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拔之姿

朱以撒

①晋人普遍有好竹之癖，打开魏晋艺术史册，一群生机勃勃我行我素的人就涌了出来．在山阴道上的竹林深处，放浪形骸，快然自足，得大自在。

②这当然是我三十几岁以后才意识到的。我和魏晋人相近之处，就是有过比较长的山野生活，与竹相近。常常会站在山顶，看山峦连绵起伏，竹海无际。那时我想着自己的出路，如果能像一竿竹子这般凌空而起那就好了。竹海里纤尘不染，枝叶让天水洗净，摇曳中偶尔闪过阳光的亮泽，它们的顶端是最先接触到每一天太阳的光芒的，不禁使我艳羡。山野稼穑，先是基于温饱的认识——每一竿竹都可以构成生存的支架，把一个个家庭托住，不至于坠入饥寒之中。而每一枚笋，春日之笋也罢，冬日之笋也罢，对于一位腹内空洞的人而言，简单地烹调之后，无异于美味了。那些没有成为餐桌美味者，不舍昼夜继续伸长，令人仰望。那些被山农认为是成熟了的竹子，在叮叮咚咚地刀斧声中倒下，削去枝叶，顺着规划好的坡道滑下，被长长的平板车载着，进入再加工的程序。和竹子一样，人也是善于生存的植物，贫瘠清苦中也会挣扎着生长。我注意到一些竹子的确没有长好，是吃力地拱出石块的，此后也就一直不能顺畅，总是被压制着扭曲着，不禁让人生出怜悯。只是我一直认为它会更具备倔强的美感，它的根后来制成了一个老者形象的工艺品，比其他的更有铁枝虬干的峥嵘了。

③待到我在鹤峰原度假，已经到了闲适的年龄了。风随夕阳西下，而愈加强劲，如果仰视山间，一些植物已在形态上仓皇失措，叶片翻飞如鸟兽惊散。竹林在随风俯仰中无疑显示了一种从容，在徐徐地摇曳里，山野之风的张狂之力往往被斯文地化解开来。在魏晋的文字中有不少“徐徐”的记录——徐徐地起来，徐徐地行走，徐徐地轻谈。“徐徐”看起来只是肢体上的动作，由快而慢而已。实则是内心的从容优雅。内心慢了，整个人的举止也就慢了，斯文了，有风度了。竹被称为四君子之一，它在四君子中是最为清俊的，风来了，风过了，余韵袅袅。

④竹子从笋尖出土就开始了笔直向上的里程，追慕光明，从而略去了许多天下扰攘。竹子作为人格气节的象征是有道理的。屈原的《离骚》充满了香草的芳香。可惜，屈原写的都是湘沅泽畔之物。他一定离竹林很远吧，要不，他一定会以孤竹自况，向楚怀王表示自己砥节立行的井渫之洁和安穷乐志卓然自异于俗常的格调——以竹子作为喻体，会胜过那些优柔的香草，也会使屈原风骨遒劲，不至于最终绝望而自沉汨罗。当然，竹子在我眼中也有一些孤高兀傲的意象。争相轩邈，思逐风云，都像梁山好汉单干时那般独标奇崛。相比于王维在夜间的竹林里又是弹琴又是长啸，弄得一片喧哗，我则以为竹下独坐静听风来会更与竹默契。李白就是这般静静地坐在敬亭山上的。竹是清肃之物，郑板桥曾在《兰竹石图》上题写了“各适其天，各全其性”，认为它是循自然之道的。如果它是一个人，一定是心怀素淡，性喜萧散，有一些不可犯之色。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个位置来安放一竿竹子，或者一片竹林。所谓风骨，就是内在的支撑。

⑤一个人爱竹，在他笔下会有哪一些流露呢，真要用两个字说道，那就是“清”和“简”了。南朝梁的庾子山在《小园赋》中有不少数字：一枝之上，一壶之中，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树三两行，梨桃百余树。不过他最让人欣赏的是“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读到此处，清出来了，简也出来了。清简相尚，往往是最有韵致的。在魏晋这样一个尚竹时代，竹是环境的背景，也是心境的背景，如果观察他们的雅集轨迹，竹林七贤、金谷宴集、兰亭修禊，都是在茂林修竹间，在这里挥麈清谈、稽古观心，是很有一些清简之趣的，暂时离了俗务，离了尘嚣。一千多年后，我们每一年都会于三月三日在兰亭纪念这些名士。我去了几次，顺便去看那些竹林，使人神清气爽。恍兮惚兮，有四十一位名士，流觞曲水，恍然不知有身外事，这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暮春啊。欧阳修曾对他们的笔调赞叹不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想想也是，像王羲之的《大道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王珣的《伯远帖》，都那么小，一张便笺般大小，清简出风尘，三笔两笔，精气神都聚于此了。在笔墨清简的背后是唯美的人格——一个人可以奇点、怪点，也可以不循常轨剑走偏锋，却不可落入尘俗的泥淖里。想想当年的阮籍，以青眼、白眼待人，对于俗人、雅士的态度是决然不同的，不会兼收并蓄广交天下朋友而不辨其脾性格调，相比于今人内怀奔竞之心，好冠盖征逐之交，那时节的人在处理人的关系上显然清简得多。

⑥我是在农耕兄弟的老房舍里大量的竹器中看到竹子之力的，力透到寻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紧紧地箍住了一家人的生活、一个村子的生活，不使失散。渐渐地，在竹林环绕中的人们也有了坚韧和忍耐。实在的劳作泥泥水水寒暑无间，使人长于自守，默然无语。而另一面又使我察觉到民风的强悍，只是平素在体力蓄积着，不使外泄。所不同的是农耕者远没有竹子的挺拔俊秀，少年时过早地负重，后来再也长不高了。尽管我离开那里很久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他们就是一片会行走的竹子。

⑦回到城里看到的更多是与园林建筑相匹配的纤纤细竹，优雅而有骨感。进入古色古香的庭院，玩味钟鼎彝器、诏量镜铭、瓦甓青花，又翻动图籍残纸。忽然有一缕淡淡的流逝感浮了上来——日子是越发小巧婉约起来了。算算此时，是农历的六月七月之交，时晴时雨，山野在潮湿中，无数的竹鞭在奋力吮吸，竹节争先向上，风雅鼓荡，场面奇崛，整座山岭充盈着大气与生机，让热烈的阳光照彻。

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孔子，把《论语》视作唯一信得过的依据；并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它当成了孔子乃至孔门思想的全面记录。而没有注意到《论语》编纂也是有重点的，也要遵循不与“六艺”“六经”重复的基本原则，遵循著书立说的一般规律。这就导致人们对《论语》产生误解。例如，现代所有的《论语》普及本，都把孔门所谓的“士”译作“读书人”，不少教育史论著认为孔门的教育内容只有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以前者为重心。

其实，春秋时代还没有常备军，官制文武不分职。各级官吏平日以理治民，农闲时节教民备战，战时出为带兵的将领。与此相应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也是文武兼备的。其中“射”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即使平时演练也有“五射”“五御”等极为繁难的要求，属于早已规范化了的系统的军事教育科目。以历史的眼光看射、御，其专业化程度并不亚于现代射击与驾驶战车技术。借用现代术语来说：射、御这两项武艺，是每个受教育者必修的基础课，而不是可学可不学的选修课。

至于孔子所办的私学，既然教育目的仍然是培养修己治人的“君子”，那就不能不受官学教育传统的影响，不能不以传统“六艺”为弟子必修的基础课；更不能不受当时社会需要的制约，致力于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不然的话，孔门弟子从政以后，怎么能够适应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孔子私学还会有什么吸引力？

关于孔门的武艺传授，《礼记•射义》中有颇为生动具体的记述。从孔子带领弟子在“矍相之圃”演习“乡射礼”的情况来看，孔门射艺教学既有孔子亲自示范，又有对要领的口头讲解，还十分重视将德育贯穿其间。孔子做射箭示范时“观者如堵墙”，可见其射艺之精湛。至于孔子驾驭战车的技艺，《论语•子罕》中也有反映：达巷党人叹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即谓之学而不专、缺乏强项。孔子知道了，便与门下弟子商议，拟在射、御二艺中选一艺来展示所长。这说明在孔子及其同时代人的心目中，所谓的“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六艺”之学。孔子经过比较权衡，选定以“执御”来展示专长，可见其御艺亦相当娴熟，可能更优于射艺。由此窥测孔门之御艺传授及弟子驾驭战车的水平，应当也不会比射艺差。以往论者多将“御”混同于一般的赶马车。其实，赶马车称“仆”，如《论语•子路》中有“子适卫，冉有仆”；驾驭战车才称“御”，如《诗经•车攻》中有“徒御不惊”。特别是当“射”“御”并举时，“御”绝不可以混同于“仆”，而只能是指“六艺”中的这项武艺。

在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上，伫立着12根描述巴蜀历史的文化柱，其中一根文化柱上刻有四个大字——文宗在蜀。人杰地灵的天府之国，孕育了无数的文学巨匠和宗师。从汉代“文章冠天下”的四大家：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到唐代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再到宋朝的千古第一文人苏轼，以及近代的作家郭沫若、巴金等，“巴蜀自古出文宗”的传承可谓是千古流芳。

巴蜀有句俗话，“李冰治水，文翁化蜀”。说的是李冰治水，为蜀地成为“天府之国”提供了物质保障，而文翁兴学，则为蜀中教育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秦两汉时期的巴蜀之地已形成独特文明和文化，然而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统文化标准来看，早期的巴蜀因道险且阻，难免给人一种“蜀地僻陋,非齐鲁诸儒风声教化之所被”的感觉。为了改变巴蜀地区文化落后的现状，西汉时期，时任蜀郡太守的文翁，在成都创办了官学——“文翁石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政府开办的公立学校。文翁不仅面向全郡招收子弟学习，为学生免除徭役赋税，还挑选郡县吏中“开敏有材者”亲自教授，并派遣学生前往长安学习。

官学的建立大大改变了蜀地的文化状况，一时间蜀中求学蔚然成风，巴蜀之地一度出现“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的盛况，更涌现出了诸如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辞赋大家。受其影响，官学这一办学模式被推广于天下郡国，大大推动了全国教育的发展。蜀学之兴，由此开始。

自汉代以来，蜀学教育的兴盛就未曾中断。即使是在唐宋之交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后蜀也拥有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以继续发展教育。

宋代，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持续繁荣，加上重视文教的时代风气，学校教育堪称发达。绍兴七年（1137年），文翁礼殿改为大成殿，当时的皇帝高宗御书“大成之殿”四字匾额以赐府学。两宋以文治国，文彦博、宋祁、范成大等名臣先后镇蜀兴办文教。成都府学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学者，“石室之学，通养六十州之士”，成都府学不仅承担起培养整个四川地区人才的重任，也为全国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与此同时，诞生于唐代、作为官方藏书和修书之处的书院也逐渐演化为教学机构，其教学功能不断被强化。明清时期，成都各地书院依旧蓬勃发展，在教化人民、培养“良士”“名臣”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推动了四川文化事业的繁荣。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有识之士提出废科举、办新学的主张。清末，几乎所有书院都改为新式学堂，由此拉开了蜀地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序幕。

（摘编自成都博物馆2019年8月《原来这才是“西蜀自古出文宗”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