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知应告别无限度“啃老”

提起文化符号，最容易想到的还是孔子、书法等传统中国文化，两千年文明古国，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秉承了中国文化的先驱与精髓。事关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宏篇叙事自然也少不了这些祖辈先烈世代相传的“中国味”，譬如京剧，譬如书法，譬如造纸术，譬如中医。中国文化也因为传统文化的彰显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生辉。

传统文化的体认与传承，彪炳着国人在现代性社会里对历史的一种认知和阐释，特别是在功利主义洪流大举进犯的文明危机下，常怀缅怀传统文化之心能实现价值观的自我扬弃。无需附庸风雅，也无需故作清高，在传统文化符号的推选中，我们看到了那些影响深远的中国特色“古色古味”。

传统文化符号被大举推崇，是好事，至少说明其在开化性的文明发展史中有其立足之地。但我们又应该有所认知，与之相对应的当代文化缺失使我们的切肤之痛。

无限度的透支传统文化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在这种习惯中，我们鲜有看到将其托起至扬弃和革弊的层面，对普罗性的大众而言，传统文化成了万金油——大家都大概了解，大家都为之骄傲，大家都能侃侃而谈，但对其体认也仅停留在骄傲和谈资的深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啃老”行为。一方面，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社会的建构中被屡屡搬上台面，能够和国外媲美，能够彰显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被用了再用；另一方面，当代文化的发展和架构始终落后半拍，或者说上不了台，处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

当然，这里面有个心态问题。传统文化的“中国化”情结根深蒂固，固化的思维和逻辑锁导致的是容不下其他能够代表中国特色文化的存在，即使是当代先进文化也不能上升到“中国符号”的高度，对被抽查的大学生而言如此，对广大国人亦是如此。因为可能无需多想，提到文化符号，脑子里都会理所当然的将孔子、书法、中医等“文化元老”拿出来，这已经变成一种毋庸置疑的体认习惯——这就衍生为在文化符号选择上出现的趋同性和理性化及其与日常文化趣味的分离的情况。

另外的问题还在于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中，功利主义泛滥，肤浅和偏执文化如洪水猛兽，文化多元化的一种弊病就是文化冗杂繁多，核心文化价值缺失。这是最需要警惕的，因为即使是传统文化都会出现最近的“糟粕精华”如何界定的学术争论，而当代文化虽然批判性和抵制性大有，却依然不能消弭和摆脱落后和腐朽文化的扰攘侵蚀。在现代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建构下，当代文化缺少“领头羊”，既有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尚需锤炼，特别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化符号岌岌可危。需要拯救和弘扬的，正是那些身处庞杂文化侵扰的“中国味”，譬如鲁迅，譬如鸟巢等等。

在各种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中国当代文化既要自证清白，出污泥而不如染，还要自我升华，自我琢磨。而这一切，都得依靠国人的力量，那么在这场当代文化符号的提格与抛光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纠偏——不能无限度“啃老”。——选自《新华文摘》2016年第3期

①人类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文明，文学在其中的力量和功德是不言而喻的。难道文学 要中断这样的责任了吗？让生活向下还是向上，向善还是向恶，难道文学就完全没有必要 对这样最起码的问题进行拷问吗？“如果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两人生活的年代颠倒一下， 大江在川端时代写大江式的作品，川端在大江的时代写川端式的作品，这两个日本人还会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回答几乎是肯定的：不会。因为川端时代的文学的标准还不只是 “深刻”一维。而大江时代，却将川端文学的命根子——美——彻底抛弃了。

②这个时代，是一个横着心要将“美”搞成矫情字眼、一提及就自觉浅薄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讲思想神话的时代，悠悠万事，唯有思想——思想宝贝。文学企图使人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人们尊重的就是思想：思想是高于一切的；谁在思想的峰巅，谁就是英雄，谁就应当名利双收。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患上了“恋思癖”的毛病。对思想的变态追求，已使我们脱离了常识。当我们穷凶极恶地在追求思想深度的时候，我们忘记一个常识：获得石油必须钻井，因为石油蕴藏在具有一定深度的地下，但如果以为钻得越深就越有石油那就错了，因为再无止境地钻下去，就是泥浆和岩浆了。思想崇拜，会导致思想迷信，而思想迷信则一定会导致思想的变态，其结果就是我们放弃常识，进入云山雾罩的思想幻觉。其实，一旦背离真实，一个看上去再深刻的思想，也是无意义的。( )，这世界上有力量的并不只有思想。我还是愿意重复我的老话：美的力量丝毫也不亚于思想的力量，有时甚至比思想的力量更加强大。  

③“一种牺牲民族甚至人类体面的文学境界，是值得我们赞美和崇尚的境界吗？”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在谈到前南斯拉夫时代萨拉热窝被围困的情状时说，那些闻风而来的西方记者争先恐后寻找的只是：残缺不全的儿童尸体、被强奸的妇女、饥饿不堪的战俘。这些都是可以满足饥饿的西方眼睛的绝好食粮。他发问道：那些媒体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些关于萨拉热窝居民如何为维持正常生活而做出拼命努力的中肯报道呢？他说，萨拉热窝的悲剧体现在一位老职员每天照常上班，但必须在某个十字路口加快步伐，因为一个塞尔维亚的狙击手就埋伏在附近的山上；体现在一个仍正常营业的迪斯科舞厅，尽管人们可以听见背景中的爆炸声；体现在一位青年妇女在废墟中艰难地朝法院走去，为的是办理离婚手续，好让自己和心上人开始正常生活；体现在一九九三年春季在萨拉热窝出版的《波斯尼亚影剧周刊》上关于斯科塞斯和阿莫多瓦的文章中……齐泽克说的是：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萨拉热窝的人们都在尽一切可能地、体面地生活着。

④一个民族的文学和艺术，哪怕是在极端强调所谓现实主义时，是不是还要为这个民族保留住一份最起码的体面呢？如果连这最起码的体面都不顾及，尽情地、夸张地，甚至歪曲地去展示同胞们的愚蠢、丑陋、阴鸷、卑鄙、肮脏、下流、猥琐，难道也是值得我们去赞颂它的“深刻”之举吗？我对总是以一副“批判现实主义”的面孔昂然出现，以勇士、斗士和英雄挺立在我们面前的“大师”们颇不以为然。不遗余力毁掉这最起码的体面，算得了好汉吗？可怕的不是展示我们的落后和贫穷状况下一望无际的猥琐与卑鄙，可怕的是我们一点也不想保持体面——体面地站在世界面前。

⑤这种“深刻”怕是罪孽。

⑥我无意否定新兴的文学——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对新兴文学说了很多赞美之词并时常加以论证的人，而我本人显然也是新兴文学中的一分子，我所怀疑和不悦的只是其中的那一部分——“那样”的一部分。

⑦若干年后，也许我忽然于一天早晨发现自己错了，大错特错，忽然明白那在云端（或是十八层地狱）的“深刻”才是唯一的，才是文学的大词，大道中的大道，我一定会悔过的——悔过之后，也一定会往“深刻”上去的。我毕竟是一个与文学耳鬓厮磨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的人，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深刻”的路径和秘诀的，或许做起来也是很深刻、很深刻的。

中国通俗小说最早实际上是一种口头艺术，属于表演性质的伎艺。

早在唐代，一种由僧人表演，被称作“俗讲”的口头伎艺就开始流行于佛教寺院，它在宣讲佛教经义的同时，掺入佛教故事乃至世间尘俗故事，其演唱的底本称“变文”。到了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使通俗文艺获得了长足发展，俗讲伎艺也由寺庙转移到了城市的瓦舍、勾栏之中，表演者已经完全是职业艺人了。此时，由俗讲伎艺演变而出一种“讲唱”艺术，其中包括鼓子词、诸宫调等，形式上均为有说有唱，内容也都是讲述故事。它们为戏曲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的血亲。当时还有一种表演伎艺叫作“说话”，元明以后改名为评话、说书等。源于俗讲的说话，作为一门表演艺术，与俗讲一样，也有底本，这种底本被称为“话本”。话本就是我们所讲的通俗小说。进入元代，那时的说话远不及戏曲发达，其话本写作也无大的发展，基本上承袭宋代的传统，所以在通俗小说史上人们是把宋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总的来讲，宋元话本的水平都还处在通俗小说的初级阶段。形式上它们有明显的说话伎艺的痕迹，如语言的俚俗化、表演上的插科打诨、讲述上对诗词赋赞的运用等等；作品的审美倾向也主要集中在消遣娱乐和猎奇搜异方面。小说对民生的关注、人性的剖示以及生存价值的探寻，却都做得相当不够。写成于宋末元初的《醉翁谈录》一书，记录下了当时一百余种小说名目，其中灵怪类、烟粉类、神仙类、妖术类就占了全部作品名目的一半以上。这些作品除了怪诞因素之外，并无什么可取之内涵。

除了题材方面的不足，宋元话本在艺术性、思想性方面也都十分缺欠。话本把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当作吸引读者的主要手段，大多数作品对人物的塑造、主题的开掘都没有倾注功力。这与说话的特点是分不开的。说话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它必须通过情节来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情节属于小说诸要素之一，没有情节也就没有故事。事实上，话本在这方面的注力也的确使得古典小说在创作技巧上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但是，仅仅注重情节便使得小说基本上停留在娱乐的层次上，读者在猎奇之后，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审美享受。此外，话本创作者的文学修养较低，也是话本艺术层次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大多数文人作家对话本小说的创作都持鄙视的态度，根本不屑于染指；元代的下层文人又都把兴趣集中在戏曲方面，这样，话本的写作就只有由那些水平不高的民间艺人来担当了。

进入明代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通俗文化也更为兴盛。一些观念比较先进的文人作家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介入通俗文学的创作。他们的加盟使得小说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较宋元更大的质的飞跃。由此，通俗小说终于彻底摆脱了附属于说话的地位，成长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一批流传千古的小说巨著诞生了，它们把通俗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高潮。

从难登大雅之堂的勾栏伎艺之附庸到蔚为大观、风靡天下，通俗小说经过不断的演进，在明代实际上已取代了诗文的地位，成为当时审美文化的正宗和主潮。

（摘编自王小舒《微博橙子辅导》）

美和伦理、经济等概念不一样，美更多涉及人对事物的情感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均趋于正面。以此为背景，审美的超功利性促进人追求雅化生活并对生活抱理想态度，这些都天然地通向一种健康、乐观、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就是说，审美不是道德，但它却天然孕育并涵养着道德。

中国传统文明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巫史传统，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上古的“巫”并没有发展出对后世文明产生强大统摄作用的宗教，而是显现出更理智清明的特点。这一特点的表现就是以美善相济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念的确立始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制礼作乐。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但由其昭示的人的行为的雅化和群体活动的仪式化，则是审美的；乐是中国社会早期对诗、乐、舞等艺术形式的统称，它预示的心性、社会乃至天地人神的整体和谐，却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的未必就是善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降，中国儒家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基于这种看法，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

当代的儒家伦理学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中国儒家关于美、德关系的看法限定在个体化的人性养成方面，但事实上，它却具有家国天下的广远视野。按《诗经·泮水》等文献，起码在春秋时期，中国即存在完整的国家礼乐教育体系，天子有辟雍，诸侯有泮宫，民间有痒序。宋元以降，借助话本和曲艺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乐精神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另一方面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问题。从中国历史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地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出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