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由叙事派生出来的，叙事正是历史学的基本所在。一旦剥离了叙事性，历史学也就失去了根基。传统史学尽管缺少学科反思，但作为其叙事性自然长成的结果，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学科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而近代以来在史学反思中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没有再造现代史学的辉煌，反而留下了众多的迷惑与失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史学的反思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表明对史学的反思需要进一步深入，或者需要更换反思逻辑，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叙事性的批判上，而应重新审视叙事性与科学性对于历史学的不同意义与价值。

虽然在历史叙事中要运用想象与虚构，但它并不同于文学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历史叙事者并没有想象与虚构的主观意图，而且对于想象与虚构始终是抱有排斥态度的。历史叙事还可能因叙述者主体认识的差异而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产生重要影响。种种因素都会造成所述“历史事实”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并不能推翻历史事实的可靠性。在基本事实层面，可以通过史料收集的增加与史实考证的深入而得到修正，并渐趋统一。而在历史叙事层面，虽然历史学家针对同一事实的叙述，有可能选择不同的事实材料、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这绝非历史学应受非议之处，它恰恰反映了历史学作为人类实现自我反思、自我认同的工具所具有的人文性。

（节选自许兆昌《深刻认识历史叙事的价值》，201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①南朝梁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门谈了风骨的问题。他说做文章要“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就是说，文章要像人一样，有清新的风貌、峻拔的骨骼，看起来精神奕奕。这是一种对文章的美的理想，并且这种美的理想又是从人格的美的理想中来的。所以，钱钟书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里认为，中国传统以来的文评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生命化。可见，中国人对美的认识往往和真、善联系在一起。

②风骨的说法，探本溯源，大抵是从人物品藻里来的。关于人物品藻，中国从来便是有的。□□□□□□

③不过魏晋时候的人物品藻和从前又有不同。按照现代汤用彤的说法，“汉代相人以筋骨，魏晋识鉴在神明”。就是说，汉代议论人物偏于实在，往往把外在的形容和人的身份地位联系起来，好像有功利性的意味。而魏晋时候，尤其是晋代，议论人物偏于玄虚，往往从审美的一面欣赏人的精神气象。譬如南朝宋的刘义庆写《世说新语》，记述汉代到东晋的轶事琐语，有许多谈论人物风度的内容。他大概是受了前一代的影响，所以尤重人物的气宇和风韵。至于差别的原因，也许在于汉代是儒教统治，思想上有最高权威作为标准的时代；而魏晋则是政治混乱苦难、精神却自由解放的时代。魏晋人在政治的失落里，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进而有了对个体的美的欣赏。

④可见，人物品藻在实用、功利的层面以外，又发展出审美、赏鉴的一面，所以一些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便自然而然地用于艺术，以至于元人杨维桢《赵氏诗录序》里认为，“评诗之品无异于人品也，人有面目骨体，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也就是人化的艺术。风骨便是一例。在人的一面来说，风骨是一种人格美。一个有风骨的人，往往性格坚强而不屈，品格刚正而有骨气，素性潇洒，风度翩翩。而在艺术的一面来说，风骨是一种意境美。一件有风骨的艺术品，往往自然流畅、刚健笃实，使艺术家之心清澈显然，充满凝聚的力量。譬如绘画。中国画讲究笔墨，所以用墨要有流动的感觉，用笔要有穿透的力量。六朝齐的谢赫写《古画品录》，讲了绘画六法，其中有两点说的是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又譬如书法。书法讲究用笔、结体和章法。尤其草书，一笔而成，中间有轻有重、有徐有疾。骨架立于其中，故而气脉贯通，隔行不断。所以书法是以有骨有筋有血有肉的字体篇章为美的。刘勰把风骨引入文学，以为文章要有生命感，鲜活而生动；要有精神性，不能软绵绵、懒洋洋。这一点，对后世文人影响颇大。

⑤风骨的精神，在汉魏一代人的放任率性、刚健遒劲里，显得尤为强烈。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没有明言风骨专是汉魏一代的。刘勰以后，南朝梁的钟嵘提到了“建安风力”，大抵有这个意思。再以后，则往往说建安风骨、汉魏风骨。譬如宋的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评阮籍的《咏怀》之作时，说“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可见，后人把汉魏一代风骨的精神奉为楷模，并极力效仿。在唐代，主要是初唐和盛唐，这种风气最盛。譬如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以为作诗要传承汉魏风骨，既有兴寄，更有骨气。又譬如李白，“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显然有一种对为人为文大气而深刻的追求。

⑥汉末至魏晋，是政治黑暗、社会苦痛的一个时期，常有战争、生死的劫难。那个时候，一面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对生命易逝的忧患感喟；一面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建功立业的慷慨多气。所以，汉魏风骨便有一种大气之美的意蕴。大气之美，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要有一种大的视野、大的胸襟。譬如形而上的天地、死生之思，又譬如现实里的政治、社会之虑。初唐和盛唐一代的许多文人秉承了这种精神。他们写出塞诗，便是一种深沉激昂，对民族命运的思虑，是一种大气之美。

（节选自解芳的《风骨之美》）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重要阶段。一方面,原先的儒家美学和道家美学这时汇合为儒道合一的玄学美学;另一方面,诗文美学伴随着诗文书画的繁荣摆脱了先前的依附状态而走向独立,呈现出一片辉煌。

先秦两汉创立发展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在魏晋时期被融合儒道的玄学取代。玄学继承了道家“适性”“逍遥”的美学主张,后来又改造了道家“无情无欲”的“人性”观,给“人性”注入了有情有欲的现实内容,于是“适性”一变而为“人性以从欲为欢”,变成了“越名教而任自然”。于是,“情”从心灵的理性约束中挣脱出来,形式从道德的附庸中解放出来,以“情”为美的情感美学和以“文”为美的形式美学潮流一下子突涌出来,覆盖了人格美和艺术美,一直延展到南朝。在人格美方面,形成了“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放浪形骸、不拘形迹的“魏晋风度”；在艺术美方面,诞生了“缘情”而“绮靡”的山水诗、宫体诗、格律诗及其相应的理论形态。在情感美学和形式美学取得巨大突破的同时,中国美学在诗文美学领域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诞生了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专文——陆机的《文赋》,第一部体大思精、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一部诗歌批评专著——钟嵘的《诗品》。

让我们逐一来做一次巡礼。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美学史上最早的一篇独立的文学理论论文。他以一代开国君主之尊肯定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彻底摆脱了孔门儒家道本艺末、文章为雕虫小技的传统价值成见,大大提高了文章的地位。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文本同而末异”的体裁和“文以气为主”的风格,批评了“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文学批评态度,竭力倡导一种客观公允的审美态度。晋代陆机《文赋》是分析中国古代研究文学创作过程及其审美特点最早的专文。文学创作的发生、构思、灵感、创作方法、文体特征等,较之曹丕,《文赋》都有更为深入、细致、全面的分析。挚虞肯定诗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批评“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揭示了中国美文学的心灵表现特色。刘勰在南齐末完成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分文之枢纽、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全面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作家论方面论及“德”“气”“才”“学”,发生论方面论及客观生活的触发和具有丰富感受的主体,艺术构思论紧扣“象”与“情”的互动,创作方法论方面深入剖析了 “比兴”“用事”“夸饰” “声律”等,批评论方面建构了完整的“知音”说,并用“原始表末”的历史主义方法品评历代文体作品。通观全书,贯串着“以雕缛成体”的形式美和“辩丽本于情性”的情感美观念。萧绎、萧统、萧纲兄弟以皇帝、王子之尊,编选历代美文,创作宫体诗,倡导“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具有文采美与情感美的美文。如此等等,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美文自觉的时代,尤其是诗文的辞采声律美与情感风流美澎湃勃发的时代。