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阅读经典？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如果今天我们口喊经典阅读，年轻一代或者大众，却都不读原著，只读别人的解释，这就会误事，会造成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的后果，说不定比不读更坏。

为什么要如此热衷于“经典阅读”？“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人类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经典的阅读而代代相传的。这几年我提出过一个概念：“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到这样的经典那里吸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几部经典，可以说家喻户晓，渗透到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就文学经典而言，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德国的歌德等等，都是进入国民基础教育，扎根在青少年心上，成为他们民族年轻一代的精神的“底子”的。

那么，究竟哪些是我们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该在中学(大学)开设什么基本经典选读课，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这样的经典阅读，实在是民族精神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应该认真对待的。而且，当下在青少年中提倡经典阅读，还有某种迫切性。青少年时期，读不读书，读什么书，都不是小问题。现在我们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首先是不读书：一方面是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除了课本和应考复习资料以外，没有时间、精力，也无兴趣读其他任何“与考试无关”的书，老师、家长也不允许读；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点课余时间也耗在影视和网络阅读上。

我并不反对影视和网络阅读，并且认为影视和网络确实提供了阅读的新的可能性，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其明显的愉悦性对青少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这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有可能削减，以至取消了深度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因此如果以影视、网络阅读代替经典文本阅读，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读什么书的问题。像鲁迅所说，胡乱追逐时髦，“随手拈来，大口大口地吞下”的阅读——这颇有些类似今天的“快餐式阅读”，吃下的“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当下中国读书市场上这样的“新袋子”、“红纸”包装，实在是太多了，没有经验的青少年特别容易上当，但吃下去的却是“烂肉”、“酸酒”，仰赖这样的“快餐”长大，是可能成为畸形人的。

鲁迅因此大声疾呼：“我们要有批评家”，给青少年的阅读以正确的引导。“经典阅读”正是这样的导向：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

阅读经典，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是要从中吸取精神资源；经典的选择与阅读，必须有开阔的视野，不仅要读古代经典，还要读现代经典，不仅要读中国经典，而且要读外国经典，不仅要读西方经典，还要读东方国家的经典，不仅要读文学经典，还要读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经典等等，绝不能将任何一个经典绝对化，神圣化，吊死在一棵树上。

而在阅读经典的同时，还要阅读生活这部“大书”，关心、参与现实生活的创造，在生活实践中加深对经典的理解。集中到一点，就是不要为读经典而读经典，目的是要促进自己的精神成长，我们是为了“立人”而阅读经典。

摘编自（钱理群《我们为什么要阅读经典》）

诗人的孤寂

朱光潜

心灵有时可互相渗透，有时也不可互相渗透。在可互相渗透时，就可以默然相喻；在不可渗透时，隔着一层肉就如隔着一面壁。惠子问庄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反问惠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人们在谈到彻底了解时，都是隔着星宿住的。

比如眼前这一朵花，你我所见的完全相同吗？你我所嗅的完全相同吗？你我所联想的又完全相同吗？你觉得香的我固然也觉得香，你觉得和谐的我固然也觉得和谐，但是香的、和谐的，都有许多浓淡深浅的程度差别，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一般人较量分寸而无暇剖析毫厘，以为这无关宏旨，但是古代寓言不是明白地告诉我们，压死骆驼的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吗？

凡是情绪和思致，愈粗浅，愈平凡，就愈容易渗透；愈微妙，愈不寻常，就愈不容易渗透。一般人所谓“知解”，都限于粗浅的皮相，而浓淡深浅上的毫厘之差是无法从这个心灵渗透到那个心灵里去的。在粗浅的境界，我们都是兄弟；在微妙的境界，我们都是秦越。曲愈高，和愈寡，这是心灵沟通的公例。

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是因为他们在感觉方面异常敏锐。常人的心灵好比顽石，受强烈震撼才生颤动；诗人的心灵好比蛛丝，微嘘轻息就可以引起全体的波动。常人所忽视的毫厘之差对于诗人却是奇思幻想的根源。一滴水便是大自然的返影，一阵螺壳的声音便是大海潮汐的回响。在眼球一溜转或是肌肤一轻颤中，诗人能窥透幸运者和不幸者的心曲。他与全人类和大自然的脉搏一齐起伏震颤，然而他终是人间的最孤寂者。

诗人有意要“孤芳自赏”吗？他看见常人不经见的景致不曾把它描绘出来吗？他感到常人不经见的情调不曾把它抒写出来吗？他心中本有若饥若渴的热望，要天下人都能同他在一块儿赞叹感泣。可是，在心灵探险的路途上，诗人不得不独自踟蹰了。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位独自踟蹰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诗人布朗宁在《当代人的观感》这首诗里描写过一幅很有趣的画面。一位穿着黑色大衣的人天天牵着一条老狗在不应该散步的时候在街上踱来踱去，他真是一个怪人！——与诗人同一时代的人这样想，一般人对诗人的了解也是如此。

一般人不也把读诗看作一种时髦的消遣吗？伦敦、纽约的街头不也摆满着皮面金装的诗集，让老太婆和摩登小姐买去作为礼物吗？群众所叫好的都是前一代的诗人，或是模仿前一代诗人的诗人，他们的音调都已在耳朵里震得烂熟。如果有人换一个音调，他们就不免“对牛弹琴”了，“诗人”这个名字在希腊文中的意义是“创作者”。凡真正的诗人，都必定避开已经踏烂的路去另开新境，他不仅要特创一种新风格来表现一种新情趣，还要在群众中创出一种新趣味来欣赏他的作品。但是这事谈何容易？“千秋万岁名”往往是“寂寞身后事”。诗人能在这不可知的后世寻得安慰吗?汤姆生在《论雪莱》一文里骂得好：“后世人！后世人跑到罗马去溅大泪珠，去在济慈的墓石上刻好听的诔语，但是海深的眼泪也不能把枯骨润回生！”

①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以人本主义为基石的人类文明。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其实都是有关人间英雄和氏族首领的英雄事迹的文学表述。在经过后人加工的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的因素与历史的因素以传说的方式奇妙地结合起来了。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

②中华的先民们确信文化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种文化就必然以人为其核心。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伦的幸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华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源于人的内心。先民的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中华的先民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

③只要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时代的推进，人本精神越来越成为占压倒优势的价值取向。以诗歌为例，从先秦以来，人们强调诗歌源于人间的生活，是人们喜怒哀乐的自然表现。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在中华先民们看来，诗歌完全是抒写人类内心世界的一种文化形态，非人间的内容在诗国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人本精神就是中华诗国的核心精神。正因如此，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便是个人抒情的性质。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思想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思想并不轻视个体的意义，他们那么重视修身养性，正是着眼于个体人格的建树。孔子深为赞赏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活状态，正是充满抒情意味的诗意人生。与儒家相反，老子和庄子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人生的诗化。老、庄是以浪漫的态度对待人生的，他们所追求的是超越现实环境的精神自由。儒、道两家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

④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除诗歌以外的其他样式也不例外。例如《史记》本是史传文学，但因洋溢着浓郁的抒情色彩而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元杂剧《西厢记》本是敷演故事的戏曲，长亭送别时崔莺莺主唱的套曲，不是优美的抒情诗又是什么？小说《红楼梦》堪称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的全景图卷，但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如宝黛爱情等无不写得优美如诗。西方的文艺理论家着意于绘画是空间艺术而诗歌是时间艺术的辨析，而中国的艺术家却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融通境界津津乐道。这说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在整体上带有浓重的抒情性质，它是无数中华先民充满个性的灵心慧性所创造的作品的集合。

（摘编自莫砺锋《人本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底蕴》）

费孝通曾用“熟人社会”剖析文化现象，至今仍能以之一观。熟人社会强调“亲如一家”，如今某些公司也鼓励同事之间互称家人。这来自一种思维惯性：“家人”之间就要不分彼此，不讲界限，尤其是不言利益。其实，真正的熟人社会也讲究权利义务对等，只不过较为复杂隐微。

“人情往来”源于人际互动和资源交换的需要。社会中总要有一定的分工协作，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必需之事，有的人做这个，有的人做那个，互相之间就需要有交换。交换需等价，要有来有往。与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相比，熟人社会的等价交换更为全面和灵活。你给我帮忙出了力气，我可以给你的小孩辅导功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更显人情味。基于对他人的充分了解，有些交换还会考虑到双方的整体情况，家贫的人即便贡献微薄也是一份厚谊。这种灵活度也体现在往来取予的时间跨度，对长相厮守的人来说，君子报恩十年不晚，父债子还也很正常。

一般说熟人社会“人情复杂”，主要指其表面常常模糊，内里清楚明了。陌生人社会倾向于用金钱价值作为交换的中介——不一定每次都付现钱，但会自动地折算为金钱价值。在熟人社会，人就要摆摆手，说一句“咱俩谁跟谁”，忌讳提“算账”。一旦把以前的人情债都算清楚还明白，就意味着不再来往，一刀两断，谁愿意这样呢？但这并不意味着人际交往真的可以模糊界限。“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等说法，不仅体现着对等原则，甚至还包含了利息的考虑。如果一个人只接受别人帮忙，自己丝毫不考虑回报，或者回报总是不对等，时间长了就会变成孤家寡人，别人避之不及。既懂分寸又说话好听的，被誉为“会做人”。

既然都遵循等价原则，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在城市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倾向于找陌生人来做事。先不提虚伪世故耗人心神，更有换算标准不一致的难题。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人际交往范围十分有限，经常来往互助的人基本处于同一阶层和同一习俗中。直到三十年前，城市里人要搬家，基本还都是请朋友、同事、老同学等熟人帮忙。忙完了请大家去饭馆“撮一顿”，顺便庆贺了乔迁之喜。如今在大城市里，人们搬家多会去找专业团队，不再求助朋友。这反映着家庭边界的意识更强，更因“人情”已不好估量。同样一个周末，有人闲着无事，有人要加班，加班费也高低不等，有人还要挤出时间陪伴家人。对一天时间消耗的估价已经无法用一套接近的标准来衡量，“人情债”变得更不清楚，也就无法操作。加之人的流动性加大，更少有长相厮守的关系，多次博弈的链条太脆弱，经不起人情债的考验。

怀念熟人社会的人感叹“如今人与人的距离远了”，古人也常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同一现实还有另一面：人的生活变得更富裕，更多样，也更复杂，以前人情往来的作风已不敷用。人与人之间互信互助的需求没有变，只是转变了形式。当大家都心累了，这个阶段迟早会过去。认清这个趋势，我们大可以卸下被动裹挟、逶迤客套的负担，让人际交往更简洁。正是人际关系的松弛、简洁和包容，让许多年轻人向往大城市——即便过高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让他们叫苦不迭，真正的希望不在“逃离家乡”，而是大城市之外的社会交往也变得更有边界和有弹性。

事实上，那些人生中最重要的方面，比如亲情、爱情、友谊、美感、信仰……都不能用尺寸刻度去衡量计较。一朝能把利益考虑与亲情友谊分开，我们的情感、体验才会更加纯粹，我们的心灵也才能从计较和虚伪中解脱出来。

（摘编自《社会科学报•<年节时看“人情往来”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