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人文静安”的建设首先需要摆脱“集体失忆”现象。当人们向前走的时候，很容易遗忘在自己身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涌现出来的高楼大厦也挡住了人们回眸的目光。历史和文化传统不但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淡出了他们的记忆。

②这种“集体失忆”现象的根源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而是现代化进程本身。正如西方人的谚语所说的：“伟大和贻害是孪生子。”现代化包含着许多积极因素，但也蕴含着不少消极因素，它追求标准化、一体化、高效化和机械化，试图抹去历史上一切与此格格不入的遗迹。作为现代化生活典范的办公室白领，他们大多倾向于把自己的生活理解为幸福的生活，也许他们应该去读一下卡夫卡的《变形记》：一个推销员一天早晨醒来，突然成了一只大甲虫，由于他不再对家里有用，家里的人都开始冷落他，最后他在郁郁寡欢中离开了这个冷漠的世界。如果他们有意做这样的阅读，就会明白，现代化也使他们失去了不少东西。为什么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后会出现“浪漫派”的思潮？实际上，这种浪漫主义式的怀旧正是观代人对自己在现代化进程失去的东西，尤其是田园诗般的生活环境和充满温情的人际关系的缅怀和追忆。正是在这种缅怀和追忆中，生命的创伤得以抚平，精神的惆怅得以舒展。

③静安区作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拥有自己丰富的、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珍惜、守护并努力发掘这份珍贵的遗产，正是“人文静安”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这些历史文化遗产，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④闻名遐迩的静安寺自宋代得名以来，至今已有近800年的历史；位于美丽园附近的圆明讲堂建于1934年；位于陕西北路的基督教教堂——怀恩堂建于1940年。从人文关怀的角度看，这些宗教遗存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⑤从外滩到静安寺的这段地方解放前被称为“十里洋场”，静安寺作为十里洋场的“终点”，也拥有旧上海最繁荣的商业街。亨生的西服、蓝棠和博步的皮鞋、凯司令的粟子蛋糕，在老一辈人的印象中依然栩栩如生。作为“十里洋场”的载体，南京路建于1 865年，而南京西路的路名也源于静安寺。因此，完全可以在静安寺路段的某处勒碑来说明这段商业史。

⑥1954年，在冒险家哈同的爱俪园废墟上建起了中苏友好大厦，直到1984年更名为上海展览中心。地处南京西路1025弄、建成于1932年的静安别墅，位于南京西路1537弄的金域别墅，由四明银行出资建于1922年和1928年的四明村，还有愚谷村、延年坊，以及位于陕西南路延安中路的马勒别墅等，这些富于时代特征的建筑群落，以其多姿多彩、迥然各异的建筑风格吸引着人们的视线。

⑦静安还有不少著名的文化艺术场所，位于南京路江宁路口、建于1941年的美琪大戏院被誉为“亚洲第一”大戏院；而闻名中外的百乐门舞厅则建于1932年，同时可供千人起舞，是旧上海著名的娱乐与交际场所，1954年被改名为红都大戏院，2003年经修缮后重新恢复了百乐门舞厅的名字。此外，陕西路的平安电影院，尤其是常熟路附近的小剧场，上演各种实验性的话剧场所成了中外游客流连忘返的“艺术圣地”。

⑧此外，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曾居住在静安别墅；而视公寓为“逃世圣地”的张爱玲曾经两次入住常德公寓；徐志摩和陆小曼则把他们新婚后的家安顿在四明村。这些文化名人故居无一不透着浓厚的人文气息，成为游人青睐的观光地。

⑨这里做的只是一个粗浅的梳理，即便如此，静安区仍拥有这么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珍惜守护并发掘这份珍贵的遗产，并不意味着用无批判的态度去对待它们，也并不只是为了寄托怀旧的情绪；而是通过历史的比较使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文精神这个传统，并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更加富于人情味。

⑩对于“人文静安”的建设有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做好静安区历史文化遗迹的调研工作，做到对自己的“家产”心中有数，从而制定总体上的发展规划。第二，有的历史遗迹已经湮没，无法再复原，可以在近处设石碑记录之；至于名人故居，也可以像国外一样，委托其亲属或私人进行维修、管理并供游人参观。总之，管理形式应该不拘一格。第三，……

（11）“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静安区在“人文静安”的建设上一定能取得更多的成绩，成为中外游人最喜爱的地方。

（节选自俞吾金《守护历史遗产，弘扬人文情怀》，原载《文汇报》。有改动）

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兴起的多维因素

①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在我国快速发展，佳作频现，媒体热捧，读者欢迎，掀起了一股浪潮。

②所谓“非虚构写作”指的是一种基于“事实”的文学创作活动，它采用讲故事的叙事方法反映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虚构性写作基于“想象”的特点不同，非虚构写作是围绕“采访”建构“真实性”。真实事件、真实经历、真实体验是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要求。

③严谨的非虚构写作活动要求写作者要有细致扎实的采访过程。为了写作《像我这样的黑人》，霍华德格里芬乔装成黑人进行浸入式体验，甘冒危险乘坐公共汽车穿越密西西比州等种族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区域。为了写作《出梁庄记》，梁鸿跟踪梁庄人在全国各地谋生的艰辛与尴尬，跑遍全国十一个省市，访谈了340余人，把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都一一记录下来。

④非虚构作品与虚构文学有不同的阅读价值，后者偏向超越与审美，前者重在挖掘社会历史真相。从近年来全球媒体的非虚构写作实践来看，非虚构写作者重视宏大叙事下忽略的一些边缘题材，喜欢写作主流媒体忽视的焦点，例如不被广泛关注的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等。非虚构作家何伟认为，中国是非虚构写作的“富矿”，因为“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完成了西方400年的历史，在这一巨大的转变下，中国社会经历了犹如过山车般的眩晕与速变。光怪陆离的现实常让人有匪夷所思之感，比虚幻更为不真实，每个人都身处一种被分裂和被分割的生活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几种生活、多元观念同时并存，仅仅是一墙之隔，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场景。”

⑤面对剧烈变革的中国社会，传统作家来不及发现、洞悉、分析、沉淀、总结和提炼现实生活，由此造成文学在及时、鲜活、生动、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表现乏力。正如美国学者约翰•霍洛韦尔所说，当一切事情以比过去高十倍的速度变化时，“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了”。即使是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报告文学，近二十年来也因调查技巧单一、表达手段单一，无法满足当代读者对事实深层次的追求而走向衰落，甚至有一部分报告文学沦为宣传文体，成了“吹捧文学”“推销文学”，失去现实主义批判性，遭到读者的厌弃。

⑥和传统的新闻文本相比，非虚构作品同样具有优势。传统的新闻文本往往擅长粗线条地转述新闻事件的框架，见“事”不见“人”。非虚构作品在恪守新闻“真实性”的前提条件下，不遗余力地挖掘人物、事件背后更为丰富的意义，在个人思索和公众历史、社会使命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精神和生活的内核；其中叙事策略和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可体验性和可理解性，让读者更深切地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抵达真正的“真实”境界。这也是非虚构作品备受好评的原因之一。

⑦有意思的是，非虚构写作不是专为职业作家与记者而准备的，业余的大众也可以参与到非虚构写作中，记录下自己身边的人事。“有故事的人”“全民故事计划”等非虚构写作平台都是为一般写作者书写自身故事提供的平台。“有故事的人”是由凤凰网推出的非虚构写作平台，对非虚构写作的理念是“每个人都有故事，都可以写出故事”，并且认为非虚构写作者“可以来自名流，来自职业写作者，也完全可以来自贩夫走卒，升斗小民”。与专业文学创作、专业新闻写作相比，非虚构写作打破了写作的壁垒，推翻了写作的围墙，拆除了写作的藩篱，让普通人成为写作的参与者。

⑧非虚构写作在我国的兴起体现出整个社会文艺需求和理念的变化。1990年代,中国纪录片领域曾发起一场“新纪录运动”,原先被遮蔽的底层社会开始在镜头中向我们敞开。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非虚构作品有了更多的渠道发表与传播，广大普通人的写作活动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故事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写作领域即将展开的可能是一场文字世界的“新纪录运动”。

（有删改）

在中华文明中，足以担当精神价值之任的是中、和、乐三种价值。也就是说，中华道术、道德及艺术所体现的对人的精神生命最具关切性和重要性的属性分别是：道术中，道德和，艺术乐。

在中华文明中，道术主要表现为对人道的探索，而“中”便是中国人人道真理观的最高体现。“中”即不偏不倚、适中、中庸。从《论语·尧曰》篇看，平在尧舜高时代，“中”就被当作核心价值与最重要的政治智慧代代相传。

《论语·尧曰》对尧、舜、禹传道过程的记述，已经充分表明儒家对“中”的重视，其提出“中庸”“中和”等观念绝非偶然。至于老子的“守中”、庄子的“养中”等学说，无疑也是对早期“中”思想的继承与弘扬。还有，佛家以中道为最高真理，大大丰富了中华中道观。

“和”即和合、协同、合作、亲和，是中华文明中的最高道德理念。在先秦早期，“和”的价值是在与“同”的比较中凸显出来的。“和”即不同事物和美整合，“同”是同一事物简单积累。后来，孔子进而将“和”“同”引中为道德范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是指不同的事物、观念结合，又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所谓“同”，是指同一种事物或观念的相加，显得十分单调。因而，和而不同又意味着兼容并包与追求平和。

“和”也是道家和佛家的基本价值范畴。老子一方面以“和”为宇宙法则，“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另一方面又以之为常道，即最高道德法则，“知和日常，知常日明”。“六和”观念，则体现了佛法的基本道德原则。

至迟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人就赋予了音乐以道德意义和教化功能，甚至将其与“礼”并称，因而中国早期的艺术精神主要体现在音乐之中，而音乐之“乐”与快乐之“乐”又是密不可分的。音乐的功用是让人快乐，正如《礼记》所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

鉴于音乐之“乐”与快乐之“乐”的这种密切关系，对音乐的重视必然带来对快乐的追求，这从早期典籍中大量出现的“乐”字可以窥见端悦。以《诗经》为例，如“方究淑女，钟鼓乐之”“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等等。由此可见，“乐”为中华最高艺术价值。

“乐”也是儒家、道家、佛家的共同价值。见于《论语》的“孔颜乐处”一直为后儒所称颂，《庄子·至乐》中的“至乐”“天乐”则是一种与道买合的超然之“乐”，更不用说佛教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了。

（摘编自郭沂《中和乐：中华文明的精神价值》，有副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