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说，技术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由来已久，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技术却更多停留在工匠和下层民众的劳作技艺层次，未能成为精致的文化，并因此而为上流社会所不屑谈及。人们常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反映的就是社会主流思想对技术的忽视；《师说》中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虽不见得就是韩愈的想法，但是至少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实际状貌。事实上，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技术比之前人们的想象要深刻得多。

一般而言，一种技术正在发挥其作用时，往往处在一个“自我隐蔽”的状态。就像我们所戴的眼镜，当它正常地发挥作用时，它往往是不被我们的眼睛所注意到的。我们的胃、大脑一刻不停地在工作，但是我们一般感觉不到它们的重要。只有胃疼了、病了，我们才会在它的存在而外，感觉到它们是比较重要的人体组织。所以，越是好的、合适的眼镜或越是健康的组织，我们可能越是注意不到它。庄子所言“得鱼忘筌”，收获了鱼，就忘掉了捕鱼的工具，大概也就是对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世象的解说。因此，人们一般习惯认为，技术性的东西只是一些不自觉就会隐退的旁枝末节，当然也就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

另外，不管是在古代西方还是在古代东方，学术传统的重要特点就是不太去追究那些外在于我们的操作方式，而注重其内在的理路，注重道理的证明、推理和演绎。而证明、推理和演绎的过程，恰恰是不必诉诸外部经验即一般技术的。它们只是在自身内部进行，在思路、理路里面走。而那些与技术紧密相关的技术操作者往往置身社会底层，其对技术的推动作用的理解还缺少足够的影响力。因此，尽管技术也对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社会思想的主流仍然一直将思想作为人类最本质的特征。就像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笛卡尔也说，“我思故我在”。帕斯卡更说，人就像一根芦苇，一滴水就可以把它压弯，所以人很渺小；然而他又说，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人因着自己的思想而获得尊严，成就伟大。

近代以来，一些传统开始慢慢改变。曾经作为人类思想的“外在者”的技术，也开始慢慢地进入到我们视野的中心。其实，技术恰恰是思想的一种显性延伸，技术凸显了思想的可贵与成熟。也正因为如此，技术的长足进步，也就仍然有赖于人类思想的深入和发展。

“美好生活”是一种生活，要正确理解“美好生活”，首先需要正确理解“生活”。一般来说，生活是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是人生存发展的整个过程。既指人当下的生活，也包括人整个一生的全部生活。因此，生活即人生，美好生活既指当下生活美好，也指一辈子生活美好，即美好人生。这就是中国古典“五福”幸福观所表达的意思。

人的生活受家庭、社会等外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但其状况更直接取决于生活者自己的主观条件。影响生活状况的主观条件包括许多方面，而其集中体现就是人格。人格是一个人人性禀赋、环境影响和个人修为等因素交互作用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它是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标志，也是一个人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人生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或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人格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人生活得好坏来说至关重要。有好的人格才会有好的作为，有好的作为才有高品格的生活，而这种高品格的生活才是真正意义的美好生活。

人格由观念、知识、能力、品质等主要个性心理特征构成，表现为一个人具有一致性、稳定性的总体个性特征和完整精神面貌。人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环境、教育、个人修为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性现实化的结果。人格是剃断一个人及其生活的内在根据，而判断的标准则是人格对人性实现的程度。人性包括人谋求存在、生存、生存得好，生存得更好的各种潜在规定性。是由这些潜在规定性构成的复杂而统一的整体，而谋求存在得更好则是人性的根本规定性，即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个人身上体现为各种不尽相同的潜质。由这些潜质构成的整体就是具体的人性。人性隐含着人生的各种可能性，是人生复杂结构的深层结构。人性虽然是潜在的，但可以现实化为人格，并通过人格见之于人生。

人格的形成意味着人的成熟，人格的发挥则是人的生活，而人格本身是人性的现实化。因此，人的生命过程实际上有三个层次：作为人整个现实生命过程的人生。作为个人综合规定性的人格，以及现实化为人格的人性。人生——人格——人性，这是人从表层到深层的结构，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在这个结构中，人格是关键性因素。动物生存的模式是需要——行为——满足。而在人这里，在需要与行为之间增加了人格这个十分复杂的环节，并在满足之后还增加了一个享受的环节。因而人生存的模式就成为需要——人格——行为——满足——享受。人格的形成不仅表明人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也表明人具有了人的根本规定性(自为性)和本质规定性(社会性)。人格这个层次的逐渐形成体现了人类的进化过程，它是文明进化的积极结果，有利于人更好地生存发展。人格是人性与人生之间的枢纽。经过这一枢纽，人性得以实现的人生才有可能变得丰富而深沉、优美而崇高，并具有一贯性。

(摘编自江畅《人民美好生活的个人创造之维》)

足下的文化与野草之美

——一个景观设计师的手记

俞孔坚

歧江公园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区，园址原为粤中造船厂旧址，总面积11公顷，其中水面3.6公顷。场内遗留了不少造船厂房及机器设备，包括龙门吊、铁轨、变压器等等。粤中造船厂始建于1953年，终止于1999年。作为工厂，它不足称道。但几十年间，粤中造船厂历经新中国工业化进程艰辛而富有意义的历史沧桑，特定年代和那代人艰苦的创业历程，也沉淀为真实并且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而在当今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高潮中，这种记忆是稍纵即逝的，甚至就连亲身经历过的人们也会怀疑其真实性，更不用说他们的后代了。

人们在追求“文化”，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而当需要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将其具体化的时候，我们习惯于把眼光投向城市与场地的久远历史——百年、千年，甚至万年。这些文化与传统，作为设计师的追求都无可厚非。而本设计所要体现的是脚下的文化——日常文化，作为生活和作为城市记忆，哪怕是昨天的记忆的历史文化，那些被遗忘，被鄙视，被践踏的人、事和自然之物的故事。这是设计师的一种理解，一种对人自我的理解，一种对文化与传统的理解。土地与土地那么不同，南方与北方那么不同，大城与小城那么不同，而人间的万家灯火又点燃了多少不同的喜怒悲欢、离合兴衰！歧江公园使我们看到了那些被熟视无睹的人们，推开了被时光默默湮没了的“单位”之门，迎面吹来清新怡和的风，听到劳动的人们在歌唱。

设计之初，本设计面临着三个设计思路上的诱惑：

第一大诱惑：借用当地古典园林风格，即岭南园林的设计方法。

第二大诱惑：设计一个西方古典几何式园林。

第三大诱惑：借用现代西方环境主义、生态恢复及城市更新的路子。

坦诚地讲，第三大诱惑是最大的，而且整个设计也贯穿了生态恢复和废旧再利用的思想，其中的许多方法也借鉴到本设计中来了。但同时本设计放弃了极端的保护与生态主义的途径，而强调了文化内涵的挖掘和通过设计来体现自然与普通的美。

人们在追求“美”，一个同样抽象的概念。我们习惯于追求园艺之美、几何之美，或古典式的小桥流水之诗情画意。这些美，作为设计师的追求也都无可厚非。而本设计所要表现的美是野草之美，平常之美，那些被遗忘、被鄙视、被践踏的自然之物的美。

儿童时代以放牛为业，每天最大的心愿是给牛找到丰盛的野草。当在林中、溪边、田埂之上看到青翠鲜嫩的野草，便有获得大发现时的激动。这种激动源于对牛的心爱，因此也期待田里长野草而非庄稼。由此也想到美的本源，特别是对园艺美的反思：野草是美的，因为它和庄稼或鲜花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

新的环境伦理则在更理性的层面上告诉人们，乡土野草是值得尊重和爱惜的，它们之于人类和非人类的价值绝不亚于红皮书上的一类或二类保护植物。在每天都有物种从地球上消失的今天，在人类日益远离自然、日益园艺化的今天，乡土物种的意义甚至比来自于异域或园艺场的奇花异木重要得多。

然而并没有多少城市居民有儿童时代放牛的经历，也没有多少公园的造访者懂得环境伦理，所以，野草之美往往被埋没。景观设计师的责任是通过对自然的设计向人们展示野草之美的特质。

在本公园的设计中，大量使用了乡土野草，包括用于湖岸绿化的挺水植物，各类茅草。在与几何路网和机器的对比中，白茅、象草和莎草成为营造公园历史与工业气氛的主要材料之一。

野草不自美，因人、因设计而美。本设计的理念是，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用水生、湿生、旱生乡土植物——那些被人们践踏、鄙视的野草，来传达新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并以此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培育环境伦理。

歧江公园是一个充满时间感觉的地方。在这个结构的“丛林”里，时间是风，穿梭其中，并追逐着一些为我们所不知的东西。

（有删减）

强关系与弱关系

加拿大心理学家苏珊•平克在《村落效应》一书中指出，如果沟通是最为人性的行为，因为它出现于伊甸园里的面对面互动，那么随着我们日益远离紧密的、原始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不自然。她用大量轶事和统计数据证明，面对面的互动、所谓村落效应有许多益处。“纵观人类的进化历史，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就从一种善于解读他人的态度和意图的群居灵长类动物，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物种，每个人都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电子屏幕。”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弱关系的力量这一规律：在我们需要某些实质上的帮助时比如找工作、找医生、租房，较弱的社会关系往往最有影响力。这类重要的信息往往来自我们不熟悉的人。为什么我们最有可能通过朋友或同事的伴侣或者伴侣的同事，找到最合适的外科医生、梦寐以求的工作，以及配偶？因为家人和密友知道的东西跟我们自己知道的东西差不多。我们的背景、人际关系和兴趣都太像了，所以我们的信息也往往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弱关系能为我们架起一道通往新信息的桥梁，我们的泛泛之交往往知道我们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不知道的信息。社会学家西蒙•朗格卢瓦发现，将近一半的政府雇员都是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找到工作的。雇员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的弱社会纽带就越有可能帮助他们找到工作。蓝领工人的情况则刚好相反。84%的专业人士、经理和管理者都是通过他们认识的人找到工作的，但只有19%的蓝领工人是通过朋友的介绍。研究证明，穷人更依赖于强关系，他们虽然需要很多信息，但不得不依赖于自己和亲密朋友以及直系亲属的强网络，这也就意味着人际资源更少。有学者说，穷人对强关系的绝对依赖正是贫穷可以自我延续的原因。

不过强关系有时是名副其实的强。“最弱的关系，比如脸书上的好友之间的关系最有影响力。如果你需要某些实质上的帮助，比如介绍新工作、推荐几家餐厅，那么这些弱关系确实有可能帮上你的忙。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些更内在的帮助，如跟一种可怕的疾病抗争，网络关系就替代不了面对面的互动了。或许因为现场互动可以让负责社会认知和奖励的大脑区域产生更剧烈的活动。”

（有删改）

北宋时期，戏剧表演与戏曲演唱两种技巧的酝酿都已经接近成熟了，而历史的变故则把二者的综合过程剖分到两个地区去进行，其结果是在中国戏曲第一次以成熟形态出现时，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声腔流派：南曲戏文和北曲杂剧，造成以后延续四百年的文化景观。南曲戏文于十二世纪初叶出现于浙江南部的温州地区，属吴语方言区。北曲杂剧则于蒙古灭金后形成于北方的山西、河北一带，属北方方言区。由于方言的差异，以及在方言基础上两地民间曲调风格的差异，南曲和北曲形成两个不同的音乐系统。尽管南曲、北曲都大量吸收了宋代词调，然而它们更多地却是吸收了不同方言地域的民间曲调。

南曲是“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畴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明·徐渭《南词叙录》）。被吴地民间广为传唱的村坊小曲、里巷歌谣，自然带有吴歌的显著特点。吴地歌曲在调式上的特点是只有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不同于北方的七声音阶。

与直接从宋人词调和当地民间小曲中升华为戏文唱腔的南曲不同，北曲经历了一个从民间套数长期传唱到为杂剧唱腔所利用的过程。北曲最初是汴京以及中原一带的各种小唱、说唱曲调，后来吸收了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的曲调和乐器，渐渐演变而成。在诸多演唱艺术种类中，北曲杂剧主要受到两种曲牌联套音乐体制的影响，即大曲和诸宫调，在民间长期演唱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音乐体制方面的固定格律，因此当北曲杂剧一旦把它们吸收为自己的音乐主体，便形成与南曲戏文迥异的一套严格曲律规定，从曲牌联套到韵脚平仄，都有固定的要求。这使得晚出的北曲比早出的南曲在音乐体制上更加成熟而文人化。北曲的调式比南曲多出变宫、变徵两个音阶。

由于历史形成的脚印不同，南北曲在伴奏乐器和演唱方式上也有显著的区别。南曲戏文演唱不用管弦乐器伴奏，而采取徒歌的方式，只以拍板节拍，用锣鼓扶衬，但在曲腔之尾用人声帮和，这与它最初于宋词和民间小令的演唱有关。宋词的演唱历来是只以拍板节拍，或加上鼓的帮扶，而不用管弦乐器伴奏的。民间小令则多半是徒歌。北曲杂剧则因其音乐体制直接承自诸宫调等，一开始就是用锣、板、鼓、笛伴奏的，后来又慢慢加入弦索乐器如琵琶等。在唱法上则历来为一人单唱，用管弦乐器扶衬。

元灭宋后，北曲杂剧迅速推进到南方，最初沿着京杭大运河的水路传播到江浙一带，占领了南宋旧都杭州，继而扩及湖广，使宋元割据时期南北戏曲自生自长的局面被打破，南北两大流派发生了直接的交锋，其中北曲杂剧取攻势，南曲戏文取守势。二者对观众的争夺，至少在元代形成了两次反复，即最初北曲杂剧冲垮了南曲戏文的阵线，到顺帝朝，戏文重新崛起，甚至浸润到北曲杂剧的大本营大都，元末时戏文又一度遭劫。明初，戏文和杂剧开始并行流布和各自发展，而戏文渐渐占了统治地位。约从成化年间开始，戏文在东南几省陆续变化出诸多新的腔种来，它们一经产生就以异常迅猛的姿态向南北各地流布。在其逼人的攻势下，曾经一度盛行全国的北曲杂剧竟然从此一蹶不振，陆续萎缩，最终竟在万历年间成为绝响。

（摘编自廖奔《中国戏曲史·声腔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