚唐诗歌中律诗所占比重之大，远超盛唐、中唐诗人。然而，在存诗较多的晚唐诗人中，有多人的作品中竟无一首古风。此外，后人评论晚唐诗，凡有所称赏，大多是着眼于一联只句。甚至于辛文房评晚唐诗人云：“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语或过当，但确实深中其病。对于晚唐诗歌，沈德潜的观点是：“‘鹭鸶飞破夕阳烟’……固是好句，然句好而意尽句中矣。”在为晚唐诗风辩护的言论中，清人叶燮可谓最称平允云：“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然而若论一年花事，春花生机勃勃，元气淋漓，秋花虽美，毕竟属于“晚香”，难免呈露肃杀萧条之态。诗至晚唐，唐诗便进入尾声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