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 羊

雁戈

村主任家的院子里围了一圈人。

他们当中，有腰里系着围裙、手上拿着锅铲的；有一手戴着手套，一手提着烘笼的；有头上顶着帽子，鞋里光着脚的……看上去，他们来得都很匆忙。

都腊八节了，又有谁不忙呢？

村主任也很忙。一大早起来，他便去麦老汉的羊圈里挑了两头在肥羊。一头纯白，另一头也是纯白。趁还没立春，得把羊送出去，一头给书记，一头给乡长。毛色一样，轻重也得一样。都是做得了主的人，让谁吃亏都不好。村主任把整个羊圈几乎翻了个遍才挑出这两头羊来。

麦老汉打包票说两头羊的重量相差不会超过半斤。结果他却看走了眼，一头羊比另一头羊重了一斤八两。麦老汉半天都没把秤放下，冲村主任直眨眼。意思非常明了，就是问村主任该如何是好。村主任不眨眼，只皱了一下眉，笑呵呵地说：“把一斤八两抹了，两头羊给一样多的钱，不就平了？”

确实平了！麦老汉左手摊着书记那头羊的钱，右手摊着乡长那头羊的钱，像被点了穴道，嘴巴半天都没合拢。麦老汉的老伴儿也不说话，只顾拿拌食的木棒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给羊喂食的木桶。羊被套上了草绳，却不肯跟村主任走，蹬直了腿往木桶那边挪，直把草绳拉成了一根笔直的棍子。麦老汉蹲下身子，把老伴儿的手和木棒一起摁住，两头羊才跌跌撞撞地跟在村主任身后上了路。

村主任一走，麦老汉的老伴儿甩开麦老汉的手，“价钱这样便宜，还要短斤少两，本都够不了！”抱怨过后，老伴儿的眼里便有些潮湿。

麦老汉叹口气，安慰老伴儿说：“你也别恼。村主任刚才在羊圈里说了，上回开的证明乡里已经盖了章，等他把羊杀了，就让我去拿。”

 “你不会是哄我吧？”老伴儿半信半疑地斜了麦老汉一眼，提着木桶怏怏地进了羊圈。麦老汉没有哄老伴儿，村主任也没有哄麦老汉，村主任院子里的那一圈人围住的正是麦老汉的两头羊，杀羊的胡屠夫和指挥杀羊的村主任也被围在中间。

两头羊都是公羊，脾气暴，性子烈，见不得胡屠夫眼里的那股子气焰，挣断草绳把胡屠夫撞了个四仰八叉。那些拿着锅铲的、提着烘笼的、戴着帽子的……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羊站住了，腿直愣愣地撑在地上，耳朵直愣愣地竖在空中。村主任朝其中一头羊努努嘴说，“这头是书记的！”又冲另一头羊努努嘴说，“这头是乡长的！千万别让它们跑了。”于是，拿锅铲的扬起了锅铲，提烘笼的举起了烘笼，戴帽子的摘下了帽子……可是谁都不敢近前。人和羊就这样对峙着，连时间都像凝固了一般。

是麦老汉的到来打破了院子里的僵局。两头羊先是机警地竖起耳朵，紧接着就撒起欢来，用羊角在麦老汉的腿上蹭来蹭去。麦老汉顾不上跟羊亲热，给村主任敬了根烟，接着又给胡屠夫散了一根，本想依次散下去，却发觉烟盒里的烟不够。他只好把烟盒攥进手心，冲大伙儿抱歉地笑笑，回头对村主任说：“我想把我的证明拿回去。”

村主任愣了愣神，从裤兜里扯出一张纸，展开打量了一眼。麦老汉忙伸手去拿，村主任却捏在手里，往后扬了扬，说：“等把羊杀了，就给你。”

麦老汉瞅瞅胡屠夫，又看看村主任，叹息一声，从地上捡起挣断的草绳，一手搂着一头羊的脖子，在它们耳边说了几句什么，两头羊便乖乖地躺下，任由麦老汉绑了它们的腿，再也动弹不得。

 “谁叫你们要变羊呢？”麦老汉摸摸一头羊的角，又摸摸另一头羊的角，缓缓站起身背过脸去。那场面，他不敢看！

全场先是一片肃然，接着很快便沸腾起来，掌声、跺脚声、锅铲击打衣服的节拍声……此起彼伏。麦老汉背心一凉，忽然感到一阵钻心的痛。

“谁叫你们要变羊呢？” 麦老汉揉揉发涩的眼睛，跌跌撞撞地挤出了人群。

刚要走，一阵北风刮过，村主任手里的那张纸忽然传来奇异的颤声，麦老汉把团在嘴里的一口痰硬咽了回去，转过身重新挤进了那个圈子。

 （有删改）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敬宗收族，使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孝悌之礼等熏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字样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人类起源于地球上的少数地区，之后逐渐扩散到广阔的各大洲。数量有限的早期人类群体处于孤立、分散状态，他们由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等的不同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部落、民族和文化。虽然人类的数量不断增长、分布越来越广、交流越来越多，但文化多样性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它是不同人类群体对世界认知和自身文化身份的表达。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三届大会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把“文化多样性”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其文化遗产。当前，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仍然是人类文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文化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如分为村落、社区、城镇、部落、民族、地区、国家、大洲、教派、宗教等文化，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科技和交通运输等的发展，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并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更大范围的文化圈。具体地看，各个人类群体在不同领域的文化需要一些特殊的文化形式来组织，从而形成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组织型文化是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与主流文化(如儒家思想)，而且二者本身也存在紧密联系。历史上，语言和宗教、主流文化是形成区域文化和文化圈的重要文化因素。

文化多样性不仅是人类对世界不同认知和自身文化身份的表达，而且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多样性的存在促使不同文化相互了解和学习，推动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和人类社会发展。文化多样性既是世界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也是一种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观，就是既要认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恪守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文化交流中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繁荣。

当前，文化多样性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依然需要我们尽力维护，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相似，能够帮助人类应对世界资源的有限性。从自然的角度看，地球的最大特点之一是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密不可分。生物多样性为文化多样性提供物质基础，文化多样性反过来又反映不同人类群体对其所处环境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和保护。因此，文化多样性有助于促进人类对地球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从而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世界上如果只有一种文化，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多姿多彩。多姿多彩的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对待不同文化，我们必须秉持平等、谦虚、包容的态度，使人类文明在不同文化交流互鉴中不断向前发展。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9月25日)

当一些人发出“文学死亡论”时，他们往往找错了可能导致文学“死亡”的“杀手”。现代电子技术，不会导致“文学死亡”。你看，在电子阅读器和手机上，我们照样可以阅读文学作品。纸质书的式微不会影响文学的生存，文学在新的阅读载体上照样活力四射。

那么，谁会成为“谋杀”文学的“元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我们要弄明白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然后才能顺藤摸瓜，看清谁会摧毁和步步侵蚀文学赖以生存的命脉。在提供我的思考答案前，先请看一则数据资料：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7000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亡，80～90%则在未来的200年灭绝。语言的灭绝速度，比动植物的灭绝速度还要快。几乎平均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据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黄成龙博士介绍，中国有129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活力都很低，至少二三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比如云南的阿奴语、东北的赫哲语、新疆的塔塔语、甘肃的裕固语等。如果语言仅仅靠口头代际来传承，那么它的活力则是非常微弱的。掌握语言的人离世了，如果后人无人会说，那么这种语言也随之消失。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森教授认为，人类语言的价值要比鲸、金字塔、亚马孙森林这些肉眼可以看到的人类遗产要重要得多。因为“语言是更加古老、复杂精细的人类财富，每一种语言都有结构独特的思想世界，反映了一种独特的人类存在方式。每种语言都有无限的表达可能性，无限的搭配可能性，它们的词汇、发音系统和语法，以精妙的结构组合起来，比我们手建的任何建筑更伟大”。

也许一千个人对文学会有一千种理解，很多人出于各种目的也曾赋予文学各种使命和功能。但我觉得，迄今尚未看到哪一种表述能够触摸到文学的那个核心的功能，或者说文学应该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应该是什么？我的理解来自上面关于语言消亡状况介绍资料带来的心灵震撼。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之舟。

有鉴于此，请允许我对文学的核心价值作如此表述：文学是使一个民族语言保持持久生命活力和魅力的重要载体。

汉语言文字的起源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需要考古学家进一步论证。但说汉语言文字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它能够生生不息传承至今，成为全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语种之一，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那些从古到今运用文学这个载体把它的魅力一次次推向极致和巅峰的伟大文学家？请记住那些为汉语言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的先贤：……孔子、老子、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司马迁、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这些灿若星河的名字，是使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功臣和民族英雄。

常常被我们引用的关于文学是什么的表述，有高尔基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最接近我的表述的一种定义。但在高尔基这里，语言成为文学创造的工具，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而不是文学的核心价值。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是人学”的论述，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可以视作文学实现自己功能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这个表述也还不能清楚地说明文学的核心功能。“文学是人学”，对小说这类能够表现复杂社会生活和人性的文学体裁可能是适用的，但对诸如诗歌、散文等并不以研究人、表现人性的深度为优长的文学体裁并不适用。王小波先生说：什么是文学？就是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其余都是他妈的。“好看”，这是文学的最低门槛。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我们就免谈文学的更高品质。更不用说抵达文学的内核。

在明白了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时，我们就清楚了诸如文学如何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文学如何直达人的心灵？文学如何表情达意？文学如何从“小我”进入时代的“大我”？这些都是实现文学核心价值的手段和途径，而非文学的核心价值本身。

一位文学的大师，毫无疑问应该是语言的大师。前些日子，在老屋整理过去的书籍资料，无意间翻检到很早购买的一本林语堂的散文集，就随手翻开其中的一篇《鲁迅之死》读起来，虽然以前读过，再读时仍然津津有味。林语堂先生那种深厚的国学功底，炉火纯青、挥洒自如的驾驭语言的能力，都从一篇小小的短文中发散出来。其实，无须作更多的论证，当代某些作家与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家比差距究竟在哪里，一看就明白了。林语堂先生可以算那个时代的“一线代表”作家之一，更不用说与处于那个时代巅峰的鲁迅先生了。顾彬先生曾经不无刻薄、但也是一针见血地建议“中国作家有必要从头学中文，就像德语作家有必要重新学习他们的母语”。当年梁启超敢于承认：“我的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先生一篇几百字的论文。”今天，有不少可以出若干卷文集的作家，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吗？

现在该回到本文的起始，回答那个问题：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我的回答是：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粗鄙化以及像伊塔诺·卡尔维诺批评的“随意地使用语言”，用非文学的语言创作文学作品，这就是从根本上割断文学作品的“命脉”，摧毁、颠覆它在维护一个民族语言持久生命力和活力的核心价值。君不见，长期以来一种假大空的文风对文学产生了何等的伤害？如果大家都把文学作品写得跟工作报告似的，让人读了昏昏欲睡，那么，文学离真正的“死亡”也就不远了。

（选自文汇报，有删节）

中国传统高等级木构建筑的屋脊上多装饰有“脊兽”，它的应用使得建筑屋脊轮廓富于变化，尤其是大型建筑上脊兽的应用，更使得屋脊造型繁简有度，颇具清人邓石如所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构图之美。除却装饰，脊兽还有稳固瓦件的作用。其他钉帽一类的瓦饰虽不在脊上，却与瓦钉配合固定檐口端头，具有与脊兽类似的作用。

脊兽的起源约在东周，这是瓦件逐渐普遍应用的时代。已发现最早使用瓦饰的实例，见于秦雍城遗址出土、可追溯至春秋晚期的陶质建筑构件中。形式有鸟形、三瓣花形、屋形瓦钉钉帽，也有正脊脊端与后世鸱尾位置相当的羊角形构件，甚至还有人形瓦饰。这类瓦件皆为捏塑，手工造型感强烈，不似后世的模制风格，说明尚未大规模生产，正处于初创阶段。

除秦以外，东方列国也有各具特色的瓦饰，如河北灵寿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檐头筒瓦上装有叶片形并开半圆孔的巨大瓦钉钉帽等，显然是源自独立发展的瓦饰体系。

东汉时期，大量陶楼涌现，为认知当时脊兽的面貌提供了较为直接的信息。南北朝数百年间，制瓦技术大大提升，瓦饰的生产也普遍趋向于批量模制。东汉陶楼上已出现一种装饰于脊端、上下三瓦当叠起的瓦饰，其最初可能为三件独立的脊头筒瓦叠砌而成，形成风尚后，逐渐出现整体制作的做法。

纵观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脊饰造型题材，大致可归为鸟形、兽形、叶片形三类。其工艺从捏制到局部模制、再到整体模制，具体形象细节则缺少统一制度规范，可发挥空间大，呈现出物象杂陈的面貌。

隋唐时期的脊兽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出土实物中仍以兽面脊头瓦数量最巨，两京诸宫殿皆有发现。唐代除有大量兽面脊头瓦发现以外，尚未见脊头瓦前端的“仙人走兽”实物。然而敦煌莫高窟中自初唐开始，就有若干建筑壁画表现出角脊下端以筒瓦上翘叠落、每片筒瓦端头置瓦当的做法，形成锯齿形构造，颇似明清建筑上“仙人走兽”的发端，只不过还未出现兽形。

莫高窟晚唐五代寺院建筑类壁画中，还普遍出现了在建筑正脊、角脊、前檐瓦面上设置陶制或金属制火焰宝珠以为装饰的做法，使建筑整体更为华丽精致，同时起到瓦钉的作用，这也是东汉明器与九原岗北朝壁画中叶片形钉帽的造型延续。

北宋后期，“仙人走兽”的面貌已与明清时比较趋近，这应当是经历了较长时间演进后制度化的结果。两宋绘画中的亭台殿阁上，皆形象地描绘了包括各类走兽在内的脊饰。

经历了北宋时期定型和金元时期的发展，脊兽的使用到明清时更趋制度化，造型上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既不似魏晋南北朝模印的质朴风格，也不似唐宋堆塑的夸张风格，而是呈现出高度程序化的特点。其制作趋近于在方整的空心砖上加以雕饰，大型吻兽则用数块空心琉璃砖拼合，体块感十足。类型方位虽大致继承了前代，但对宋式脊饰中浓郁的民间性加以调整，追求庄严整肃，以见“威仪”。明清是古代集权制度加强的时代，这在微观的建筑装饰上也体现出来。

(选自《麟角峥嵘数脊兽》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