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认同的基础和核心，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交流、合作与竞争的标志性名片，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在潜移默化中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有效方式。仅就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而言，我们的起步并不算太晚。就翻译作品的种类和数量而言，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从结果来看，其影响力并未超出传统汉学家或相关专业群体，没有在全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此，有必要从顶层设计出发，依据时代变化积极调整相关策略，将重点放在认真培养翻译人才、深入探讨外国读者的兴趣、改善传统传播途径等方面。

当前，“学贯中西”的翻译人才依然十分紧缺，导致大部分作品内容的翻译水平有待提升。特别是就译介行为而言，国内译者对外翻译属于译出，由于是非母语状态，难免对国外文化的理解和外语表达存在一些障碍；国外译者的翻译属于译入，对我国作品的理解也会存在很多差异。因此，从非严肃的流行文化切入，对国内外翻译群体来说可能更为友好。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作品输出以经典或严肃文学为主，这些作品即便在国内也存在束之高阁者众多、实际阅读者稀少的窘境。美国和日本的文化输出模式，均是从民间和商业开始，流行在前，经典在后。比如，美国好莱坞影视，日本动漫作品，无不是从流行文化开始敲开国际市场大门的。我们有必要加以借鉴，按照这一传播的客观规律对现行策略做出调整，走由浅入深、从猎奇到流行再到经典的文化传播之路。要给予非官方渠道更多的施展空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完成对外传播。以我国网络文学发展为例，它有别于传统自上而下的推广，而主要是自下向上成长的，经由民间力量自发性实现了对外传播的目的。

目前，我国很多的文学翻译作品无法进入西方主流发行渠道，难以与国外普罗大众接触。传统传播渠道的拓宽，虽然面临重重限制，但依然要持续发力，努力争取更多的合作对象。例如，在出版社之间建立更多、更紧密的合作关系，等等。同时，也要积极利用新传播渠道。伴随互联网、移动端乃至物联网等新技术成长，我们需抓住新传播渠道予以突破。事实上，随着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异军突起，借由新传播渠道的对外文化输出已在不同领域出现。例如，爱奇艺的影视以及抖音的短视频等。

在西方社会，除了少数汉学家及特定群体之外，一般人对我国文学作品的态度仍以“猎奇”成分居多，并未真正地将其视为文学作品。这种态度导致国外受众缺乏对我国文化的真正理解，也削弱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在受众培养方面，日本动漫的输出可以作为借鉴。正是在动漫广泛传播之后，日本的茶道、插花以及和服等传统文化元素才逐步深入他国国民的心中，进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就我国而言，网络文学的动漫化、影视化及游戏化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此，可以有意识地培养这方面的从业人员。

总之，文化、文明交流互鍳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作为民心相通的重要推动力，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日俱增。要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加深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这不仅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讲究方式方法。

（摘编自王绯烨《文学作品怎样更好地走出去》）

送羊

李德霞

我和母亲赶着羊群走出村口时，日头就要坠到西山背后了。

下午，镇食品站的王站长在我们村收了四十只羊。我们村在山旮旯里，拉羊的车进不来，王站长就想从我们村雇个人往山外送羊。送一只羊两毛钱，四十只就是八块钱。母亲好不容易争来这份差事，忙喊来刚刚放学到家的我，让我和她一块儿往山外送羊。

路上，母亲对我说：“等把羊送到山外，挣了钱，娘给你买热烧饼吃，再去扯几尺布，给你缝个新书包。”我抿嘴笑着，使劲地摇着羊鞭，撵羊的劲头更足了。出村不远，从对面的山坡上围过来一群羊。母亲担心两群羊混杂在一起，叫我盯紧点。原来，那群羊是母亲娘家村的，放羊人是母亲的六叔，我叫他六姥爷。隔老远，六姥爷就冲母亲打招呼：“是凤英啊，给食品站送羊啊？”

母亲说：“是啊，是啊，六叔还没回呀？”

六姥爷把羊群撵到一边，拎着羊铲踱过来，看着我们送的羊说：“凤英，六叔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行不？”

母亲笑着说：“六叔，你说。”

六姥爷把羊铲戳到地上说：“叔有十只羊，个头小一点，下的羔也少，想跟你送的羊调换几只。”

母亲一下愣住了，随即摇摇头说：“不行吧，六叔你看，我送的羊人家都涂了抹子的呀。”

六姥爷弯腰逮住一只羊，用手捏了捏羊背上的抹子，然后直起腰来，从口袋里摸出个小铁盒，得意地说：“抹子是油漆的，六叔这儿也有。六叔把换给你的羊也涂上抹子不就成了，保准你不会出事。嘿嘿。”

母亲没辙了。想了半天，母亲又说：“六叔，我送羊可是挣了人家钱的呀，咱咋能干这事？”

“羊不是公家的吗？要是你自家的，六叔提也不提。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母亲为难极了。六姥爷又说：“六叔也不白求你。这样吧，调换一只，六叔给你两毛钱。”

母亲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我想，是我给母亲解围的时候了。我抡起鞭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噼噼啪啪，一顿猛抽。羊群受了惊，你追我赶，蜂拥着朝前冲去。我和母亲紧撵着羊群，听不清六姥爷在背后嚷嚷什么。

出了山口，天已黑透。十几里山路，走得我两腿酸软，肚子也咕咕叫起来。

王站长早已等在村口，见我们到来，忙把我们领到村头的一个大院门口。门楼上吊一盏大汽灯，贼亮贼亮的。一辆拉羊车就停在一旁。王站长对母亲说：“大姐，你们娘俩先歇个脚，等我们装完羊，就给你钱。”母亲放松地点点头，拉着我坐到旁边的一块石头上。

几个村里人帮着往车上装羊。奇怪的是，每抓到一只羊，临上车前，王站长总要猫下腰，拿手电照照羊肚子，然后再送到车上去。我悄悄问母亲：“他照啥呢？”母亲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四十只羊就要装完了。母亲凑过去说：“王站长，你刚才拿手电照啥呢？”

王站长不说话，提起一只羊腿让母亲看。

王站长说：“是这样的。上次，我也从山里收了几十只羊，也是雇人送到这里的，等回到食品站才发现，有一半的羊被人半道上调了包，大的换成小的，肥的换成瘦的……所以，下午在你们村收羊时，我除了在羊背上涂了抹子，还在羊肚子上加了个抹子……我这么做也是以防万一，并不是针对大姐的，哈哈哈……”

好悬啊！我和母亲相视一笑。

王站长掏出十块钱说：“大姐拿着，这是你的工钱。过年我要是去你们村收羊的话，还雇你送羊。”

母亲掏遍口袋，只掏出一块钱。母亲尴尬地搓着手说：“我零钱不够，王站长就给八块吧。”

王站长说：“不用找，拿着吧。多出的两块钱，送孩子吧。”

母亲不安地说：“那咋成啊？”

王站长伸手摸摸我的头：“小家伙，饿坏了吧？走，到屋里吃饭去！”

母亲赶忙说：“不了不了，我们这就回去。”

王站长不让，拉着我的手朝屋里走。饭是莜面鱼鱼，我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

那个香啊，我一气吃下两大碗。

往回走的路上，头顶悬着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

（摘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别让图书二维码步入“歧途”

现在，很多人都熟悉了一个图案和符号——二维码。这个“黑质而白章”的小方块,正快速渗透到各行各业,图书出版业自然也不例外。然而,更多的图书二维码已经沦为出版社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出版社网店导引，与该图书内容本身可以说是毫无关联。

图书二维玛，凭借简洁的视觉呈现、便利的使用方式、丰富多样的信息承载等优势，既吸纳了纸质图书内容的精华，又最大限度地拓展了纸质图书的内容维度，自然受到读者的欢迎。但现在通过扫描二维码看AR图书，曾颇受业界关注新型阅读方式，似乎要被遺忘掉了。

尽管眼下在图书封底，二维码成了标配。但所谓的二维码却几乎交成了广告导引，通过扫描二维码读AR图书，却变得稀有。尤其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些图书出版商与相关商家合作，图书封底的二维码，一经扫描便链接到相应的推荐餐厅、景点、书店等。还有一些图书附赠的二维码。仅在新书出版后一至两年内可以使用，一旦过期则无法登录。之所以出现如此乱象， 主要原因在于可以使阅读“活起来”的AR图书成本要远远高于传统图书,而具备相应研发内容能力的出版社却太少。这样的二维码，充其量也就是宣传噱头，缺乏诚意，沦为商家广告的代言人。

二维码原本是个好东西，图书二维码物超所值就会成为所对应图书最大的卖点，乃至成为获得读者青睐的得力支择。二维码其实是一种媒介，更看重的是背后的内容和服务——也就是说,所链接的内容是否新颖、是否满足读者需要，才是决定二维码营销效果的关健。在如今图书出版领域的二维码，大多是一厢情愿，没有了解用户之所需，更没有延伸产品的附加值，的确让读者们寒心。

（摘自2019年06月12日《中华读书报》）

基层避责是指基层政府各管理主体采取诸多策略规避由其职位带来的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以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这一概念界定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虽然避责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行政行为，但基于社会影响的直接性角度，本文只关注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避责。本文所指的基层政府包括市、县、区和乡、镇两级政府，并涵盖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即在职能分工、权责配置中存在较大差异的“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第二，避责行为主要规避的是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在层级管理体制下，上级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对基层行政过程进行控制，虽然各机构和行政人员均有建立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书面权责说明，但由于既有规定过于宽泛模糊，并且基层行政主体需承办大量的临时性任务和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故避责行为所规避的不仅是书面上的直接责任，还包括法定职责外的其他潜在责任。第三，在成本——收益权衡的基础上，避责行为的目的在于减少利益损失。由于行政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利益诉求、行为偏好和价值观念，解释避责现象自然无法忽视基层政府内部成员的混合动机及其构成逻辑。

作为基层在权责分立结构下应对风险的行为选择，避责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对风险和收益的整合分析，在不同情况下条件式地选择不同避责行为，并且会根据策略的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组合。各种避责行为是并行不悖的，多种行为可同时存在，并进行区别性搭配和组合。根据近年来对基层政府的田野调查和跟踪观察，在对第一手访谈资料和现实情况开展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决策树和类型学的分类方法，从两个维度出发对现阶段基层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避责行为进行分析（见图1）。

图l基层避责的具体策略分类

一是时间序列维度。基层行政人员在采取避责行为时呈现出序贯决策的形式，这种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选择可主要划分为事前主动选择和事后被动应对。前者是在事前未酿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下，基层人员通过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减少风险．主动采取措施规避惩罚，以常态化策略应对可能出现的压力和追责。后者是当行政过程出现不良后果时，基层人员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消解恶劣影响带来的严重损失，这属于一种非常规的策略选择。

二是传导方向维度。在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划分的前提下。基层避责在传导方向上也出现了纵向避责和横向避责的差异。纵向避责是以层级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和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横向避责是以平行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政府组织内部同级之间、政府与外部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

综合时间序列和传导方向两个维度，汇聚行为先后次序、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由此产生了不同情况下的基层避责策略。

（摘编自倪星、王锐《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材料一：

往返4000多公里的超远距离通信，时延36毫秒内，依靠虚拟仿真和5G技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田威把曾经只能是空想的飞机制造实验教学变成了现实——4月9日，以“识变、应变、求变”为主题的中国慕课大会在京启幕。在现场教学展示环节，田威用一根网线串起了一场三地三校同时完成的飞机大部件装配实验。

作为互联网发展的产物，慕课自诞生起就被寄予了打破传统教育时空界限和学校围墙、催生新的教育生产力的厚望。慕课带来的教学组织形式、学习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变革，正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受教育者提供个性化、多样化、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透露，如今，我国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居世界第一，共计2亿多人次“打卡”慕课学堂，较2017年增长2.7倍，上线慕课数量约12500门，增加近3倍；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数量增至1291门，增加1.6倍。同时，覆盖所有专业门类的慕课体系正在建立。

（摘编自《中国慕课：跑出速度创新标准》，《光明日报》2019年4月11日）

材料二：

朱春俐在《国内慕课学习的调查研究》一文中，选取了六大慕课平台上共1051门课程作为观察样本，观察其所属专业学科。又从1051门样本课程中选取出各平台上关注度最高的5门热门课程，共计28门课程（其中有2门重复课程），观察其所属专业学科。得到以下信息，如图：

（摘编自朱春俐《国内慕课学习的调查研究》）

材料三：

据报道，今年，教育部将出台《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管理办法》，推进“亚欧会议慕课网络行动”，充分借助“互联网+教育”“智能+教育”，支持国内慕课平台横向联合，推动更多慕课上线国际著名平台。

经过量的积累，我国慕课已经进入质的提升阶段，但是还存在诸多问题。许多慕课平台堆积大量教学视频资源，与传统课堂的“满堂灌”并无本质差异。对此，授课者必须做到以学习者的需求为中心，明确教学目标、优化教学设计。其次，要注重在线测量和数据分析，探索在线教育规律。高校可以利用大数据和数据挖掘等技术，在线测量和分析师生的教学行为和轨迹，发掘学生学习困难和进步因素；促进因材施教，提升教学质量。同时，进一步开展慕课跨机构、跨部门合作，才能释放全新活力。在国内，近来创业创新类慕课较为热门，高校也可积极寻求机会与各类企业合作，为学生创造锻炼机会。

（摘编自骆蓉《把慕课打造成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金课”》，《光明日报》2019年4月4日）

材料四：

在中国慕课大会在，腾讯公司副总裁王巨宏首倡“未来+教育”概念。这是一套从底层信息基础设施，到智能应用引擎、优质内容平台层面，全面服务“以人为本，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产学协同育人，共建优质的教学内容，持续为智慧教育提供资源，腾讯TAPD技术团队深入高校，将腾讯敏捷开发工具、方法与实践文化融入高校软件工程课程平台，致力于培养更多软件工程人才。经由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探索科技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打造智慧教育的技术引擎。

（摘编自《腾讯王巨宏：“未来+教育”，以智能技术助力人才培养新模式》，《消费日报网》2019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