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诗书礼乐到钟鼎彝器，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素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一谈及传统建筑，多数人不是一脸茫然，便是心怀遗憾。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本就不多，往往还被岁月剥去了光彩，有几分“土里土气”，相形之下，欧洲古建筑遍地开花，如风光片里古堡的坚固伟岸、教堂的华丽炫酷，让人如何与之一较高下？此言差矣。

以中西古建筑最显著的对比，即材料上的土木和砖石为例。乍看之下，木质建筑简朴，易朽，扁平，似乎很难与巍峨高耸的石头教堂一争高下。有人把这归咎于古人的技术不行或材料短缺。但事实上，中华大地并不缺石材，古代冶金技术世界领先，石料开采加工的器具也更先进。同时，老祖宗们并非完全不用石料修筑，譬如陵墓，在他们看来，才是该用石头堆砌的。而从秦汉陵墓的空间布局、工程结构之精炒来看，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砖石建筑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因此，对于砖石建筑，古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像中国传统绘画对散点透视的情有独钟一样，形式和质料上的偏好，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

追根溯源，审美偏好的出发点，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欧洲建筑多以石砌，呈竖向耸立之势，以求“飞升天国”的不朽。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基本是横平舒展，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在中国古人心中，石头冰冷坚硬，缺乏生气，太过疏离自然，至于寻常起居，则一定要置身于“生生之气”的土木之中，以求“天人合一”的居住理想。

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绘画之，雕刻之，咏叹之，幕写之，以图将其打造为“高大上”的永恒纪念碑。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就不这么看了；文字才是千古之承载，不朽之盛事。相比于文字上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实用主义”态度。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在传统文化里，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即便建筑，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自然生灭。儒家倡导“卑宫室”，往往把“大兴土木”等同于“劳民伤财”，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

纵观世界历史，宗教信仰对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至关重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这样的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只能是为神而非为人服务的。中国则不然，“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连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渐渐演变为以殿堂为重，似乎暗示着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营造佛国净土；中国的重楼式佛塔，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逐层登临更显亲近；到后来竟至“此心即佛”，已无需以建筑或其他物质的渲染来吸引信徒了。

由此观之，中国古建筑的貌不惊人其来有自，完全不必妾自菲薄。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

(节选自周飞亚《建筑的“中国脸”与“中国心”》)

（甲）我并非存心刻薄，而是想从中引出一个很实在的结论：当你遭受巨大痛苦时，你要自爱，懂得自己忍受，尽量不用你的痛苦去搅扰别人。和自己交朋友，还要做自己的一个冷眼旁观者和批评者，这是一种修养。它可以使我们保持某种清醒，避免落入自命不凡或者顾影自怜的可笑复可悲的境地。获得理解是人生的巨大欢乐。（乙）然而，一个孜孜以求理解、没有旁人的理解便痛不欲生的人却是个可怜虫，把自己的价值完全寄托在他人的理解上面的人往往并无价值。（丙）成为真正的自己很难，但一旦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你也会乐此不疲。为别人对你的好感、承认、报偿做的事，如果别人不承认，便等于零。而为自己的良心、才能、生命做的事，虽然没有一个人承认，也丝毫无损。（丁）我之所以宁愿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其原因之一是为了省心省力，不必去经营我所不擅长的人际关系了。

继唱歌选秀、户外真人秀等类型之后，喜剧正在成为当前电视综艺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笑傲江湖》《欢乐喜剧人》等数十档喜剧类电视综艺节目，轮番上演，成为荧屏新风景。

喜剧以夸张的手法、巧妙的结构、诙谐的台词及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引起人们对丑和滑稽的嘲笑，对正常的人生和美好的理想予以肯定。基于描写对象和手法的不同，喜剧可分为讽刺喜剧、抒情喜剧、荒诞喜剧和闹剧等样式。在中国艺术舞台上，从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救风尘》到当代的《抓壮丁暗恋桃花源》等，一直都蕴藏着喜剧的基因，散落着喜剧的种子。随着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除了传统的舞台喜剧，还出现了喜剧电影、情景喜刷、喜剧型广播剧、喜剧类综艺节目等。

现代人生活、工作压力前所未有，喜剧让人或捧腹或开怀，为生存于压力之下的人们提供了宣泄情绪、释放压力的出口，尤其在当下社会转型期，喜剧更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观众提供了心灵按摩和温情安慰。在话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开心麻花”系列却一票难求；在电影市场激烈的竞争中，《泰囧》等喜剧片票房大卖；在电视剧产量供过于求的情况下，都市轻喜剧也总能取得不错的收视成绩，这些都反映出观众对喜剧的强烈需求。

虽然电视荧屏上出现了大量喜剧类节目，可在喜剧研究专家蔡体良看来，近些年，中国喜剧的发展却并不乐观，“真正意义上的喜剧精品，屈指可数”。蔡体良的话指出了当前中国喜剧的最大问题：量多质不高。另外，随着收视竞争的加剧，一些喜剧节目“喜”得有些变了味。比如，有的节目拿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开涮，有的节目用低俗的段子吸引眼球，还有的节目用社会阴暗面刺激观众的神经。所有这些，也能让观众笑，但观众获得了欢笑，却被玷污了心灵。

观众需要笑，但不是肤浅的笑。喜剧的本质不能被低俗小品所取代，也不是插科打诨所能表达的。喜剧应该用传统文化与高雅品质赢得观众，而不是用媚俗的桥段取悦观众。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言，喜剧应该是纯粹的艺术。观众期待那种有意味有滋味的笑，期待被商业文化挤到边缘的喜剧艺术重新回到当代文化生活中来。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过，严肃的喜剧是以人类的美德为主题的。真正优质的喜剧节目，不仅能让观众发笑，还需要包含真性情，甚至针砭时弊，给人以思考。比如俄罗斯喜剧大师梁赞诺夫的系列喜剧，再如相声大师马三立的作品，均令人回味无穷。特别是马三立表演的内紧外松、有条不絮、惟妙惟肖、含蓄隽永的“抖包袱”，使得人们在回味之后才会发笑，即所谓会心一笑。这些都是喜剧的最高境界。

“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优质喜剧背后一定有对人生的思考。在欢笑中引发对现实的思考，引导观众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这是喜剧应有的价值追求。今后的喜剧创作，应该锁定普通人的生活，融入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并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百态的描摹，凸显一定的时代精神。

（摘编自张默然《观众需要的不是“肤浅的笑”》）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种种现象表明，对汉字教育面临的问题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存在着很大差异。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戏剧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不同。西方戏剧产生于祭奠，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重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奠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奠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奠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的庄重神圣的宗教氛围。

这种形成渊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戏剧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影响了戏剧在正统文艺中地位的差异，这些都加强了观众的心态视角的差异。

观众心态视角和戏剧的悲喜色彩的选择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观众心态视角的差异使得戏剧的悲喜色彩倾向不同。反过来，戏剧悲喜色彩的不同又加强了心态视角的差异。西方人推崇悲剧的重要原因是悲剧肃穆的气氛，和作为戏剧渊源的宗教祭奠的庄重气氛最接近，都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中国戏曲观众喜欢看喜剧。这和戏曲形成时的娱乐滑稽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反映出的俯视心态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同样是看悲剧，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也不相同。中国戏曲悲剧冲突带有鲜明的伦理批判倾向。冲突的基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西方悲剧不管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都是人对于其强大的对立面，即命运、社会、性格所做的奋力挣扎反抗。如俄狄浦斯之于命运，哈姆雷特之于性格，斯多芒克之于社会，但他们最后都以毁灭告终。中国戏曲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弱小善良的老百姓，尤其是有不幸遭遇和无辜受冤的女性。而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多是高贵、威严、有强大力量的帝王将相、贵族富人、神人英雄等。由此可见，中国戏曲的悲剧是把观众推在高高的道德伦理的评判席上，让观众俯视这些可怜的无辜的弱者，进而对这故事、人物做出道德评判。而西方悲剧的观众仰视着台上那些比自己更有力量的主人公在命运、性格、社会面前做拼死抗争，却仍逃不脱失败的结果，进而产生了“惧怕和怜悯”，从而使观众感情得到“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