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境信的品格，无凝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于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永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从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秀”（《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句“字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社会学及人类学大师——费孝通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由于受到曾留学日本的父亲和喜欢新思想的母亲的影响，费孝通在蒙童时代就开始接受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式教育。

1928年，带着医学救国的理想，费孝通进入东吴大学学习医学，但是没过多久，他发现当时中国的很多问题光靠医学是不能解决的，而是要首先解决人的问题。于是在1930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许仕廉的影响下，他注册进入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了他的学术人生。

1935年夏，在老师吴文藻的推荐下，费孝通应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开始了广西特种民族考察。考察中，费孝通误入瑶族人设下的“虎阱”，身受重伤，在养伤期间就开始进行了对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1936年秋，费孝通带着他养伤期间的调查结果远赴英伦深造。在导师马林诺斯基的指导和鼓励下，根据出国前的社会调查成果，完成了他的成名大作——《江村经济》。在书中，费孝通通过对乡土中国的描述，从历史的变迁中进行客观调查分析，认为小城镇含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大问题。《江村经济》于1939年在伦敦出版后，被欧洲许多大学的人类学学生奉为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最高奖——赫胥黎奖。

1946年7月，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道：“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如今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1957年费孝通被错误地划为右派；“文革”中，一切学 术研究活动都被迫停止，直到1979年复出。当事后有人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作出上联“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请他对时，他慨然对曰：“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费孝通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但他每年都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搞调查，他边行走，边调查，边思考，他多次提出改变穷困地区的重要建议，把他的智慧全部献给了祖国。正如他晚年所写的《江村偶读》一诗：“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费孝通结束了他半个世纪无愧于心的考察，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作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用生命、劳动和乡土完美结合的爱国情怀是最不怕岁月冲刷的。

（摘自《大师中国》，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他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他的学术是为人民服务的学术，他说:“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可以做食粮。”他“反对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为定量而定量”。

（王超华《一代宗师费孝通》）

②他一生的志愿就是如何使一穷二白的中国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并为此奋斗不息。几十年来，他奔波于全国各地，调查研究，著书立说，影响深远。其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重访英伦》等。

（蒋晔、武京予《费孝通》）

材料一：

当前一些技术工种开高薪都招不到人，职业院校的生源并未随着技术工种的吃香而随之 “火爆”，这除了职业教育的投入不足，也与整个社会的人才观念和文化偏见有关。有论者指出， 近两年热闹非凡的各城市之间的“人才大战”，多数还是突出学历，主要按照本科、硕士、博士的 分类给予相应优待，而职业技术人才落户虽然也打开了缝隙，却居于次位，门槛也高得多；而在教育政绩的考核中，也还是偏重于“大学生”的培养数量。另外，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也未尝没 有偏见。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西部地区要优先发展职业教育。其实，东部地区同样应该重视职业教育，如此才能让人才供给和需求在地域分配上更加吻合。

（摘编自朱昌俊《高级技工严重短缺学历偏见早该放下》）

材料二：

为破解“技工荒”，不少企业和地方都以重奖和高薪的方式来吸引和激励技术人才。让人无 奈的是，很多时候高薪和重奖也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才。与此同时，却有不少技术工人申请到国 外“打洋工”。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甚至德国，都有中国高技术人才获得工作签证，涵盖电焊、水电、安装等工种。为什么中国技工要舍近求远？除了经济收益高这个重要原因外，恐怕 就是在国外从事技术工作，社会地位并不会低人一等。比如“水电工”这个职业，在不少西方发 达国家就很有含金量。对此，全社会都要树立“让劳动者体面工作”的意识和信心，给予普通劳 动者重奖和高薪不应是权宜之计，而应成为常态，让“劳动最光荣''深入人心.

要从根本上破解“技工荒”，我们必须营造重视技能、尊重技工的社会氛围。在提高技工人 才收入的同时，更要注意消除其成长路上的瓶颈，让年轻人看到当技工也可以有尊严地生活，看 得到事业前途和人生希望。唯有如此，才能迎来技工人才的春天。

（摘编自罗旭"'不屑F当技工”心态必须破除》）

材料三：

2012-2016年普通本专科、中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招生人数

材料四：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谈到高职扩招背景时表示，一是经济结构变革有 要求。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变革、 增长动力转换的攻关期，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这就 需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优化人才结构、扩大有效供给，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 争力提供支撑。

二是职业教育改革要深化。今年1月，国务院印发"职教20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树立了新的教育理念。高职扩招，就是围绕贯彻 落实“职教20条”，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和技术技能人才保障政策，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 育人机制改革，以现代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

三是区域经济发展须升级。据统计，在现代制造业、新兴产业中，新增从业人员中70%以 上来自职业院校，近70%的毕业生在县市就近就业，成为支撑区域产业迈向中高端产业的生力 军。当前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高职院校主动融入区域发展，不断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一大批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今年高职扩招100万，将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